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摩西:平凡人的诗意与浪漫
北京青年周刊 2021-06-01 13:30

2021年值得期待的电影,《平原上的摩西》一定拥有姓名。1995年艳粉街的平安夜,一场大雪掩藏的谜案,一次未赴之约,一颗心脏在手中诞生……火球从空中落下,两个少年的纯真约定,却引发不可预测的连环风暴,众人的命运由此骤变。在近乎平静的风暴中,每个人都被命运所驱逐。

《平原上的摩西》是双雪涛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书中收录了10篇作品,小说风格不一,题材包括校园成长类,奇人故事类,侦探悬疑类。双雪涛笔调朴素,冷峻又有文字表面按捺不住的恣意,叙事从容冷静的背后蕴含着人物内心的不平静、简单事情的不平凡。

《平原上的摩西》原著小说于2016年6月出版,今年4月,理想国推出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全新典藏版,并在保利国际影院举办了新书首发沙龙,主持人史航与嘉宾格非、李雪琴、双雪涛一起,对读者、观众关心的若干问题一一探讨。

左起:史航、格非、双雪涛、李雪琴

地域文学跟锐利的新奇感之间有没有冲突?艳粉街是否具有文学中的现实意义?怎么在故乡中间找到锐利的新奇感创作?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走出平原的小说家

史航:今天我们是为一本小说集来的,这本小说集就像是一个哑谜一样,《平原上的摩西》。我作为主持人开场先说一个帽儿,就是李雪琴那句话,文化人的场多么可怕。中午我们四个吃饭的时候,雪涛一直没有聊自己这本书,聊一本关于如何戒烟的书,聊了很久,格非老师都心动了,格非老师很可能明后天毅然戒烟,不知道戒烟之后会不会毅然变成一个高产作家,还是变成一个百爪挠心的高产作家。

我为什么由这个话题开始,很有意思,《平原上的摩西》是一个小说,如果你看过这个小说,也知道它跟烟是有关系的,它跟烟盒有关系,跟烟盒设计有关系,甚至好多人的命都在那个烟盒上。但是如果真的像雪涛这样地毅然戒烟,大家都戒烟成功的话,有一些故事可能就不好流传了,没有烟就没有烟盒,也就没有烟盒上的故事。

所以想说什么道理?戒不戒烟不重要,只是想说雪涛经常把我们忽略的人世间的某一样东西,他把它锁定,从那里体验出一个小看是烟盒,大看是人世间,是平原,是摩西,是红海,是流离的人,是这一切。所以雪涛的一点好处在于,永远是就地取材,但永远又是气象万千,有他自己的宇宙。

我看《平原上的摩西》特别亲切的,因为在作者的后记中,他说到对他影响特别大的是什么书?是《读者》,原名叫《读者文摘》。之前我跟他拍一个纪录片,导演问他,影响您最大的作品是什么,他就说了俩字——《读者》。然后导演意思是,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你再说一遍,他还是说《读者》,一个看《读者》的人成为一个作者。先从雪涛开始说,你是怎么从一个读者变成作者,怎么想写这本书、这些小说的?

双雪涛:先说戒烟的事。我觉得戒烟跟写作有关系,因为我之前写中短篇比较多,尤其短篇小说,一周或者十天,你能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轮廓,骨架,顺利的话。但是你要想写长一点的东西,可能对体例的要求比较高,我之前一直想写长的东西,一直没有成功,17年写到9万字自己放弃了,自己看完全不成玩意儿,就给扔掉了,但是这个念想还有。我就先从戒烟开始,看能不能跑一个中长跑。

《平原上的摩西》是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最开始是16年出版的,今年再版,大概13年、14年、15年三年写的一些中短篇收在里面。最早的一篇可能是《我的朋友安德烈》,当时我写一个小说叫《聋哑时代》,那个小说一直出版不了,发表不了,我把中间的一块拆下来,拆成《我的朋友安德烈》,因为在那个小长篇里面第一是比较完整,第二是人物比较有情感,所以把它拆下来做成一个中篇。《平原上的摩西》是14年写的,写完之后15年发表在《收获》,16年出版成书。

史航:之前在《猎人》新书发布会上,您说过雪涛在小说里很喜欢飞,到结尾总是要飞一下,自己就像飞行家一样。这回理想国典藏版的《平原上的摩西》,您又重看了一些吗?重看的时候跟当初看有没有感受不一样的地方?

