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草原的不同，地理因素，以及农业固定性与游牧移动性的不同社会性格，形成了古代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横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则有一条非常明显的人为界线出现，便是迄今仍能见到的万里长城。
从大体而言，汉式农耕事业已到达很难利用的真正草原为止。长城以外，断然放弃，长城以内，便是被圈定可供农业发展的所有土地，这些土地，秦始皇和他的政治家们确认必须统一划归“中国”。全面隔断草原—耕地的万里长城，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界线。
长城之作为国界线，其性格至汉朝仍然明朗，这从汉朝政府与匈奴间往复公文的内容可明示。文帝对老上单于的复文：“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书》匈奴传上），便确切说明了两国间系以长城为国界。
匈奴以来二千年长城内外长期斗争中，游牧民族始终站在主动地位。游牧骑兵凭了他们的机动与速度，一次有力的突击，无须占领，只是迅速攻击与迅速撤退，屠杀、破坏和带走俘虏及其财产，已使措手不及的被侵袭地区相当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而定居社会要发动侵入草原的反击与远征，却不能那么轻而易举。
王莽令匈奴改称"降奴",单于改称"服于"
公元之初，划分汉朝为前后期的短暂新朝皇帝王莽，发动十二位将军分道远征匈奴时，奉命出征的将军之一严尤，当时曾上书指陈这个计划难以行得通的理由：
“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
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
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
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鍑，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有（力）不能，此四难也。
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汉书》匈奴传下）
这是篇长城斗争史上富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所分析的动员、后勤补给、运输、地理气候影响下生活习惯不同、行军与战术运用等五“难”，明晰刻画了为什么汉族多数时间只能处于被动的客观条件。所以，除非汉族在国力充实时期，而于情报封锁、间谍利用、敌情判断、战略与战术运用等各方面又都配合得当。否则，汉族部队在草原上徒劳往返，便是失败。惟其如此，汉族非迫不得已，或着眼于定居社会更大与更久远的经济利益，通常都不肯轻易投下这笔资本。
游牧民族战斗性是最突出的一面。游牧生活必须移动，移动本身便是战斗，而推动游牧民族战斗性表现，又是所附着的外向性。换言之，游牧社会有其非向自己世界以外发展不可的内在条件：定居地带可以与草原隔绝，草原上的游牧社会却不可能与农业定居社会切断联系，必须与之发生经济上的往来关系。这是欧亚大陆泛游牧经济文化圈共同现象，非独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为然。
游牧民族与周围定居地带间的交换式贸易，只是他们取得所需要物资途径的一种，如果交换所得不能满足其欲望，或者自己缺乏可以交换的商品而仍须满足物质欲望时，途径立即会转变。转变的形态，便是掠夺，一种更为直接的取得手段。
契丹骑兵南下打草谷
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而与汉族曾在长城线上接触的游牧民族，几乎都须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成长在草原上的时代；其二，投身入农业定耕地带的时代。而待到第二个阶段时，他们不但不再代表游牧势力，而且实质上已被吸入汉族范畴。历史上与汉人展开斗争的游牧对手，也因此必须限定在前一阶段，而不能包括第二阶段。
游牧民族如何移住汉族环境而变质，亦即如何由第一阶段转进第二阶段？早期与后期历史现象并不相同，转变关键与共同前提都在于跨越长城线，而跨越的方式，早期与后期有异。在于早期，五胡中任何一“胡”的通过长城，都不是凭武力优势，而是在效忠汉族的誓约下和平达成的。经过汉族生命力最旺盛期的唐朝，情形便有明显差异，北方民族尽管仍因移入长城而丧失游牧性并变为汉族，移住的方式，却一律呈现为大举侵入与征服。
所以，长城内外的斗争，游牧民族优势须至后期才明显，早期并未存在这种感觉，呈现的是力的均衡现象，但是，即使早期，斗争主动也把握在游牧民族手中。至为容易认识，最初是游牧民族出现在汉人面前，而非汉人出现到游牧民族面前，虽然自此一千年中斗争的胜利面归于汉族，每一斗争阶段也都以游牧民族投降汉族为结束，斗争的引起，却每一次都是前者而非后者，即使投降或妥协，其事仍由游牧民族决定，这些都是主动的表现。也惟其游牧民族潜在这股主动力量，后期方能升级为明显的优势，合主动—优势—征服而为一。
