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北京红色地理|沉沉夜,十八位干部遇害北箭挡 朗朗天,四九年公祭移葬烈士陵
北京青年报 2021-07-01 13:00

庆祝建党100周年寻访北京红色地理

第8期地坛公园东侧十八烈士牺牲地

100年前的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为了庆祝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缅怀革命历史,弘扬红色情怀,北京青年报与北京市档案馆携手推出系列报道,以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依据,寻访北京红色地理,重温革命先贤探索救国的真理,追寻民族觉醒、奋进的伟大道路。

王荷波烈士

地标

6月26日上午9点,天气微阴,“青睐”会员们和北京市档案馆专家王兰顺在地坛公园东门准时集合。这次寻访的目的地并不在地坛公园内,而是位于地坛公园外两处相距不远的地点,即王荷波等18位共产党人壮烈牺牲之地和埋葬之所。

1927年11月18日深夜,包括王荷波、王敬臣、刘惕庄、杨鹤云等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重要干部和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被军阀反动派枪杀于地坛公园外东北处的箭挡西侧,而后又被草草掩埋于地坛公园东侧的东营房一带。

活动一开始,王兰顺就道出了这次寻访的特殊之处:因为历史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名烈士牺牲和埋葬的地点可以说没有留下什么印迹,但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重走烈士走过的革命之路,会令人真正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来之不易。

地坛外北箭挡

王荷波等18名党的早期领导人被杀害于此

王兰顺在现场拿出了一张放大后的老地图照片,显示的是《1930年北平特别市城郊图》的局部,也就是如今的地坛公园一带,不过当时的地坛公园被标注为市民公园。王兰顺指着地图上地坛公园东北角的一块凸起说道:“这里就是北箭挡,当年18位共产党人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杀害的。”

如今这个地方有了什么变化?众人跟随王兰顺的脚步从地坛公园东门开始往北走。

这天正值周末,地坛公园外有不少前来运动休闲的市民,有的在散步,有的在打球,有的在唱歌,十分热闹。“时隔百年,这里的历史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是荒地、田地,是烈士牺牲的地方,如今车水马龙。”王兰顺看着人群有些感慨。

王兰顺介绍道,箭挡的挡墙是古时候用以阻挡射箭流矢的建筑物,与地坛外这一军事设施相连的北坛墙外西侧,就是古代的军事教场。

从地坛公园东门开始,众人约莫步行了三分钟,便来到了地坛公园东北角的十字路口。王兰顺手指向北面说道:“原来的北坛墙已经拆了,中间打通成了东西向的马路,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和平里南街,过了马路的北边已经成了东单菜市场。北箭挡的所在地,实际上就是从我们所站的位置到东单菜市场这一片区域。”

1927年的那个深夜,18位烈士就是在这里被反动派枪决杀害。当晚与王荷波一起遇难的有:段伯川、王敬臣、王尽中、王德林、王光临、盛志权、刘惕庄、杨鹤云、安辛生、颜蔚圃、董枝皋、王端、陈舜臣、罗采五、王蕴中、余永藻、吴可。

东单菜市场所在片区即十八烈士牺牲地

地坛公园东侧消失的“东营房”

十八烈士遗体的掩埋地距被害处仅300米

王荷波等18名共产党员被枪杀在地坛外东北角箭挡处后,随即被反动派挪移并草草埋葬。王兰顺告诉大家,埋葬地距箭挡仅300米左右,这也是“青睐”寻访的第二个地点。

众人跟随王兰顺先步行回到了地坛公园东门,再从东门往东走了大约100米,在一栋标有“和平里五区”的居民楼前停下了脚步。“当时这片地方还是耕地农田,而且一直到1950年代之前还叫‘东营房’,档案记载,18名烈士就是埋在这附近。”王兰顺说。

1950年代初,安定门外被列入北京市首批开发建设的地区之一,陆续有一批中央机关和中央、市属企事业单位兴建办公楼、宿舍区,一批文、教、卫、体设施与商业设施也相继建成,“东营房”这个名字便逐渐消失在历史中,换称为“和平里五区”。王兰顺手中的那份地图上,市民公园东侧标注的“东营房”,成为了这个地名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和平里五区附近即十八烈士埋葬地

