文史 | 胡阿祥: “天下之中”及其正统意义
文史知识 2021-10-08 10:00

2010年当地时间7月31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发生了一桩对世界、对中国、对河南都颇具意义的大事:中国河南省登封市“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天地之中”,何等气派的定位!它显示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认中国为天下之中的国家、认河南为中国之中的区域、认登封的某些方面为河南之中的观念;而这样的观念,起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们那里,得到了首肯:从审议到通过,仅仅15分钟,而且没有一位委员提出异议。

核诸现实与历史,河南为中国之中,的确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河南人以“中”这个单词表达可以、行、同意等等的意思,河南的雅称有“中州”、“中原”,这都不见于中国的其他地方。而在有些失落的现实与相当辉煌的历史的比较之下,哪怕围绕河南的调侃,也显得那么的别致:好不容易有座山,还是平顶山;好不容易开家店,还是驻马店;好不容易见到太阳,还是洛阳。诸如此类的段子,在外地人的嘴里,不乏对河南历史地位的怀想;在河南人的心中,则透着股心酸的味道。

以平顶山为例,略居中国之中的河南之中,介于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古都之间,其历史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建市虽晚至1957年,文明史却早到周代的应国,并有着“中原鹰城”的美誉。

再以洛阳为例,在久远的中国历史岁月里,它是灿烂的太阳而非落日的馀晖。地理上,今天“我们的大中国”其实发轫于洛阳这个“小中国”;政治上,洛阳作为正统的象征,更是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都是饶有兴味的话题,且可加深我们对洛阳所在的河南、河南所在的中国以及洛阳近邻的平顶山历史地位的理解。篇幅有限,我们不妨就此截取几个时间断面,约略言之。

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贾村出土了青铜器何尊,其铭文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这段铭文的意思是:周成王初迁居于成周。先是周武王克商后,在庙廷祭告于天说:我将居此中或,自此治理民政。按,何尊铭文的“中或”就是“中國”,《说文解字》段注说:“或、國在周时为古今字。”而依据近世学者的普遍看法,周金文國字早期作“或”,表示“执干戈以卫社稷”,后期加“□”以为國界,属于文字上的自然演变。至于这个目前所见最早出现的“中或”所指,稍玩文意,即知就是“成周”。成周者,周成王时周公营建雒邑二城,西面一城在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称为王城;东面一城在今洛阳市白马寺东,称为成周。

洛阳白马寺

把成周称作“中国”,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证据。如《逸周书·作雒》:“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汉书·地理志》:“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说苑·至公》:“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词有倒正,这里的“土中”、“中土”、“天下之中”意思是一样的;换言之,以成周或雒邑为中心的一片地区,可以称为“土中”、“中土”、“天下之中”。比如直到西周晚年,史伯说天下形势,仍以成周为天下之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扬、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国语·郑语》)而就成周言,更可直接称为“中国”。因为在中国古代城邦制时代,所谓“国”是以城圈为限的,城圈以内为国中,住在城圈里的人称“国人”,城圈以外为郊,郊已不属于国的范围。引申之,成周被称为“中国”,是因为它乃“土中”、“中土”、“天下之中”的城。

问题在于,周人为何要将以成周为中心的地区视为“天下之中”?

从地理学角度言,“中”是相对的概念。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至于政治地理上的“中”,当夏、商、周三代时,所指地域更是多变。具体到周武王灭商以后的政治地理形势,则“天下之中”正在以成周为中心的这片地区。

