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很多朋友发来消息与石钟扬教授探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因为他对陈独秀的研究闻名全国。他所揭示的陈独秀文人性格和本质，曾一度令学界耳目为之一新。
石钟扬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好久不看电视的他打开了电视机，“我一看，呦，陈独秀长高了，还变漂亮了，哎呀，延年那个演员竟然更漂亮！因为延年本人是很邋遢的”，他心中为之一动，继而感到欣慰，“我觉得编剧没有刻意去模式化陈独秀，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石钟扬直言事实上陈独秀本人个子很矮，吴稚晖就写文章恶毒地臭过他，说他儿子延年“长得像没有进化的类人猿”，意思是说他爸也漂亮不到哪里去。这个剧的演员比陈独秀个子高、也比他漂亮，这两点都超出了生活原型。
他觉得这部剧呈现的思想深度和制作水准是恰如其分的。蔡元培跟陈独秀见面，胡适、黄侃公开辩论文言和白话在日常中的运用，以及陈独秀在送别酒宴上的话不投机那几集，拍得都蛮好。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毕业照，同学们与校长蔡元培（前排右四）、文科学长陈独秀（前排右三）等合影
陈独秀办《新青年》
给北大引来了精英人才
石钟扬始终坚持认为，陈独秀首先是一个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作为文化领袖，他呼唤的科学民主有永恒的魅力。”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都是一个从精英到学生自发的行为，陈独秀最大的功勋是联手胡适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科学民主思潮。
五四是中国现代化之起步。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化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尤其重要，“这也是新青年们当时思考的要害问题，是科学重要，还是文化重要，当然文化更重要。”石钟扬直言，“陈独秀原来计划利用十年改变中国的思想结构，让中国走向思想的现代化。结果没有花十年工夫就改变了全国的思想结构，这个愿望陈独秀实现了。”
陈独秀办《新青年》给北大引来了许多精英人才，让北大的整个人才结构做了根本的改造，让北大真正成了一个现代化的高校。“胡适也好，刘半农也好，很多同学都是看着陈独秀过来的。”
石钟扬认为，如果不研究“五四”，根本就研究不了明清小说的历史地位。他指出，原来的白话小说没有标点、没有分段，社会上中间水平的人根本看不懂。胡适和陈独秀以白话小说作为白话文的教本，利用上海的亚东出版社出版整理本，成为中国白话文的一个实验地。亚东图书馆的版本给白话小说打标点、分段，使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能够看懂了。“北大的吴组缃先生当时在芜湖念中学，他说我看到了亚东版的《红楼梦》，觉得这就是新文学，因为看到这个我才走上了白话小说的写作。”
陈独秀与蔡元培校长合影
陈独秀不仅文章写得好
还写得非常快
石钟扬在研究中发现，陈独秀年轻时练过帖，甚至练过甲骨文，“但他不是那种持之以恒地去练帖的人，他写字全凭才气技压一方，是一个狂放型的书法家。”
关于写字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1910年前后陈独秀与沈尹默相识，当时陈独秀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沈尹默写的一首诗，“他说，唉，这诗不错，但是这字写得一看就是台阁体，太俗了。”沈尹默听到这个评价后气得翻白眼，但是沈尹默反思能力很强，他就老想自己写字的毛病到底出在哪？后来沈尹默把陈独秀说他的字作为鞭策，咬牙摆脱台阁体，甚至摆脱赵孟頫的赵体，最终成为20世纪最有名的书法家。直到晚年，沈尹默还写过文章发表出来，怀念仲甫先生。