格非:我看书的习惯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读书界或者文学界突然说有一个人叫双雪涛,说这个人的小说不错,会有人给我推荐,你的耳朵里就出现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从来没听说过,叫双雪涛。但是你还是不会把他当一回事,就觉得有这么一个人出来了,写了一个东西,但是我不一定看,然后你搁在一边不去管他了。过两天又有一个人跟你说有一个叫双雪涛的人。

这个人不断地说,终于说到有一次,你不得不去重视,就觉得《平原上的摩西》这个名字多好,能够想出这样一个小说题目的人本身就很了不起,你就有兴趣,然后就会去看。这篇小说在《收获》发表大概一年以后,好多人跟我推荐,后来我就看了第一遍。去年还是前年,我在清华大学研究生课堂上讲《平原上的摩西》,因为当时我要选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了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我把雪涛请到清华大学课堂上跟同学们见面。我系统读了两遍,最近在读第三遍。

刚才你问的问题,我上次在他的《猎人》发布会上说起过,我的看法是他的结尾会有飞的感觉。很多优秀的小说家都有这种感觉,如果小说完全是现实生活的模仿或者记录的话,小说没有价值。小说家一定会对生活展开某种反思,希望把读者带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去,不管怎么飞,他肯定会有一个他的想法。所以从《平原上的摩西》里面这一点非常清晰,这个小说,我之所以把它放到学生的课堂讨论,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涉及到的问题,包括修辞,包括文学的写作,有非常多的话题值得讨论。

“在纽约看了我哥的小说想回家”

史航:刚才您说好多优秀作家,最后小说“飞”一下。文学就是这样的,重要的不是读到你这会儿,是回忆起你、想起你那会儿很重要。所以,如果它最后能飞一下,就很方便地想起来,走很远回头,半空中有一个它。包括《飞行家》,最后一直惦念飞的人,最后有什么样的离开地面的可能,这都是很重要的事。

我自己知道“双雪涛”这三个字是导演路阳跟我说的,他说要做一个小说,是双雪涛的。我当时对这个名字特别奇怪,我说真的姓双吗?他说对,双雪涛。而且《刺杀小说家》特别好玩,《飞行家》的集子里九篇小说,我当时就留着《刺杀小说家》没看,我想这个是路阳拍成电影的,我先别看,我别有成见。我把前前后后的都看了,《光明堂》《跷跷板》《北方化为乌有》都看了,就留最后那块没看。所以我对他确实充满了好奇。

李雪琴,我们比较熟,她留给文学的时间不多,但是她也读小说。你读双雪涛的书有什么感受?有共鸣吗?

李雪琴:我第一次看我哥的书,那时候我在纽约读书,在异国他乡。

史航:那时候在纽约街头就拜读双雪涛?

李雪琴:不是,那时候有互联网了,方便了,现在全球都一体了。我在网上看,当时是《平原上的摩西》,我是17年在美国读的这个书。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得回家。我那时候就是很想家,又读了这个书,我觉得不行,我得回家,我得回沈阳,我不能在纽约待,纽约这个破地方不行。

那时候只有这种感觉,因为它对我来说太亲切了。我当时还搞对象,我对象也是沈阳的,他离开沈阳已经有十几年,一直定居在美国,我俩天天讨论这本书里的这些地方,除了文学,它对我来说像一本地图,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我哥比我大一些,我当时按照这本书去找,我刚出生就已经快结束的那段记忆,因为这段记忆没有人可以给我讲述,你看那些很严肃的人又觉得离我有点远。

所以我对东北那时候的记忆,真的是从我哥开启的。但是有好多人老觉得我也很擅长写这段记忆,老跟我讨论,我就说不行,这段我讲不了,我推荐你去看双雪涛的书吧。

史航:你刚才说让你想回来的感觉,你回来肯定不是为了也成为作家,但是你想回到这个家,这个家的感觉有召唤吗?

