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司马迁、杜甫这两位充满忧患意识的谔谔之士用如椽巨笔记录了汉、唐的盛衰转折。《史记·平准书》记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杜甫《忆昔》诗前面四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二者都强调当时政府和民间都很富庶。但汉武帝唐明皇这两位盛世缔造者为什么都把国家导向衰败的局面了呢？私底下想，如此盛世不求发展但求稳定也好哇！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发展往往不经意间就发生了逆转。
王夫之：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
建元六年（前135 年），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窦太后寿终正寝，至此，汉武帝长达六年的政治“禁锢期”宣告终结，属于刘彻的时代终于到来。
汉武帝自建元三年（前138 年）出兵救东瓯以来，战事不断扩大。特别是元光六年（前129 年），汉匈战争全面爆发后，几乎连年征发十余万将士，军需供应花费巨大。西南方面，仅平定反叛的费用即以巨万计。东北方面，苍海郡设立仅两年，“人徒之费，拟于南夷”。汉初六十余年休养生息积攒下来的财富，在十余年间消耗殆尽，朝廷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捉襟见肘的财政，令武帝不得不放慢开疆拓土的步伐。
面对这样的财政困境，武帝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才可能使他渡过难关。武帝最先改革货币，但不成功，盗铸猖獗。在此情况下，武帝一反常规，开始选用商人。
元狩四年（前119 年），武帝任命齐地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南阳的大铁商孔仅为财政大臣大农令的副手——大农丞，专管国家命脉产业——盐铁事宜。天汉三年（前98 年），武帝又将酒的酿造和贩卖收归国营，称作“榷酤”。元狩五年末，开征车船税和缗钱税，称作“算车船”“算缗钱”。为了防止商人隐匿财产，元鼎三年（前114年）武帝下告缗令，令检举揭发者可得被告者一半财产。告缗波及全国，商贾中家以上大多被告。桑弘羊又建议允许百姓用捐粮换取做官吏、赎罪和免除徭役的资格。此令一出，一年之中，国库就堆满了粮食。
汉朝大规模移民实边
迅速充盈的国库，为汉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后盾。经过二十余年经营，武帝时代的中国疆域，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及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较秦时扩大近一倍。
平静的社会表象下，其实早已暗流涌动，并最终在武帝晚年以惊人之势爆发。太初、天汉年间，关东地区不时传来农民暴动的消息。
武帝好大喜功，自即位以来就不断用兵四边。他喜欢铺张排场，连年出巡，举行各种祭祀典礼。生活奢靡，在位期间修建了大量宫殿苑囿。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迷信方士，炼丹求仙。这些都花费巨大，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一位大臣曾当面批评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切中武帝要害。武帝外儒内法，他任用的郡国二千石官大多是执法严厉的酷吏。赋役沉重，统治残酷，是造成武帝后期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武帝派兵镇压农民暴动，花费数年，才大致平定。更令武帝始料不及的是，更大的灾祸居然起于萧墙之内。
颇受武帝宠幸的水衡都尉江充，曾得罪过太子刘据。他看到武帝年老多病，担心太子即位后对自己不利，于是对武帝说太子行巫蛊。太子求见武帝不得，无以自明，被迫发兵，矫诏杀死江充。武帝命丞相刘屈氂率部与太子大战于长安城中，喋血死伤者数万人。结果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匈奴经过十余年的休养，逐渐恢复元气，边塞烽烟再起。征和二年（前91年），匈奴再次侵边，李广利纵兵深入，至燕然山时，被单于五万骑兵包围，李广利寡不敌众，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族灭李广利家。
接连发生的事件令年迈的武帝备受打击。巫蛊案经调查后发现，多属不实。武帝意识到太子很可能是因为恐惧举兵，并无反叛之心，心中不免伤痛。武帝意识到，政策的转变已经等不到下一代了，必须提前改弦更张。
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等大臣提出，在轮台开屯田，设亭障，以巩固汉在西域的地位。武帝借此之机颁布了轮台诏，批评屯田是“扰劳天下”，他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的执政策略：“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同时提出国家政策的全面转变：“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这一举措扭转了汉帝国“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厄运。
唐明皇广运潭盛会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玄宗时期唐王朝进入了真正的盛世。开元、天宝年间，中华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李白、杜甫、王维、张萱、韩干、吴道子、张旭、怀素、李阳冰、颜真卿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读出了“盛唐气象”的真义。就在开天盛世一派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下，一场潜流汹涌的危机却正在孕育之中。这种危机是双重的，它来自朝廷与边疆两个方面。
