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后，为什么还要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毒杀了丈夫武大郎？因为受了王婆的蛊惑。王婆说：“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来，却教大娘子自去赎一帖心疼的药来，把这砒霜下在里面，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问’，‘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里来往半年一载，等待夫孝满日，大官人娶了家去，这个不是长远夫妻，谐老同欢？此计如何？”西门庆说“此计神妙”。潘金莲虽是被拖着上了贼船，但还是亲手给丈夫灌下了毒药。

那么潘金莲在毒死丈夫之后，能不能如愿以偿改嫁给西门庆呢？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水浒传》版本，二人尚未来得及成亲，便给武松杀掉了。另一个是《金瓶梅》版本，西门庆果然用“一顶轿子，四个灯笼”将潘金莲娶到家，做了几年名副其实的夫妻。

不管是《水浒传》，还是《金瓶梅》，当然都是小说家言。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按照宋代的法律（潘金莲故事的背景设定是宋代），潘金莲在丈夫去世之后，能不能自由地改嫁呢（这里只讨论宋代孀妇有无再嫁权利的民法问题，至于潘金莲为嫁西门庆而毒杀了亲夫，则是另外的刑法问题了）？

也许有人会说，宋王朝不是要求寡妇守节吗？不是大肆鼓吹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吗？怎么可能允许潘金莲自由改嫁？但我要告诉你，这样的看法是一种基于对宋代社会一知半解的想象与成见。事实并非如此。

孀妇改嫁，在宋朝是很常见的事。宋朝女性改嫁的自由度，远远大于其他王朝，包括许多人想象中的奔放盛世——唐王朝。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研究过宋朝女性再嫁现象，他发现，“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张先生的结论是：“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参见张邦炜《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

宋朝的法律并无任何压制民间孀妇改嫁权利的条文，只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

整个两宋时期，改嫁权利一度受到限制的女性群体，只有宗室女。北宋前期是禁止宗室女再嫁的，“宗妇少丧夫，虽无子不许更嫁”，但这一禁令很快就解除了，元符二年（1099），朝廷还下诏确认了宗室女改嫁的权利：“宗女夫亡服阕归宫，改嫁者听”。这个变化的过程，恰好与唐朝的相反，唐朝前期，宗室女再嫁相当普遍，但唐宣宗时，又对宗室女改嫁作出限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

按隋唐礼制，“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即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如果丧夫，是不允许改嫁的。但宋朝并无类似的禁制，官宦之家的孀妇也可以自由改嫁，改嫁也不影响她们受封，据《庆元条法事类》所载封赠令，“诸母被出若改嫁，非曾受后夫封赠者，听封赠。”可知再适的宋朝女性可凭后夫或儿子的官职、功勋而获封“诰命夫人”。

既然宗室女与官宦家庭的女性都可以改嫁，按“礼不下庶人”的礼法习惯，民间孀妇再嫁，就更不是问题了。当然，按宋朝立法，孀妇在居丧期内不可以议嫁，我们不要认为这是“封建礼法”，即使从夫妻情分、人伦底线的角度来看，丈夫新亡、妻子急不可耐地改嫁，也是多数人难以接受的行为。不过，法律规定的居丧期有点长，“夫亡六年改嫁”，这么长的守孝期对孀妇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元佑八年（1093）又作出了修改：“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孀妇守夫孝百日便可议嫁娶。

宋代贫富差距很大，一部分人口没有田产，只能租佃地主之田，依附地主而食，称为“客户”。有一些客户不幸亡故，地主往往会阻挠其妻子改嫁，因为改嫁意味着原来的租佃关系中断了。针对这一阻挠客户亡妻改嫁的现象，宋政府作出特别立法：“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申明客户亡妻有自由改嫁的权利。

法律甚至承认父母具有要求守寡之女儿改嫁的特权：“妇人夫丧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夺而嫁之。”以人之常情，我们相信很少有为人父母者会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守寡。所以，国家固然通过旌表节妇的方式勉励女性守节，但旌表的效用肯定会被法律的反向效应冲淡。

总而言之，从法律层面说，假如武大郎为自然死亡，潘金莲守满百日夫孝后改嫁给西门庆，是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的。故事里的王婆提过一个观点：潘金莲要不要再嫁，改嫁给哪位，作为小叔子的武松并无半点权利加以干涉。这话倒符合宋朝的法律精神，恰好这里有一个案例可以佐证：

南宋末，有一个叫阿区的妇女，在丈夫李孝标去世后，先后改嫁李从龙、梁肃。李孝标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叫胡颖，是一位理学家，他虽认为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却不能不承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自择”，这是阿区的合法权利。最后胡频维护了阿区改嫁的自由，并斥责诬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

再就社会风气而言，宋人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绝无歧视之意，范仲淹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范仲淹的母亲、儿媳，都有改嫁的经历。北宋河间府的风俗，对守寡的女性，“父母兄弟恐其贫穷不能终志，多劝其改节”，哪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

到了明清时期，士大夫开始对宋代女性的改嫁之风感到不可理解，一名清朝文人说：“宋世士大夫最讲礼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一也；阀阅名家，不以再嫁为耻，如范文正（范仲淹）幼随其母改适朱氏，遂居长山，名朱说，既贵，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长子纯佑与王陶为僚婿（同襟），纯佑卒，陶妻亦亡，陶遂再婚范氏长姨（即纯佑之妻），忠宣（范仲淹次子）但疏之而已，文正辄听其改适，不为之禁，尤不可解也。”时代精神之变迁由此可见一斑，寡妇守节成了盛行于明清时期的社会风气，有学者统计了《古今图书集成》收录的历代节妇烈女名单，发现“有明一代节妇烈女多达35829人，年平均约130人，较宋代年平均1人猛增了129倍”（参见蔡凌虹《明代节妇烈女旌表初探》）。

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官府对节妇烈女的旌表，只是表明当局倡导女性守节的价值观，并不表示对民间改嫁行为的禁制。事实上，明清时期的法律也没有禁止民间孀妇再嫁，《大清律》倒是有一条前所未有的禁令：孀妇“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显示国家立法的价值取向已向鼓励守寡倾斜，但也不是直接禁止改嫁，而是通过取消娘家人强迫女儿改嫁的特权来支持女性守节。

不过，从元朝开始，命妇改嫁的权利就被剥夺了，按元朝法律，“妇人因得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即受朝命之后，若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立为定式。如不尊式，即将所受宣敕追夺，断罪离异”。按明清法律，“若命妇夫亡再嫁者”，杖一百，追夺诰命，并离异。但这一立法只适用于命妇，并不是针对社会一般女性的改嫁。

因此，明清时期固然涌现了数以万计的节妇烈女，但民间，改嫁的孀妇恐怕更多，只不过她们默默无闻，被修订史志的人忽略掉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