李雪琴:对,说实话,我们老去聊东北,老去聊那些事,我其实对那段不怎么太了解。我今年还在朋友圈说,我看到双雪涛这样的作家写出来,我特别高兴。因为真正经历那段时间的人,终于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人生阅历,把它用最深刻同时又是最简明的语言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对所有人来说,对作为一个东北人的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史航:他们是辽宁人,我是吉林人,我光看到文字中有嘎拉哈,有啪叽,这些变成真正的汉字在那我就很高兴。比如格非老师,因为有格非老师,可能江南作为往事就被勾勒了,就被记录了,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民俗、一个词条、一个百度百科的东西,是用他的笔来记录,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们都是虚构创作者,不是非虚构的。

虚构就是像格非老师、雪涛,就像是画画,他们对画面上的每一笔负责,因为是经过他们的考虑才让它在那的。所以在这种创作中间进行什么样的选择,进行什么样的勾勒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可能,比如格非老师小时候突然定居在沈阳,他勾勒的东西跟雪涛的不一样,把雪涛扔到江南去出来的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文学,每个人的指纹印记是特别重要的。

《平原上的摩西》是小说集,后面的《飞行家》《猎人》也是小说集,对你来说,每个书名的含义都很特别,尤其“平原上的摩西”像一个哑谜一样,对你来说“平原”和“摩西”分别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问题问得很冒昧,作家会说我已经写明白了,你看书就明白了,但是在座还有一些没看书的,所以聊一聊这个名字,其实也是聊聊你的世界的两种组成部分,我觉得双雪涛的文学世界里就是又有平原,又有摩西,这个书名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双雪涛: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是经过一段时间没写东西,憋得够呛,因为前面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包括《大师》,也是发表挺困难的,我就想不行写一个中篇小说。其实《平原上的摩西》这个名字是我写到中间才想出来的,到底为啥,我真的说不清楚,我觉得那个韵律,它是不是有什么象征意义,这可能是很复杂的东西,到底象征啥,我也很难说明白。后来好多人问我到底谁是摩西,我也不太好回答,就是一个意思吧。

我是30岁才开始写小说,所以在写小说的过程中,那时在心里发酵最好的记忆可能是青春期的记忆,在你十七八岁或者十五六岁时候的记忆最适合拿来当素材,因为离得太近的记忆,你没有很好地把它锤炼过,离得太远的又比较模糊。在九十年代末,1995-2000年这段时间,正好那时候,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素材。

平原,沈阳是挺平的。摩西,就像刚才格非老师说的,小说还是有点超越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具体是啥我很难解释出来。但我觉得小说这个文体,包括中国之前的很多小说,比如格非老师研究《金瓶梅》,还有很多世情小说,它有极大的叙事力量在里面。但我个人还是觉得文体需要有一些,除了细节,还应该有类似于摩西的这种东西,它是不是超越性的东西,或者它是不是思考性的东西,我也不能把它说得特别清楚,但是我对文体的想法是要有这么一个东西。

 史航:说到摩西,之前见过文学作品中书名出过摩西,福克纳的一个小说叫《去吧,摩西》,福克纳的《去吧,摩西》讲黑人的故事,用的是黑人灵歌中的一首。“去吧,摩西,去那遥远的埃及,告诉年迈的法老,让我的人民离去。”所以摩西本身不是人民,但是替人民说话,替人民做一些事,引导人民,不管做出什么样的牺牲。

所以谁是摩西?我们不知道,但是雪涛说得对,象征性的东西,作者没有资格公布标准答案的。格非老师一直是讲小说的人,《平原上的摩西》,刚才您有一些方面已经凸显出来,比如您在上课的时候要给同学们讲这一篇,把作者也拎过来讲这一篇,你觉得《平原上的摩西》在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或者它跟别的作品的区别,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提示或提醒的。

为什么东北盛产故事?

史航:下一个问题要甩给雪琴,其实雪涛各种不同的故事里面,也会出现非常有趣的母女俩,或者出现别的东北的记忆。从雪涛的书里,你能找到一些什么样的灵感,或者能概括一下为什么东北又会出现双雪涛,又会出现李雪琴,为什么东北盛产故事?

