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映的电影《中国医生》中，袁泉的表演颇受认可，她仿佛在出演一位女将军，慈悲而坚定，呵护着一方人民，与飘忽不定的死神作战。而袁泉也表示，自己在出演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时，就仿佛在战场上，防护服就是她的战衣，穿上它，就能够迅速地进入状态。

还没有看到《中国医生》的剧本，袁泉就决定出演这部电影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拒绝的一部戏，它的价值超出了一部电影本身，所以，我是主动请战的。”然而，在拍完这部电影后，袁泉感慨万千，她觉得医护人员在现实中的救死扶伤既要求高难度的专业性，又要有强大的内心信念，作为演员，只能全力去接近这个境界，但无法抵达，所以，她拍完这部戏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医务工作者，真的很伟大。”

演员在拍摄当中，只是学到了这一套操作

袁泉认为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这个人物代表了整个医疗界的中坚力量，“他们具备的心理素质，是常人没有的。这也是我在整个电影拍摄当中一直想要去体会，又觉得差得很远的地方。他们身上有临危受命时候的沉着、冷静，有长年积累的专业的经验、判断。他们不会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只要穿上白大褂，就是一个专业的状态。在这部电影里，他们偶尔会有一点点情绪的流露，这也是非常真实的。在疫情期间，这些医务人员回不了家，电影中，文婷作为重症医学科主任，也不可能按时下班，有多个重症监护病人需要她去照看，始终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中。”

为了保证影片的专业性，《中国医生》剧组请来了多位医学顾问，初次见到他们，袁泉说这些医生护士都有一种特别坚定的力量，特别乐观。“我们问他们当时是怎么经历过来的，他们回答得特别质朴，说‘就是扛过来的’。你相信专业的力量，然后拼尽自己全力，去把手上接到的每一个病人安排好，做好护理，那时候脑子里想不了别的，这就是职业精神吧。”

作为重症医学科主任，袁泉在片中有不少医疗戏，像上ECMO、插管、做气胸手术等等，拍完之后袁泉深有感触：“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病人很多，突发的状况也都不一样，所以很多手术都要迅速去做判断，确定要给病人如何治疗什么，才可以救命。我会想，如果真的在现实中，医生的每一个判断，影响到的是一个个生命。他们得有多么强的专业、经验、以及信心才能应对啊，他们有着强大的信念，很了不起。”

而除了学习技术上的操作，袁泉还会和医学顾问们聊天，了解“一个医生的自我修养”：“ 我们经常询问他们在这种危急突发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他们坚持下来，比如说，在手术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时会是什么感受，怎样去寻求帮助，把这个手术圆满地完成。他们讲述了很多细节，其实不是纯粹的技术上的操作，它在技术操作的同时，是需要很强的心理支持的。所以坦白讲，演员在拍摄当中，只是学到了这一套操作，跟医护人员抢救病人时的真实情形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拍过的最拿不准的戏

对于医护工作者的信念感，袁泉坦承自己直到拍摄结束都没找到：“《中国医生》大概是我拍过的作品中最拿不准的，每拍一场戏都有一点恍惚。感觉了解的越多，越能感觉到它的不可控。某些医疗剧展现的是医生准确地掌握病人的病情，救死扶伤，这会让你觉得医护人员非常帅。但是，我在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会觉得他们每走一步都是如履薄冰的，他们的那种帅，是一种非常职业感的呈现。我在整部戏里一直都在试图去靠近这种状态，但这太难了。”

袁泉透露，自己在表演时，根本不用为角色设计慌乱感，因为是真的慌乱，“疫情对于大部分的医务人员来说，都是一个完全突发的状况。他们面对的每一场手术，每一个病人，都是在内心混乱之后的冷静。”

袁泉努力让自己在控制不住的慌乱当中寻找稳定感，而越投入，就让她越发钦佩医护人员的这种稳定，“一个成熟的医务人员，经过十几年或几十年的专业学习，加上多年临床经验的积累，那种上手的感觉，真的不是演员几个月、半年，掌握了技术流程，就可以觉得心里很有谱，说自己可以做到的，这是不可能的。从《中国机长》到《中国医生》，我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每个职业都很神圣，都是很难在短期之内就进入的。都是需要别人花费他的大半生时间，才能成就他在这个职业上的成就、位置，都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的。所以，现在我去任何地方看到不同职业的人，都心生敬畏，这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的特别难得的经历吧。”

片中剖腹产那场戏都是在真实的手术室拍摄的，给袁泉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你平时作为病人不会去观看自己的手术，当在拍摄时，真的看到那些血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什么样的能量才能够支撑你站在手术台边上完成这些细节？那么繁琐，要求绝对地精准。”

一天穿了8小时的防护服

袁泉在片中穿防护服的时间很多 ，她说自己没有算过自己一天穿了多长时间，“每天就是开拍了穿上，中间休息的时候也不能脱，因为要等待。有的时候也是不愿意自己在休息的时候换衣服，因为换了衣服一下就舒服了，舒服下来你感觉可能就不对了，所以还是会接着穿。来我们剧组的江苏援鄂医疗队一个叫大林的女生特别可爱，有一次她跟我说，袁老师，你知道你最长的一次穿防护服穿了多久吗？我说我不知道。她说8个小时。她说我们在看着，你穿了8个小时。但我自己没有印象，也没有去想过。”