石钟扬在研究中还发现，陈独秀不仅文章写得好，还写得非常快，“他在《新青年》开设‘随感录’专栏，常常是想到哪写到哪，非常契合当时中国思想动态最前沿的一些东西。”着眼于新文化运动的现状与发展，陈独秀总能独具只眼地发现事物易被掩盖的另一面，不失时机地给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以警戒，陈独秀曾说，“通俗易懂是新文学的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懂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他还说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精神，“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号
陈独秀很粗放
但他为朋友想得非常细
陈独秀曾在《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吾友胡适”在当时立即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新典”。
1916年，留美的胡适赶译出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从此，胡适与陈独秀及《新青年》结缘。后来在陈独秀再三催促与坦诚切磋之下，忙于博士论文之际的胡适及时写就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快慰无似”，立即刊之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成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揭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之新的一幕。
陈独秀与胡适的君子之交，石钟扬别有感触：胡适留学还没拿到文凭就应陈独秀的召唤回国，胡适刚动身，陈独秀就说“我马上到上海去，有事，我们上海见”。后来胡适坐船到上海，登岸后两人一见面，陈独秀开口就说，“我现在是北大文科学长，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应该给你，你来做，你必须到北大来就任。”
与此同时，陈独秀立即写信回北大，信中嘱咐说胡适回老家徽州待一下就马上到北大，并指出胡适的工资应该定什么标准。还特别提到，胡适的住房最好安排在新楼，跟学生宿舍很接近的地方，让学生能感受到这位新教授的气息。同时陈独秀又跟胡适说，“你的家境也不是很好，除了北大这两百多大洋以外，我还给你找个事，当亚东图书馆的编外编辑，每月拿一百大洋。”石钟扬非常感慨，“陈独秀虽然很粗放，但他为朋友想得非常细。胡适到了北大后，陈独秀、蔡元培都把胡适往前面推，使胡适立即成了北大乃至中国文化界的一颗新星。”
在石钟扬看来，陈独秀、胡适这种“不以友谊伤害真理，也不以真理的争论伤害友谊”的交友之道，令人心向往之。
石钟扬坦言，事实上后来对于《新青年》到底往哪里发展，陈、胡二人经常会有争论，有段时间还闹得特别凶，陈独秀在上海，胡适在北京，他们俩不断写信往来争论，提出不同的方案。胡适甚至说过，既然这样，那就分开办《新青年》，上海你怎么办我不管”。但是陈、胡二人的私交到死都没有散。蔡和森在商务印书馆出书之后拿不到稿费，陈独秀写信给胡适说，“你必须赶快到商务馆把稿费讨出来，人家揭不开锅了”。甚至当时党内一些人被追逐，陈独秀暗示一下，就躲在胡适家里。后来陈独秀几次坐大牢，胡适都是挺身而出，到处呼救营救陈独秀。
《陈独秀手迹》是研究陈独秀的封山之作
前两年，陈独秀与胡适辩论的底稿在香港被找到，同时还找到胡适的留学日记。当《胡适日记》巡回特展在南京举办时，主办方特邀多年担任过中国陈独秀研究会会长的石钟扬教授出席并讲话。让他惊喜的是，在活动中不仅亲眼看到当年亚东图书馆收藏的陈独秀底稿，而且还收藏到高仿版，他发现“陈独秀对《科学人生观》序言里所写的观点跟胡适不一样，里面有激烈的碰撞”。
石钟扬觉得，陈独秀为寻求真理，从没想过讨好谁。“独秀先生虽已逝世，他所传播的科学民主乃人类社会之永恒主题，至今仍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堪称永远的新青年。”
石钟扬长年致力于收藏陈独秀手迹，到目前为止，他潜心三十年收藏了八百多份陈独秀手迹，并将其编成上中下三卷；再加上副卷释文，形成了一部四卷头的手迹，其中辛劳不言而喻。
《觉醒年代》的热播，很多观众都被新青年们的那股浩然之气震撼。虽然早过了热血的年龄，但石钟扬坦言，现在最渴望的就是四卷本的《陈独秀手迹》能顺利且精美地问世，他想把《陈独秀手迹》的出版作为自己研究陈独秀的封山之作，“希望能传诸后世，嘉惠后人。”
供图/石钟扬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