以成周为中心的这片地区,本来是夏的中心区域。以此为准,起于黄河下游的商与起于泾渭之间的周,分居东、西。只是这种夏为中、商为东、周为西的方位,在夏商西东对峙、商周东西对峙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及至周灭商,以夏、商旧疆与周人本土为基础的中、东、西格局,方才趋于明朗,《左传·昭公九年》所载周人詹桓伯的话就明确揭示出了这一点:“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在这里,“西土”实为灭商前的周人本土,有今甘肃东部至山西汾水下游之间;“东土”抵海,是周公东征以后最终确立统治权的土地。先是周武王灭商,统一商都以西土地,对商都以东土地的统治权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周成王时,商馀民及原本从商的东方夷族反周,周公东征,三年尽定东土。为了加强对东土的控制,周公筑王城与成周,并以成周作为镇抚东土的陪都。而总括此时的周人疆域看,夏的中心区域即以成周为中心的地区,介于西土、东土之间,所以被周人认作“土中”、“中土”、“天下之中”。

周人以夏的中心区域为“天下之中”,可能也有着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考虑。在灭商的过程中以及灭商后,周人一直自居为夏的继承者。如《尚书·立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这是说天帝降罚于商,命我有夏,得用商之天命,抚治万民;又《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这是说周文王的政治影响由近而远,“区夏”最近,指周本国。然则周以夏自命而不承商,一是因为周人的祖先后稷原系夏的联盟成员之一,《国语·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二是因为夏、周与商本来不属同一文化系统,前者出于西,后者出于东。如此,周人以夏自称并以夏的中心区域为“天下之中”、以“成周”为“中国”,实在具有一种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号召作用。

综上所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克商,克商之初,就有在今洛阳一带营建雒邑的计划,并已称之为“中国”,这也是“中国”名号的最早确见时代。公元前1036年(周成王七年),周公营建雒邑二城,其中的成周被称为“中国”;称成周为“中国”,又与当时的疆域形势以及周人在政治、文化方面的考虑有关。据此我们也可以获知,今天的“大中国”,竟然渊源于三千馀年前洛阳所代表的“小中国”,而这无疑显示了洛阳在“中国”名号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

公元356年,东晋权臣桓温北伐,收复西晋故都洛阳。及至362年,桓温上疏司马丕(哀帝),请求朝廷由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还都洛阳。《晋书·桓温传》:“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使惠风阳泽洽被八表,霜威寒飙陵振无外,岂不允应灵休,天人齐契!……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则陛下盛勋比隆前代,周宣之咏复兴当年。”

在当时胡族入主中原、汉族政权退守南方的形势下,桓温以为,光复洛阳旧京、疆理中区华夏,乃是天人齐契的期望、比隆前代的盛勋,关系到冠冕万国、朝宗四海的天朝声威。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之南北分裂时代屡次发生。桓温之后,如东晋谢玄、刘裕,南朝宋到彦之、梁陈庆之,都曾收复洛阳;每次收复,也都会引起南方建康朝野迁都洛阳之议。然而也因为志在洛阳的政治目的太过直接与明显,决定了东晋南朝的北伐往往逆水而上,过分依赖水军,战略战术单一,从而导致失败;另一方面,对于入主中原的十六国北朝胡族政权来说,一旦拥有了洛阳,也就平添一股豪气。在这股豪气的作用下,甚至膨胀起天下归一的雄心,如前秦苻坚为了解决“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的缺憾,不切实际地“起天下兵以讨之”(《晋书·苻坚载记》),发动灭晋战争,结果陷入国灭身死的万劫不复之局。如此看来,“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汉书·张良传》)的洛阳,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时代尤其是南北分裂时代的攻守格局,南方汉族政权北伐的一个关键指向,往往即是洛阳所在的中原核心地区;而北方胡族政权南征的一个促成因素,则是既有洛阳、就当天下归一的政治逻辑。

这样的政治逻辑,基础于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与文化地位。地理的居中,指洛阳在内地农耕社会的地域范围内,最为符合“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帝王奠都条件;文化的居中,如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宣布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面对反对迁都的鲜卑保守势力,拓跋宏劝道:“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魏书·广陵王传》)

也就是说,非汉的胡族如果不居中原、不都洛阳,将缺少文化、无法博见多知。而拓跋宏毅然迁洛后的举措,也以“文化”为重心,比如禁鲜卑语与鲜卑服,改胡姓为汉姓,以洛阳为籍贯与葬地,鼓励与汉人通婚,行门阀之制,任中原儒生,如此等等,然后就是起兵攻齐,欲求统一。虽然其后的北魏,很快上演了六镇武人变乱、分裂成为东西以及后来鲜卑民族消失的悲剧,英年早逝的孝文帝却在中国传统的主流史学评价中,获得了极高的美谥。如葛剑雄教授誉之为“盖世英雄”;1996年,《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先生对担任《拓跋宏评传》审稿人的笔者说: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孔子,外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汉族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孔子,少数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拓跋宏!