对袁泉来说，防护服是她入戏的“通道”，穿上就会有戏里的状态：“没什么感受，因为就像打仗一样。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觉得，好像每次拍做手术戏时，会觉得我仿佛接近了真正的大夫。因为那就像是披着战袍去打仗的状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一样，常常是一个长镜头下来的。”

进入到那种状态，袁泉说疲惫或其他情绪，都感受不到了，袁泉的腿本身韧带有点问题，拍的时候她完全不觉得疼痛 ，觉得好了，然而一个上午拍完，休息一个小时以后，疼痛又回来了。所以,袁泉觉得当时的大夫们也一样，他们不会有时间，不会有精力再去关注自己，疲惫好像就消失了。她透露：”真的有大夫36小时没有合过眼睛，就是一个病例接一个病例地处理，你想那需要什么样的体力跟能量。所以，刚才说穿防护服8个小时，当然会有累的感觉，就导演喊‘停’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可能需要一个支点，稍微喘口气。但说‘再来’，开拍的时候，瞬间又忘记了。我想他们在临床当时去救病人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有一种奋不顾身这种感觉。”

袁泉穿脱防护服的熟练被大家称赞，她却说自己还达不到专业水准，“他们的速度可快了，因为脱防护服的时候，你要避开污染面，要非常注意那些细节。我们其实还做不到那么熟练。而且我们拍戏不会像真实情况做得那么周全，因为太麻烦了，因为每完成一步，就要做一次手部消毒。”

控制自己的眼神，沉住气不慌

《中国医生》里的演员们大部分时间只露出眼睛，只能用眼睛来传达情绪，剧组里其他演员都说袁泉是最没有困难的，因为她的眼睛全是戏。

袁泉笑说可能在别人看来眼睛大是一个优势，但在她自己看来，反而是要更多的控制，控制情绪，“因为医生这个职业上，有的时候你的个人情绪是不能流露太多的。对我来讲，这个反控制其实是一个难题。控制自己的眼神，让它尽量地不流露自己的情绪。”

如何做到不流露情绪？袁泉说自己的办法就是永远告诉自己不要慌，“但是不慌不太可能，所以我拍这个戏一直在告诉自己：沉住气，不慌。”

从进组的第一天，袁泉就让自己抛开所有以往所谓表演的经验，因为《中国医生》讲述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走到医院里看到的这些医务人员的状态，它是不具有表演性的。它并不需要你随时随地神采奕奕，因为关注点不在这里。特别是在疫情当中，可能大家所经历的更多的是不安、疲惫，体力透支带来的绝望、崩溃，然后再重新建立信心。”

袁泉认为这次表演的感觉像一棵树，“树的表面是糙的，会让你的手磨破的，但是它的根扎得很深。所以细节上会觉得不要化妆，头发不能太整齐，因为文婷主任没有时间，她的精力全部都在救人上。”

永远戴着口罩，脸上有很多印痕，穿防护服很长时间，有的时候拍一个手术下来，全身湿透，这种状态让袁泉觉得自己在进入角色：“你跟真正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相比，肯定到不了他们那个状态，但是，你也似乎感觉到，在你疲惫不堪的时候，好像跟他们接近了一点点。在这个戏里，任何的舒适感跟角色是不搭的。”

所有的真实，都是无限接近，却无法绝对还原

刘伟强导演拍戏以快著称，袁泉认为这种速度是基于前期充分的准备。刘伟强很早就去武汉、广州和医护人员采访、聊天，做了很多工作，在演员进组前，他把能提供给演员的都呈现出来了。“我们演员第一天到现场的时候，就觉得这里好像就是当时疫情中的某一个场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病房、重症监护室，所有的细节，细到白板上的字，时间、片子。导演做了所有他能够做的，让我们迅速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的所有准备。”

而且，刘伟强导演虽然拍得快，但是他很细，“他会过来给你点一下，你会觉得‘哇，那个是准的’。比如说插管喉镜，医学顾问冉老师在现场示范，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发现导演对这一切已经了然于心，包括技术，手的角度等。我们不可能真正地插管进去，导演会说你要想象下面是一个长的管，这个弧度，你要用你的手的变化做出来。他在专业技术和他的镜头之间，有一个很明确的连接，他会把这些告诉我们。还有很多是情绪上的，演员难免有的时候进入到某一个情绪，但导演会告诉你‘控制、控制，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个人情绪的涌现得太强烈，在他看来不是准确的，他眼里的医务人员，不管自己心里有多恐惧，都被压到了心底。因为他们需要给周围的人，给病人，包括给同行，传递出支撑，所以他们会把恐惧压到最底下，表现出来的是沉着的、冷静的、靠谱的。”

而为了追求真实，袁泉说剧组每个人都在尽全力地去营造一个真实的氛围，“现场的道具、置景，包括灯光，设备，都是真正在医院里面用的，我觉得全组的工作人员都是很用心地在努力地向真实贴近，而我在拍的过程当中，也越来越对这个职业肃然起敬。”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