王荷波是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

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

王兰顺边走边向“青睐”会员介绍起王荷波其人。他是工人出身,生于1882年,原名王灼华,籍贯福建闽侯,也就是今天的福州市。

1916年,王灼华更名王荷波,在浦口机车厂当了一名钳工,1921年在浦口组织津浦铁路工人俱乐部。

1923年1月底,王荷波代表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到郑州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随后又组织津浦沿线工人举行罢工,有力地支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荷波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王兰顺特别提到,1924年5月,由李大钊、罗章龙、刘清扬、王荷波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王荷波也一同参加了,他还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在莫斯科期间,王荷波倍受鼓舞,还曾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要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奋斗终身。”

1925年2月,王荷波受党中央委托,在郑州主持召开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王荷波参与组织领导工作。王兰顺表示,“可以说,王荷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非常早,在1922年就成为了党员,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工人运动,为劳工争取应有的权益。”

“党内的同志们都憋着一口气,要大干一场”

一路上,王兰顺向众人讲述了这次中共北京地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的始末。1926年,反动军阀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到了1927年,先有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屠杀;后有4月28日,北京的反动奉系军阀绞杀李大钊等革命同志。王兰顺说:“当时党内的同志们都憋着一口气,要大干一场。”1927年6月,第四次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会议号召全国工人反对蒋介石的叛变,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王荷波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与蔡和森一起到北方重建北方局。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任秘书长。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以后,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京华印书局工人、共产党员赵铨林执行北京市委的指令,也于1927年10月重新组织起北京总工会。

有“青睐”会员提问,当时地下党组织为何会暴露?王兰顺讲述了其中的原委。转折发生在1927年10月15日清晨,在北京西直门外一个叫小村河的地方,一位名叫董见忠的南口工人,踏着三轮车、冒着严寒,向过往的上班工人散发传单。

当董见忠散完传单回到西单藤牌营4号——北京总工会秘密机关时,被反动军阀张作霖的密探跟踪。当晚,一群警察包围了北京总工会,搜出了北京工人武装暴动的秘密文件,逮捕了总工会委员长赵铨林。继而破获了中共北方局(大盆胡同10号)、北方局军事委员会(钥匙胡同2号)和中共北京市党部(羊尾巴胡同20号)等多处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所在地。军阀势力即刻组织人马从上述秘密机关中捕去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和中共北京市执行委员刘惕庄、杨鹤云等27名干部。

《1930年北平特别市城郊图》局部

十八烈士被移葬至八宝山革命公墓

周恩来亲临主祭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清理敌伪档案时,发现了十八烈士的名单,并找到了他们被葬的地方。1949年12月11日,18名烈士遗骸被集体迁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还举行了主祭仪式,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为“十八烈士陵墓”。移葬当日距离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了七十天。

现场有“青睐”会员问起王荷波与周恩来的渊源,王兰顺表示,二人曾经在上海白色恐怖时期就一起共事过,王荷波比周恩来年长,被周恩来尊称为“大哥”。1927年3月,王荷波在上海参加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负责组建铁路工人纠察队,并负责协助当时任特别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工作。

档案

北京市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有党内同志叛变

关于1927年这次反动势力大规模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径,《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中有所记载,其中写道:“……奉系军阀出动军警对北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搜捕,北京市总工会系统首先遭受破坏……市委委员李渤海被捕叛变,出卖了党组织,造成中共北方局、中共北京市委、共青团北京市委全部遭到破坏。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军委书记段伯川、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王尽臣以及刘惕庄、王光临、吴可、盛志权等数十人被捕并惨遭杀害。”