李雪琴:我从他的书里看到,你们记不记得几年前有一个网络段子,说我妈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我小时候她骑自行车带我,我脚卡车轱辘里,她站起来蹬。记不记得?

史航:我想起来了,傅东心。

李雪琴:我不知道这个是谁在前、谁在后,但我觉得你(双雪涛)这个应该比较早。我对东北最好的记忆就是那种很奇特的父辈和子辈的关系。

史航:一个血肉模糊的笑脸。

李雪琴:你会在我哥的小说里,或者在很多东北的剧里面,都能看到一种很奇特的母女或者父女关系,包括《平原上的摩西》里面有很多类似于父女和母女的关键期,刚才咱们提的那个小孩,他妈说你要考不上我就去死,就有这样的家长。

我也特别喜欢观察东北的关系,因为东北执行计划生育非常严格,这是原因之一,因为一家永远都只有一个孩子,你不会有兄弟相争、老大、老二,不会有那个,每一家亲子关系都是独一份的,他们就会有非常大的差别。而我从小看到不同的亲子关系,有天天打孩子的。有家里有钱的,娃天天啥也不干,就是做个样子,靠关系,就是玩儿。有那种家里穷,未来都在你身上。

双雪涛:那不就是我嘛。

李雪琴:我小时候也说未来就在你身上,因为家里就这一个孩子,背负整个家族的命运。当走上社会之后,他们还是这样的角色,他们从小被教育要求成为什么样的。从小玩儿的他还是玩儿,再怎么穷的也在玩儿。从小背负家庭责任的,他就觉得要背负家庭责任。

东北给我的感觉,我不停地去想铁岭,想这些事,但我所有的铁岭都是跟我妈连在一起的,那种亲子关系给我的感受是对于那个地方的感受。铁岭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地方,家的意义也不是家,就是我和我妈的关系、我和我爸的关系,我爸和我妈的关系,我跟我周围所有姓李的、不姓李的人的关系。

我到大学之后才有很多南方孩子家里是有兄弟姐妹的,我上大学之前真的认为全中国所有家庭都只有一个娃。在那样的情况下,再经历家庭中的变故,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怎么成长、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使命,这个是东北的,至少是我们90年以后出生的小孩从小就背负的。

史航:格非老师说过作家不要从一口井里打水,要有“锐利的新奇感”,但是我们面对雪涛这样的作者,他没怎么写过古代的故事,写过一两个民国的故事,所以他写的都是自己家乡那个地方,地域文学跟锐利的新奇感之间有没有冲突?怎么在故乡中间找到锐利的新奇感创作?

格非: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我对地方性的看法,不是说一个人有了地方性,他就足以具有国际性、世界性,没有这回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区域、地域,我第一次看到艳粉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街道的名字是双雪涛自己想出来的吗?想一想,可能也不会,因为我们给地方取的名字和实际上的名字之间不完全一样。

比如苏童写过香椿街,他老写同一个地方。但是你刚才说的非常好的是,锐利跟地方性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作为南方人,有时候非常羡慕北方地区,双雪涛作品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敢想,他的语言,比如东北话里边那种特色都是具在的,我们当地的方言是不能进入小说的,所以写作对我们来说首先是翻译,你得用标准普通话来写,我们的方言一句不能带,带进来完全不能理解。

所以南方方言里面成功的恐怕也就是韩邦庆写《海上花列传》,也就是金宇澄的《繁花》,用上海话。但是东北的这个地方性特别好,一方面能感觉到双雪涛的得天独厚,这个地方、这个地理,本身张力非常大,力量感非常雄厚。同时更重要的是,你得有一个不同的视角,之后你才能发现这个地方性中另外的东西。

你习以为常以后,这些特意的东西、锐利的东西不会出来,锐利的东西一定是跟另外一个场景在比较,它才会表现出来。所以雪涛不光是在《平原上的摩西》,在其他作品里面也能呈现这种东西,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这个视野也是非常宽阔,这个特别重要。

属于双雪涛的浪漫在哪里?

