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西藏考古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在国家文物局的有力指导下，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全国文物系统的无私援助下，考古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围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考古及历史研究，积极推进田野考古工作，提升考古发掘水平，充分发挥了考古在正本清源、凝聚人心、强化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故如甲木墓地2012M1出土黄金面具

基本情况

从1965年成立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一机构一直担负着安排全区文物考古的行政管理和业务工作的重要角色。由于新时代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 1995年对原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调整、充实后， 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物局。200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负责承担西藏境内地上地下文物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古建筑保护修缮设计和部分科技保护职能。标志着西藏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7年—2011年，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西藏以本地力量为主完成了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共调查登录文物点4277处，其中复查1264处，新发现3013处。“十三五”以来，国家文物局将西藏考古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支持西藏本地考古研究单位携手国家考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四川大学、北京大学、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累计投入资金3443万元，开展丝绸之路南亚廊道、唐蕃古道、茶马古道考古调查及考古发掘和数字化采集保护项目共计175个，其中主动性调查和发掘项目42个，抢救性发掘项目9个，配合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和抢救性发掘项目108个，数字化采集保护项目16个。通过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旧石器、新石器、前吐蕃时期及历史时期考古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收获，初步建立起了西藏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粗略框架。这些成果以无可辩驳的实物资料有效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央政权对西藏行使国家主权的有力标志，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见证。

重要收获

1、旧石器时代考古

近年来，对西藏西北部高海拔区域的那曲、阿里开展的一系列探寻旧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调查中，在广袤的“无人区”旷野发现了大量的地表石器采集点、洞穴遗址、古湖滨营地遗存等。其中，发现于那曲申扎县境内的尼阿底遗址，是重要的发现与代表。该遗址年代距今3-4万年，完全突破了以往学界认为青藏高原腹地不会有早于1万年前遗存的认识。

它的发现意义在于：该遗址是西藏自治区境内首次发现具有确切地层和可靠年代数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海拔4600米左右，书写了史前人类探索、挑战与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纪录；该遗址出土石叶技术生产的石制品，显示与我国北方和西伯利亚地区密切的文化联系，对研究早期现代人群迁徙、融合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2、新石器时代考古

七十年来，西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超过150处，因地理环境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经济模式与生业形态。

一、在藏西北以内陆湖泊为主的区域，主要分布的是以细石器、石片石器为主要特征的遗存，相对应的则是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

二、在藏东、藏南以江河流域为主的区域主要分布的是聚落遗址，与之对应的则是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的经济模式。

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表明河湟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强烈辐射到了藏东澜沧江上游地区，因此，卡若文化分布区也就成为了仰韶文化圈的西南分布区域，也将西藏的早期农耕文化确定在了至少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日喀则市拉孜县廓雄遗址采集的青稞种子测年时间为距今3200年之前，这是目前所知雅鲁藏布江流域与史前农业有关的最西分布证据。

拉萨市城关区曲贡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西藏高原腹地距今约3200-3700年前后的史前文化面貌。

琼结县邦嘎遗址是雅砻河流域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为揭示这一区域的古代文化面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材料。

林芝市巴宜区立定遗址、波密县拉颇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使我们对雅鲁藏布江流域下游地区全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有了初步的认识，为研究尼洋河流域与迫龙藏布流域的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以上这些遗存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使我们比较系统和全面地了解了广布于西藏高原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可以明显地划分出具有强烈地区特征的澜沧江上游卡若文化区、雅鲁藏布江下游拉颇遗址、雅鲁藏布江中游曲贡文化区、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玛不错-加日塘文化区、藏西北湖滨文化区等几大区块，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构建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努力。

格布赛鲁石圹墓

3、前吐蕃时期考古

西藏境内新石器时代之后至吐蕃政权建立前的时间范围大致为公元前1000年前后至公元7世纪初，学界对这一时期有着诸多不同称谓，如“早期金属时代”“先王时期”“吐蕃部落时期”“小邦时期”“前佛教时期”等等。

这一时期的考古学遗存主要是发现于广布西藏各地的墓葬材料，这些墓葬大都是以石板或石块在竖穴土坑里砌筑成石棺或墓室的形制，阿里地区札达县又有石圹墓、洞室墓等形制。

拉萨市曲贡遗址晚期石室墓的发掘，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东周时期的文化面貌，M203中出土的铁柄铜镜则反映了与西亚、中亚诸古文明中的文化交流。

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与札达县曲踏墓地的发掘，尤其是近年来对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的发掘，结合萨松塘墓地、格林塘墓地、丁冬遗址等地的发掘成果，使我们对象泉河流域的物质文化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并清晰地勾勒出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序列，从而为解构西藏西部地区的象雄文化提供了实证材料。

昌都市贡觉县香贝墓地、洛隆县柔旺卡墓地、边坝县曲赤岗墓地、比如县城西墓地等处石棺墓遗存发现了为数较多的具有川西高原石棺墓遗存文化风格的陶器标本，充分证明远在汉晋时期就有连系岷江上游与藏东三江流域上游地区的交通孔道，为唐宋以后逐渐成熟的川藏古道开辟了历史先河。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些材料进行深入研究，或许可以为厘清苏毗部族的文化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支撑。

林芝市巴宜区都普墓地、波密县阿岗绒墓地、巴托卡墓地、易贡乡曲孔石棺墓的发现与清理，为我们了解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日喀则市萨迦县典掂墓地、仁布县让君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后藏地区的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山南市乃东区结萨墓地、洛扎县厅村墓地、扎囊县都古山墓地、顶布钦墓地、隆子县夏拉木墓地则集中反映了藏南地区的文化特征，从地域与年代而言，这可能就是与雅砻部族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