这份资料显示,当时中共北京市委地下党的最高领袖基本全数被捕。

与此相关的记述,在一份国民党方面的档案《京师警察厅关于共产党犯段伯川等应如何办理致大元帅呈(1927年11月8日)中》也可窥探一二:“……在东城羊尾巴胡同二十号破获共产党北京市党部后,又在西城大盆胡同十号破获共产党北方局、后门外东煤厂胡同十二号破获共产党青年团、东直门内门楼胡同甲十七号破获市党部所属组织部,并会同侦缉处在西城钥匙胡同二号破获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复在志善里十号吉兆胡同一号等处,先后拿获执重要职务之党部书记委员长及委员部长、男女党员等数十名口,连同证物传单、通告、油印器具等项,一并带案。”(见图①至⑧)

这份档案显示,反动派不仅破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多处秘密活动的详细地址,并在搜查过程中掌握了多份证物。对于被捕党员的身份和动机,该份档案中也有详细记述:“段伯川:即段亦人,假名廖校桢,汉口政治讲习所毕业,来京组织共产党机关,现充共产党北方局军事委员会书记(即委员长)准备军事工作。王荷波:假名汪一喜,共产党中央党部及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来京整顿党务。王敬臣:即李有才,共产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秘书,暨总工会执行委员。……刘惕庄:假名李子香,共产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查该共产党人段伯川等,负有最高之中央共产党部使命,潜入京师,秘密组织北方局及军事委员会北京市党部总工会、各共产机关,积极整顿党务,分任委员长、委员部长、会计交通各项重要职务,分组纠察各队,冀图武装暴动,乘机内应,谋袭我军,夺取政权,实行共产。”

可以说,这份档案显示,反动派当局基本掌握并记录了当时中共北方局几乎所有地下党员的详细职务。正如王兰顺在寻访中所说,经此一难,北京市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打击。

王兰顺提到,10月份反动势力逮捕的上至北方局下至进步群众的人数达到三百余人,均受到了酷刑,内有一部分同志由反动警察局拍摄相片后,被释放。“有五十余人判为徒刑,羁押在炮局陆军监狱,这五十位同志在狱中也坚持宣传共产主义,1928年有三十余人砸狱成功逃出。”这一细节在解放后“王荷波等十八位烈士移葬工作委员会”的主任萧明同志写给中央领导的一个汇报材料中有所记载。

1927年底先后有两批共产党人被反动派杀害

王敬臣曾在赴刑场时高呼“共产党万岁”

王兰顺提到,1927年被捕的共产党同志是分两批被枪决杀害的,第一批同志于1927年10月24日下午被枪决于天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份名为《市职工总会对革命先烈尸首寻找简报》中,有这样的描述:“这些革命先烈,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枪杀,在一九二七年共分两批,第一批有:赵铨林、杨会恭、路景和、王文俊、陈德林、钱秀英(女)、董木匠(姓名待查)、王尽臣、田维强、杨宝昆等共十人于一九二七年阳历十月二十四日夜枪杀于天桥,埋于永定门外西边护城河南岸。”

在第一批共产党员被杀害时,军阀反动势力还迫令王敬臣同志陪绑,目睹党内同志被押送和枪决的过程。这一细节在解放后“王荷波等十八位烈士移葬工作委员会”的主任萧明同志写给中央领导的一个汇报材料中,有如下记载:“反动警察迫令王敬臣同志陪绑,在赴刑场时沿途高呼打倒反动政府,共产党万岁等等口号。途为之塞,观众颇受感动。”

王兰顺说道:“军阀反动势力没有想到,王敬臣这个人大义凛然,这一路他是高呼口号、视死如归,引得很多路人观看,就好像是一次共产党的宣传一样,令观众颇受感动。或许是出于这个考虑,在后来杀害第二批共产党人时,奉系军阀反动派把时间改在了深夜11点。”

中共地下党的原本计划是趁晋奉军阀混战之机

组织工人武装、建立革命政权

1927年9月底10月初,华北地区发生了晋奉战争。晋军傅作义部队占领涿州,并分兵出没于长辛店、门头沟、古北口、密云一带,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行动计划就是在奉军败退卢沟桥之时,趁城内空城,立即举行起义,建立北京苏维埃政府,阻止晋军入京。北方局秘密印制并散发的传单内容针对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山西军阀阎锡山正在包头、石家庄等地发生火拼,北京城内空虚的情势,号召“北京工人赶快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利用山西、奉系军阀火拼的有利时机,夺取政权”。这一活动正是刘惕庄、杨鹤云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的指示具体布置和安排的。