史航:想问雪琴一个问题,格非老师说双雪涛的东北话里有很多先天的有趣的、有力量感的东西,但是浪漫呢?属于东北人的浪漫呢?属于双雪涛的浪漫呢?关于爱情,关于感情的东西,你在双雪涛的小说里面,有找到什么跟浪漫有关系的吗?

李雪琴:这本书里给我的感受,最浪漫的一段关系,就是《大师》,那个瘸子和我爸的关系,我觉得是最浪漫的关系,我当时也试图想入非非了一下。

史航:就是那种互相惦记。

李雪琴:对,一辈子不见面,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你儿子管我叫声爸爸。

史航:就是一个下棋的故事,如果我赢了,让你儿子管我叫声爸。当初输了,多少年过去想这个事,但通过想这个事,这个世上对我来说没有别的重要的人,就是你们爷俩,最好你们爷俩都活着,最好咱们能见到。

其实《大师》这篇,我跟雪涛聊过,我说我特别喜欢一个概念,根据你们说父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这个爸爸,个子比较瘦小,儿子又长得高,爸爸可以穿儿子的校服,一个穿校服的父亲,而且是洗得褪色的。湖蓝色洗成天蓝色的校服,这个父亲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家里状况窘迫,因为你不是为了好玩才穿儿子的校服,是没有别的衣服,而且爸爸经常神志不清喝多了,直接倒在马路边一晚上,天亮被人家给送回家,穿的还是儿子的校服。

穿校服的父亲本身就是双雪涛作品里面特别重要的意象,你会觉得东北每个城市,隔几条街道就有一个穿校服的父亲,所以我对《大师》也是特别有感情。穿校服的父亲跟下棋的瘸子对手之间,也有这么一种浪漫的关系。

《走出格勒》很少被人提,我印象很深,我重看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迷失在里面的小说。煤厂里有一个找不到的大姐姐,抢走你钢笔,还能不能还给你,类似这样的事情,最后还发现了煤,还发现了尸体,还发现了很多东西,你会觉得一辈子走不出去。

想问一下双雪涛,你不一定经常看自己的小说,但是回头想起那个小说的时候,比如那些不常被提起,《平原上的摩西》经常被提起,这些稍微冷门的小说,你能不能随便举一个例子,因为每次谈你作品不一样,这次能说一个稍微冷门一点的,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随便这里的某一篇,《大师》《我的朋友安德烈》《走出格勒》这些。

双雪涛:我确实很少重看自己写的小说,我最近一次重看是因为去格非老师的课堂,因为我也好久没看自己的小说集,我在人大的图书馆借了一本,但不是这个版本,是原来的老版本,因为我自己手里那个版本也没有了。我跑到人大图书馆借了一本,我就在那看,旁边坐着一个孩子拿着保温杯喝热水,我自己看哭了,我估计这个同学肯定不能理解一个人在旁边看自己的书,看得热泪盈眶。《大师》那篇把我自己看哭了,最主要是因为跟父亲有关系。

史航:确实你父亲是下棋的。

双雪涛:对。我脑子里对那个小说印象特别笼统,因为已经写完好多年。但看的时候能想起当时在想什么,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自己把自己感动了。《走出格勒》这个小说,包括《跛人》,主人公的妈说你要考不上我就不活了那个小说。《跛人》《走出格勒》《大师》应该是在一年的20天之内写完的,很快就写完了,《大师》可能稍微早一点写完的。

首先那段时间我在看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我特别喜欢那个小说集,我特别喜欢里面的《阿拉比》,一枚银币那个。我在小说集里看了一遍,在《小说鉴赏》那本厚书里又看了一遍,两个美国人编的那个(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

我在这个过程里,这种主题可以开掘得非常深,能掘出很多水来,但是你需要建立一个小说内在的装置,这个装置是什么样的,可能这几篇小说的装置,尤其《跛人》和《走出格勒》的装置比较像,一个少年和一个比较激进的行动派少女的关系。但是主题的变奏,两篇小说又有不同的东西,但内在装置是比较像的。

编辑/王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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