汉族非必要时不越出长城线，但草原的地理条件永远是其最大限制，尽管远征军一次又一次深入草原，却没有一次能作较长时间的占领，更不必想望统一耕地—草原，或移民往北尝试汉化草原环境。惟其如此，汉族登上草原之后，即使一切顺利，处理方式也不出两途：
歼灭敌人主力与作一次全面性扫荡，驱逐游牧民族往更远处，占领便告结束；或者，在军事优势下，压迫游牧民族投降，服从汉族中国领导，占领也告结束。
游牧民族方面，无论早期投降式进入长城，或后期从侵入发展到征服，其移住长城之内的事实则一，而待到进入长城与人数比他们多过数十倍的汉族共同生活，遭遇命运也相共通。最初，必须放弃部分机动性，以及修正固有游牧经济社会形态来学习汉化，才能适应汉族环境。
以后，待不断调整经济机能与生活方式至完全适应汉族环境时，他们也已全行丧失机动能力而成为农耕汉族。这条历史轨迹几乎成为公式化，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附庸游牧民族或征服游牧民族。所以，游牧民族进入汉族中国，结局如同汉族登上草原，不发生什么决定性影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游牧民族移住汉族中国过程中，堪注意是被放弃与空虚了的原居住草原地区，立刻会有另一批移动性游牧民族填补。或者说，另一类新的游牧民族开始活跃于草原。这种草原主人递棒或接力式出现与嬗代，正代表了游牧历史一大特征，与定居社会的朝代嬗代为同一意义。但古代游牧世界主权授受转移的新陈代谢研究，却不能如对定居社会的顺利，今日给予学术界相当困惑。
以最早雄长飞扬于大草原上的匈奴为例证。“匈奴”只是代表性名称，本族之外，凡属匈奴游牧大帝国联盟成员：突厥系诸民族、东胡系诸民族、西方系的塞种、今日藏族前身的羌族，还有投奔草原胡化了的汉族，都划一被称为“匈奴”。
这些部族当匈奴强盛时代，全体被“匈奴”这个名词所概括，唯有他们参加联盟以前，以及匈奴衰退、联盟破坏，他们自身的民族称谓才被认识。以后匈奴人一部分投入长城之内，一部分西迁欧洲，这些都不可能全属匈奴本族，留在草原上的匈奴人与原匈奴联盟其他会员民族，或其他新自草原以外加入游牧阵营的民族混合，尤属必然。史料中便有十万余落匈奴人（也非必全属匈奴本族）参加鲜卑集团的记录，自此匈奴草原历史中断，匈奴民族名词，倒反便被鲜卑与其他同时期诸民族所替代。“新”民族中具有匈奴人血统为不言而喻，但血统上如何调整，则不可知。
同时欧亚大陆游牧世界有其整体性，自西而东，或自东而西，任何一地区的局部形势，推进或撤退，都容易影响全体。历史时间愈往后移，关系也愈复杂，说明愈增加困难。但不论如何，草原游牧民族演进的整体性历史路线，则是具体而清晰的：一方面，本身的新陈代谢，波涛起伏不停；另一方面，与定居社会间的相互排斥以及不断斗争。
从中国历史说，当匈奴联盟解体，便会有草原侧翼的东胡系鲜卑与草原背后的突厥，相继兴起接收草原，接替游牧政权，使汉族北面，不但整个都是敌人，也恒久都是敌人，而接触的地点，则是万里长城。
长城地区尽管恒久是个战场，不是汉族越出攻击草原，便是游牧民族突入侵略汉族中国。但无论长城的出或入，却都不具有决定性。汉族不可能在草原上定居，游牧民族进入长城内便会被同化，汉族仍然是汉族，草原游牧民族则是一波之后又一波，两个世界始终对峙。十三世纪统一欧亚大陆的蒙古人，虽也一度统一中国耕地与草原，结果却是失败。
满洲八旗
这种局面的结束，须待长城历史届抵二千年的十七世纪来临。而终止斗争并统一长城内外的，主角既不是汉族，也不是草原上游牧民族，乃是接近耕地，同时也接近草原，对双方都有相当认识和经验的中国东北境内森林里的满洲人，虽然满洲人最后同样逃不脱汉化的历史命运。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史与世界史是分隔的，中国史看不到世界，世界史里找不到中国。《姚着中国史》兼容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史学的研究与写作方式，打破了传统中国史的认知茧房，具有以下鲜明的特色：
1.突破了传统中国史由中原向外层层推演的藩篱，为秦楚这些半边缘国家正名。
2.对东汉以来豪族演化的历史叙事，蕴含着为生民立命的庶民情结。
3.对五胡建立的胡-汉联合政权的本质辨析，客观展示了大分裂时期的民族纷争与融合。
4.正视辽金元这些来自长城以北的草原征服者，并将其与汉族政权进行平等观照。
5.在域外与中国动态联系的环境中考察中国历史，爬梳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渊源。
6.摆脱了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叙述的窠臼，广泛利用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增强了历史解释力。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