在国民党方面的一份档案中,第一批被捕的共产党员赵铨林所供出的口供也可核对:“近一次发出紧急通告无论印传单有三百余张,发给各处组织员转散的。我们与市党部的计划,此次奉军与山西打仗,如奉军败至卢沟桥,即起事,抢夺枪械、粮台、拆毁铁路,占领北京……因山西亦杀我们共产党,与京沪无异,令蒙复讯,又供是实。民国十六年十月十一日,赵铨林即金琳又供。”

由于中共北方局的秘密活动场所地址被悉数暴露,大批共产党人被捕,这次计划没有能够成功。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合影,第二排左五为王荷波

烈士王敬臣的遗孀和地主延玉海

提供了埋葬地的重要线索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1949年《市职工总会对革命先烈荷波同志尸首寻找简报》与《市职工总会对革命先烈荷波同志等尸首寻找补正报告》记载,通过查阅档案,实地勘察和向知情人调查,在知情人马润民和延玉海的指引下,找到了王荷波烈士等人的尸首。

王兰顺补充道,马润民是王敬臣的妻子,1927年马润民也一起被捕,后被释放。王敬臣遇害后,马润民将丈夫的遗体移走安葬。延玉海是东营房的地主,寻找烈士忠骨当年,已经60岁。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尽管距离十八烈士被杀害已经过去20多年,但东营房一带未有特别大的改变,且二人都对埋葬地有印象,可以说,他们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寻找十八烈士的埋葬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1949年6月的一份以萧明落款的《市职工总会对革命先烈尸首寻找简报》中也有这样的描述:“之祯同志转周副主席:……马润民(女)当时亦被捕下狱,其夫王敬臣同志与荷波同志当时一起工作,同时被捕同时牺牲,同地埋葬。后由马润民将其尸首搬走。……同时,十八位烈士分两处埋葬(相距甚近)一处十一名,一处七名。荷波同志系在七名之内,据调查同志亲眼视查,荷波同志埋处现场为一块平地,该地主是东营房的叫延玉海,据马润民和延玉海称,尚能找出尸骨,因为埋葬时有一定次序。据称:荷波同志排列为第一且骨骼比别人特别高大,该地埋后地主延玉海说没有大动。段伯川同志第二,安辛生第三,王敬臣为第四,马润民搬运其夫(敬臣)尸体即从第四取出。”

专门成立移葬委员会

十八烈士用瓷坛装藏合葬

王兰顺介绍道,人民政府为了妥善完成十八烈士忠骨的移葬事宜,还特意成立了专门的移葬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一份薛子正写给彭真、刘仁、曾志并转市委会的文件中提到专门为十八烈士成立移葬委员会的事宜:“王荷波烈士移葬问题筹措已久,中间因事搁置,三月底曾再度商洽中央组织部、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暨市府各单位,并成立了移葬委员会,推我为主任,于本月一日正式在市府办公,分总务、设计、联络、文书各股。墓地择在西郊八宝山原护国寺,今改为人民公墓。公墓设计是十八烈士遗骨,用瓷坛装藏合葬一墓,墓上树汉代玉碑,碑上书十八烈士事迹。拟在本月十日前将烈士遗骨先由地坛附近移至人民公墓,十日举行公祭,祭后随即公葬,并于是日邀请驻京各机关派员前往公祭。此种计划及预算(约一万五千九百斤小米)已报周副主席请示,俟刘主席批示,批示下来后即照办,如何请指示。”

烈士的遗骨被确认后,由“王荷波同志等十八烈士移葬委员会”有关人员护灵,从市政府发车至东营房,将烈士的遗骨护送至西郊夏庄护国寺暂厝,也就是西郊八宝山。至此,时隔22年,十八位烈士的英灵终于得以安息。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雷若彤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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