随着玄宗年事渐高，怠于政事，善于揣摩其心意的李林甫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太子废立及一系列大狱的背后，都闪现着宰相李林甫的身影，他独揽朝政达十八年之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李林甫对威胁到他的人非常无情，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进行打击，甚至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成语“口蜜腹剑”就源于当时人对他的形容。
天宝八载（749 年）前后，一个真正足以动摇李林甫地位的人出现了——他是唐玄宗的新宠杨贵妃的远房堂兄杨国忠。在极短的时间内，杨国忠的权势几乎上升到与李林甫相同的地步，二人的矛盾激化起来。752年，李林甫死后的第三天，杨国忠被正式任命为宰相，他不仅接管了李林甫手中的全部权力，同时继续兼领自己此前的各种财政使职，甚至连关内、剑南等地的军政大权也落入他的手中，权力的集中达到空前的程度。
安禄山扮猪吃老虎
与不断恶化的朝廷政局相比，唐王朝的军事战略格局的变化则更加凶险。为了适应扩张的需要，唐王朝开始在边疆地区相继设立节度使，渐渐囤积了大量的常备军，且战斗力非常强劲。相比之下，内地的防卫却非常薄弱，除了长安的一些禁军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常备军可言，国家出现了非常危险的外重内轻的战略格局。由于承平日久，内地的百姓已经多年不闻干戈之声了。
从唐睿宗开始，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到了天宝末年，担任节度使的分别是：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他养父的儿子安思顺节度朔方，哥舒翰兼任河西、陇右二镇节度使，封常清则兼任安西、北庭二镇节度使，至于剑南则是由宰相杨国忠兼领。
在这九大“军区”中，兵力最强的当属安禄山和哥舒翰。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兼领三镇的安禄山实力无疑更胜一筹，因为他辖下的河北地区是唐代前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远非戈壁荒漠居多的河西与陇右可比。这种经济与军事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发动叛乱时有了更强的信心，更何况哥舒翰当时年老多病，长期待在长安休养。
李白让杨贵妃磨墨，高力士脱靴
天宝末年，发生在玄宗与他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之间的一段对话很有意味。晚年的唐玄宗怠于朝政，他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回答说：“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高力士的话可谓一言成谶，因为安史之乱就在前面不远处。
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在范阳（今北京）崛起，与他在同契丹、奚两个民族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分不开，而范阳之所以精兵甲于天下，正是唐王朝遏制两蕃的需要。事实上，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并不仅仅是他的昏庸和任人不明，而是他需要安禄山这样通达边事的蕃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安禄山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群与他种族、出身类似的武将，形成了一个关系胶固的军事集团，而粟特人在其中更占有很大的比例。
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一月九日，久蓄异志的安禄山终于在范阳起兵，誓师南下。几天之后，太原等地的报告陆续送到了长安，唐玄宗与满朝文武都震惊不已，只有宰相杨国忠却喜不自胜，因为他之前的预言终于应验了。
马嵬坡兵变，杨贵妃殒命
763年，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了，唐王朝也在表面上恢复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但这场战乱造成的后果却极为深远，最为直接的后果当然是藩镇割据的形成。与此同时，安史之乱导致了河西、陇右的大片土地落入吐蕃之手。就在平定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吐蕃军队就势如破竹，攻入了长安城。虽说吐蕃这次占领长安的时间很短，但他们对唐王朝的巨大威胁却一直延续了下去。
经过这场战乱，唐人的心态似乎也变得不再昂扬，也不再像先前那么自信了。由于安禄山、史思明的粟特胡人身份，使得在安史之乱后，夷夏之辨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在唐代初年，唐太宗曾说自己对汉人与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而盛唐的人们更有着极为开放的胸怀，他们曾积极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人们对这样的观念产生了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为许多唐人的共同心态。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