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著名导演、编剧、制作人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新作《记忆》入围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该片由蒂尔达·斯文顿主演，贾樟柯担任联合制片人。6月12日，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上，阿彼察邦和贾樟柯两位导演隔空对谈。去年疫情之时，贾樟柯在荷兰电影杂志《Filmkrant》上发表给全球影迷的公开信《步履不停》，阿彼察邦紧随其后在该杂志发表《“当下”的电影》一文积极回应，两位导演可谓惺惺相惜。

“我们都身处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

阿彼察邦被誉为新一代亚洲电影大师，“缓慢电影”的杰出代表，长片处女作《正午显影》奠定了他在影坛的地位，代表作《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和《热带疾病》曾分别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和评审团奖。

阿彼察邦和贾樟柯都出生于1970年。身处泰国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年代，对于故乡的记忆与思索，成为两位同龄导演共同的创作源泉。

阿彼察邦称自己和故乡之间存在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爱，是因为他非常迷恋自己对家乡的记忆，“我在那里曾经获得过自由自在的童年时光，它教给了我很多知识，也给了我很多做梦的机会”。阿彼察邦将故乡孔敬称为自己“发现电影”的地方。因为父母都是医生，在没“发现电影”之前，阿彼察邦就通过翻阅家里医学教科书上关于细胞、微生物等的照片，进入到一个远离小城、远离现实的精神世界。小城的电影院，也给他的童年留下深刻印象。

但也是故乡，破坏了一个心怀热情和理想的艺术工作者曾有过的美梦。阿彼察邦说，直到成年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个小城其实存在着各种苦难，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当然了，故乡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灵感源泉，我也希望能够看到在那里长大的新一代的人成长的体验和我有什么不同。”

贾樟柯更是通过影片将自己的故乡——山西汾阳介绍给广大影迷。从第一部影片《小武》开始，贾樟柯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围绕汾阳构思、并且在汾阳取景的。“因为中国国土面积很大，每个地域确实有它不同的性格特点。在处理同样一件事情或者处理一段感情，在某种感情处境里面，说话方法、思维方法，每个地域都不一样的。我是山西汾阳人，我自己最了解的情感的处理和表达，肯定是来自汾阳人的。所以我愿意把人物设置成山西人、汾阳人。”

贾樟柯特别提到，自己和阿彼察邦都身处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在离开故乡、走向更大的世界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故乡，会获得更为广阔、宽容的视角。“小时候在封闭的小城市，你会对外面有很大的想象。但是当你成年以后，拥有很多旅行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中国很多中小城市都一样，都差不多。我的故乡既有情感中的独特性，又有在生存处境、发展状态等方面能够代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普遍性。”

跨专业背景成为拍电影的助力  

阿彼察邦与贾樟柯起初学习的都不是导演专业：虽然从小就热爱电影、希望成为一名电影人，但阿彼察邦因为不愿意离开故乡，就近选择了孔敬大学建筑专业；贾樟柯在学了两年多美术之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就读。

但跨专业背景亦成为日后滋养两人导演生涯的养料。阿彼察邦解释说，建筑和电影有很多共通之处，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空间的设计。“要让人物在一个空间里面走动，从一个空间走到另外一个空间。你要观察他们走动过程中都会表达出或者引发出什么样的情绪。建筑是空间，建筑也是情感。”导演和建筑师一样，都无法单枪匹马，都需要很多帮手。阿彼察邦从建筑学中体会到的团队合作精神，同样适用于他的导演工作。

贾樟柯回忆说，两年多的美术学习，深刻影响了自己的导演工作。首先是观察方法的改变，因为画素描要从观察开始学起，要观察光影的结构、形体、颜色、环境对物体的影响等等，其次，对美术史的学习，也有助于一个人思维方法的形成。纵观美术史，除了“艺术”本身，它还承担了很多功能，如宗教绘画、肖像画、日常绘画等。当摄影机、摄像机依次出现，其他的表达内容被更新的科技所承担之后，美术才呈现出了它的本体、本质。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对电影本质的思考。

两位导演同样对当代艺术的兴趣。早在2017年，贾樟柯就在汾阳贾家庄创立“贾樟柯艺术中心”；去年，贾樟柯举办了首次个人艺术展。贾樟柯笑言，对当代艺术的爱好，是因为电影表达周期特别长，但日常生活中总有很多想要表达的地方。“我觉得是对于拍摄很好的补充。一部电影从写剧本、找演员、找钱、到拍完，两年过去了。但现实又那么丰富，变化多端，你总有一些即兴的东西想表达，那就找到了当代艺术这个途径。”之前贾樟柯积累比较多的是摄影作品，最近几年他开始尝试装置艺术创作，最新的一个装置艺术作品正在阿姆斯特丹展览。

阿彼察邦表示，与电影相比，做当代艺术作品给了自己更多的自由空间。“对我来说，拍电影更多是个人的表达；而如果要创作当代艺术品的话，这是满足我的社会化需求。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当代艺术创作，让它作为一种载体，寻找真相，寻找不同的视角，以便对我的国家有更好、更深刻的理解。”

年轻人要从观察自己的身体开始，再延伸至自己和周边世界的关系

阿彼察邦早在2007年就曾来过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拍摄《幻梦墓园》期间，就曾得到过贾樟柯的大力支持，最新电影《记忆》，贾樟柯更是担任了联合制片人。

对于这次合作，阿彼察邦坦承自己刚开始很紧张，怕在贾樟柯面前“丢脸”，但整个合作过程非常愉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贾导完全记住自己是制片人的身份，他就像所有优秀的制片人一样，绝对给导演自由，尊重导演，不干预我，所以我们拍得非常愉快。”

两位导演在扶持年轻电影人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在泰国，阿彼察邦创立曼谷实验影展，成立了Kick the Machine公司，给更多年轻电影人创造机会。在阿彼察邦看来，年轻电影人最需要做的就是能够享受生活、享受当下；要从观察自己的身体开始，再延伸至自己和周边世界的关系。“因为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只有了解了自己的身体之后，才能够对它进行探索，然后把这个探索表达成电影，其实理解自己就很困难。”

在被问及对年轻电影人的建议时，阿彼察邦强调说，建议大家别把电影捧得太高，不要把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电影等同起来，万一不能成功，个人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很多年轻的电影人们，看了很多电影，然后就开始举棋不定，看了这个电影觉得我也要这种风格的，看了那个电影觉得我不如拍那个风格。这是很困难的选择，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多看、多听、多做做冥想，这些会有帮助。”

今年4月，由贾樟柯任院长的山西电影学院成立，贾樟柯介绍说，学院的教学模式还在筹划当中，但自己作为一个在电影学院读了四年的过来人，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现实教学中实现。“比如说我们会在基础课中设置纪录片课，以纪录片让大家理解什么是电影；比如摄影专业，我们决定恢复胶片教学，学生拥抱数码技术的同时，同时要掌握传统的胶片技术。”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