那曲市班戈县扎迥俄玛墓地是藏北羌塘高原少有的春秋时期墓葬材料，为早期人类在无人区的拓殖史提供了重要证据。

以上这些距今3600-1600年前后的各类墓葬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为探讨这一时期西藏高原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进一步探索西藏地方考古学文化发展及早期复杂化社会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新依据，更为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丰富多彩和真实可信的实物资料。

4、历史时期考古

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建立吐蕃地方政权，结束了青藏高原小邦分治的时代，标志着西藏地方在祖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格局中，由氏族部落和小邦政权进入区域性的多元统一阶段。吐蕃政权统一青藏高原标志着西藏进入有确切年代记录的历史时期。

对吉隆县“大唐天竺使之铭”题刻、察雅县仁达摩崖造像、藏东吐蕃摩崖造像、拉萨协山谷摩崖造像、帕当巴寺、夏鲁寺等遗存的调查与研究，有力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的有效治理、藏民族与各民族共同建设西藏的历史。近期开展的“南亚廊道”等交通路线的考古调查，进一步深化了对历史时期西藏与祖国及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认识。

吐蕃政权时期的遗存主要是广布于西藏中部的封土墓，琼结县藏王墓、洛扎县吉堆墓地、朗县烈山墓地、拉孜县查木钦墓地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墓葬形制及遗物显示出其与中原文化，以及与周边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特征的相关性，展示了早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班戈县欧聂墓地出土的蓝地白花斜纹经锦蚕丝织物、柳梧新区嘎尔琼拉康出土的八瓣莲花联珠纹瓦当等遗物为研究唐王朝与吐蕃地方政权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证据。

对古格王国遗址的研究表明，建筑类型有佛教建筑、王宫及民居、军事设施、道路与暗道等几大类，采集、清理、出土了大批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和佛教艺术品，对研究古格王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建筑、宗教文化和艺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皮央·东嘎遗址发现有石窟、佛塔、佛寺、僧舍、土墙等遗迹，对其中的部分佛寺建筑遗址进行的局部发掘，出土了彩绘泥塑佛像、木雕、铜佛像、石雕、骨雕、牙雕、桦树皮印像、藏文佛经残页、唐卡等遗物。

对萨迦北寺得确颇章、古绒、乌孜大殿、南寺羊马城墙及护城河等进行的发掘，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通过发掘，对其主要建筑的历史沿革、建筑技艺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调查中发现的佛教壁画和考古清理出土的铜像、擦擦、泥塑遗物显示出以萨迦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后藏上部地区佛教艺术较西藏其他地方的佛教艺术有着较为独特的特征。

此外，对加查县达拉岗布寺遗址、朗县朋仁曲德寺遗址、工布江达县关帝庙遗址、亚东海关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为研究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西藏、维护祖国统一的政策与举措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尼阿底遗址发掘现场

下一步打算与计划

西藏考古事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和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按照国家文物局主持召开的西藏考古工作座谈会的布置与要求，以《西藏考古工作规划2021-2035》的安排，全面有序推进田野考古工作，提升考古研究水平，构建西藏考古时空框架，建设西藏考古学科体系，加强跨区域、多领域合作交流，增强西藏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考古工作的新成效为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一、加大区域性考古力度，构建区域文化序列。扩大考古调查的覆盖度，提升学术质量，加快组织对重点遗址的发掘，运用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准确识别不同时期考古学遗存的性质和年代，构建西藏考古学文化体系，丰富早期中华文明研究内容。探索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特性，构建起以考古材料为主线的西藏古代史。

二、加强科技运用，探索高原考古理论。积极推进多学科全面介入，注重绝对年代学数据积累，重视史前至历史时期的区域宏观尺度和遗址微观尺度的环境变化，注重动植物资源利用的本地特点，及其与经济形态、文化面貌和社会转型的关系，开展古人类DNA和同位素研究，探明人类高海拔适应策略及族群关系。结合世界范围内其他高海拔地区的考古经验，探索青藏高原地区人地关系和文化发展的独特理论。

三、服务国家安全，积极开展边境考古。深刻认识西藏边境安全面临的复杂形势，积极谋划、主动出击，加快西藏西部考古发掘成果研究与发布，加强中印、中尼边境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深入了解自古以来我国与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为国家边疆安全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和丰富的考古实物证据。

四、强化保护措施，提升现场保护力度。充分提高考古工作现场文物保护意识，健全考古现场文物保护机制。针对高原特殊环境，研发现场遗迹及出土文物保护新技术，将文物保护由实验室前移至考古现场，使大量质地脆弱或易损文物在第一时间得到及时、妥善保护，有效留存文物信息，为后续遗址保护、考古研究和展览陈列提供真实、完整、有效的考古材料。

五、加快成果转化，发挥公众教育功能。加快考古资料整理出版，积极促进考古成果的社会转化。通过重大考古遗址研究、保护和展示，利用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向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公众考古和宣传教育，向海外展示西藏文化遗产保护的卓越成就，凝聚文化共识，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六、加强基础建设，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多措并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改善文物考古机构专业实验室和文物库房等条件，完善田野考古、资料整理、实验室分析经费的投入和使用机制，建设青藏高原动物、植物和人类骨骼考古实验室。深化西藏文物考古和研究工作体制机制改革，重点建立以西藏本地文物考古机构为主体，全国文物系统对口援助相结合的工作体制，完善重点项目文物考古与保护工作机制，健全文物考古成果共享与转化工作机制。

作者：西藏自治区文物局

来源：国家文物局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