桓温虽存“无君之志”,但不废其“观兵洛汭,修复五陵”的可称之功;拓跋宏虽缺乏权衡地迁都洛阳,并为此赐死少年太子元恂,却成就了其古今中外第三人的评价。汉人桓温、胡主拓跋宏的丰功伟业,又都离不开“天下之中”的洛阳。

何以如此呢?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或可作为注脚:“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正统论中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谁能得到中原的地方,谁便是正统。如果想被人们认为是文化正统的代表,假定不能并吞南朝,也要定鼎嵩洛。”(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四篇)

洛阳为正统的象征,这就是问题的答案。正是在这种正统观念的支配下,退守南方的汉族政权如东晋、南朝、南宋一直着意于恢复中原故地,或者迄未放弃扬言恢复中原故地;而入主中原、具备相当实力的胡族政权如前秦、北魏、金以及元、清的初期,既视拥有洛阳为得地理正统乃至文化正统的最大资本,也以一统华夏为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进而言之,胡族政权起初多以占有传统的中原尤其是“小中国”洛阳为由而自居正统,随着这些胡族政权“饮食衣服”、“诗书礼乐”的汉化,他们更进一步拥有了文化的正统资格。比如迁都洛阳、全面汉化以后的北魏政权正是这样,以致北魏敢理直气壮地斥南朝为南伪、为岛夷。即便南朝之人,如梁朝北伐名将陈庆之,竟也发出了“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的感叹。

离开了中原与洛阳的汉族政权并不放弃正统者,既以皇统继承或禅让为政权的合法性依据,也缘于从传统的汉族儒家农耕文化言,具有居于正统的资格;又不独仅此,彰显正统还关系到军事形势与民心向背,如南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一所云: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王猛丁宁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劝苻坚不宜图晋;崔浩指南方为衣冠所在,历事两朝,常不愿南伐。苻坚违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谋,故有盱眙之辱。也就是说,东晋南朝的政治与文化正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地理与军事的劣势。然则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之世,各别民族、各别政权争夺、宣称、彰显正统的意义,由此可明大概。

欧阳修《正统论》云:“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落实到政治地理层面,统一王朝或者分裂时代追求统一的王朝,必得中原、必取洛阳,看重的正是中原与洛阳所代表的正统。循此,作为“天下之中”的洛阳,成为中国古代王朝理想的定都之地,总计从东周到五代,定都洛阳者共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十一朝,时间长达八百八十多年;而作为正统的象征,争夺洛阳,长久左右了中国古代的军事攻守形势,定都洛阳,也长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走向。

推而言之,因时而异的今郑州、安阳、许昌、开封等古都,其实具有与洛阳相仿佛的“天下之中”的历史正统意味;象征江山永固、接天通地因而为历代帝王常祭的“五岳”之中,嵩山尊居“中岳”;代表中华大地的《尚书·禹贡》“九州”,其中的豫州在后世被敬称为“中州”,由《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所说的“河南曰豫州”,“河南”又成为狭义特指的“中原”。而与这些带“中”的词汇相联系的,是金戈铁马声闻的“逐鹿中原”,是刀光剑影闪烁的“问鼎中州”,是割据势力希望据此自雄的“宅中图大”,是统一王朝企图以之控制四方的“居中御远”。

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中”字,高度凝聚了今河南省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民族地位,形象写照着自古及今河南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特征。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0年第11期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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