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有个情节，讲盛明兰给贴身婢女赎了身，将她许配给良家男子，告诉她：“这里面是户籍，府里面都办妥了，以后你就脱了贱籍，是平头的良民了，要好好的。”考虑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背景设定是宋代，这样的情节并不符合宋朝奴婢制度；如果放在唐朝，才切合历史真实。这是因为，宋朝奴婢与唐朝奴婢是不同的概念。
简单地说，唐朝奴婢是贱民。唐朝政府将全国人口分成两大类别：良民与贱民。良民在法律上的身份是自由民，需要履行国民的义务（比如纳税、服役），同时也拥有国民的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参加科举的政治权利）。
贱民呢？在法律上的身份是不具国民资格的低等人口，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丧失了人身自由，必须以人身依附于主家（这个主家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政府部门）。
现在不少崇尚自由的文人，对“大唐盛世”都有一种浪漫想象。我们随手在网上一检索，就能搜到许多文青式的句子：“在遒劲飞舞的字里行间，我读到了大唐的包容、大度、自由、自信和开放”；“那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古代中国似乎从未有过如此多元开放、包容自由的盛世”；“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让后人充满了对唐朝的憧憬和向往，真想梦回大唐”。
梦回大唐，听起来多么浪漫！但我觉得应该提醒他们：真要回到大唐，你们可千万别降生在贱户之家。考虑到盛唐的贱民规模十分庞大，贱户制度空前发达，《唐律疏议》涉及良贱身份的律疏就有一百余条，约占唐律的五分之一，梦回唐朝的小文人成为贱民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穿越回宋朝才没有沦为贱民之虞，因为宋朝在法律制度上不再将奴婢列为贱民。我讲一个小故事：北宋淳化四年（993），“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豭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直。” 有一个叫做牟晖的开封市民，跑到京师的直诉法院——登闻鼓院，起诉奴婢弄丢了他家的一头小公猪，要求得到赔偿。宋太宗尽管觉得此等小事擂登闻鼓很是可笑，但还是叫人送了1000文钱给牟晖，作为经济补偿。
——这是宋代法制史上的一则趣闻，却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标志性案件：意味着宋朝的奴婢与主家都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双方如果有了纠纷，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主家可以起诉奴婢，奴婢也可以起诉主家。我觉得，“主告奴”甚至比“奴告主”更有意义：奴婢成为被告，恰恰说明她们的民事主体身份得到法律承认。若是在唐朝，家奴如果弄丢了主人的财物，主人肯定完全用不着起诉，因为直接按家法处分就可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唐宋均有奴婢，但她们的法律身份是完全不同的。简单地说，唐朝奴婢属于贱户，没有人身权，不具备法律人格，法律地位等同于主家的私有财产；非经放良，她们世世代代都是主人的奴隶，都是贱民。宋朝奴婢属于自由民，具有人身权与法律人格，其与主家的关系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合同约定的期限一满，雇佣关系便宣告结束。盛明兰身边的婢女，依宋朝法律，并不是入了贱籍的贱民，而是受雇于盛家的女使。
我们将典型的唐朝奴婢（包括官奴婢与私奴婢）命名为“贱口奴婢”，将典型的宋朝奴婢命名为“雇佣奴婢”，宋人有时候也称之为“人力”（男佣）、“女使”（女佣）。雇佣奴婢虽然名为奴婢，却不是唐朝式的贱民，而是暂时出卖一部分人身自由的编户齐民，有点像近代社会的佣人。宋人也注意唐宋奴婢的差异：“古称良贱者，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之所谓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气类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于兵荒，陷身于此”；“古称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饥寒，或遭诱略，因此终身为贱，诚可矜怜”。
根据宋朝立法与社会惯例，凡雇佣人力、女使，双方需订立契约：“自今人家佣赁，当明设要契。” 契约上写明雇佣的期限、工钱，合同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即可解除：“以人之妻为婢，年满而送还其夫；以人之女为婢，年满而送还其父母；以他乡之人为婢，年满而送还其乡。”
为防止出现“终生为奴”的情况，宋朝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高年限：“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转雇者，年限、价钱各应通计。” 奴婢受雇的期限，最多只能是10年，期间若有转雇，时间通计在内。南宋时，有一些品官之家典雇女使，为避免立定年限，妄称是收养了养女，“其实为主家作奴婢役使，终身为妾，永无出期”。针对这一钻法律空子的行为，宋政府立法禁止“品官之家典雇女使妄作养女立契”，“如有违犯，其雇主并引领牙保人并依‘律不应为’从杖八十科罪，钱不追，人还主，仍许被雇之家陈首”。
我相信，在宋人的观念中，奴婢是人，而不是畜产。唐律允许奴婢交易，从法理上说，人口若可以买卖，无疑是将人视为商品。宋政府却不能同意这样的预设，尽管《宋刑统》沿用了《唐律疏议》的“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之条，但我们要知道，宋人修刑统，几乎照抄唐律，连诸多不合时宜、无法执行的条款也抄下来。到南宋时，便有学者提议，“《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当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指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及五代‘私酒犯者处死’之类。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我们认为，宋人观念的嬗变，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时代精神，推动着良贱制度的瓦解、贱口奴婢的消亡。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