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于今早去世，享年90岁。“今晨六时许，女儿发现，沈公睡去。”沈公生前好友，出版人俞晓群如此告诉媒体。

沈昌文生于1931年，上海人。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亦著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也无风雨也无晴》，译作有《控诉法西斯》、《列宁对全世界妇女的遗教》、《阿多拉茨基选集》（部分）等。

以下文字选自沈公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该书详细地记录了他如何从上海银楼里一个初中都没有读完的“小伙计”，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各种机遇，而一步步地成为三联书店总经理和《读书》杂志主编，以及退休后的生活与出版活动。

回忆录的名字自然是来自苏轼的《定风波》，如今沈公离去，不妨把这首词抄录于此。缅怀。

《定风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冒牌大学生

在上海天天奔来走去，发现住处不远有一家“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设有新闻电讯系，可以晚上上课。我想，还是设法去通讯社当报务员吧，于是立即报名应试，想提高一下收报速度，再去考通讯社。想不到这一来，由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创办人是顾执中先生，上海《新闻报》的名记者。这家学校在上海有很高的名望，尤其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争取民主运动中，功勋卓著。可是我之所以报考，同这些毫无关系。我只不过想由此去做报务员。

于是天天准备应考，想不到考取之后，校方告诉我，新闻电讯系不办了，因为学生太少。教务处一位先生鼓励我上别的系。我一看时间表，采访系是晚上上课的，就进了这个系。从这以后，想不到由此不再去“的达的达”地敲电键，而是变成耍笔杆的了。

每天下午五点左右，从自己打工的商店里拖着疲乏的身躯出来，在马路上买一块点心，就去上学。如是，要到晚上九点来钟才回去。尽管这么辛苦，我还是很快活-因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让我看到与以前迥然不同的世界。

像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这类所谓“野鸡大学”，在旧上海多的是，普遍来说声誉不太好。但这家学校不同。校长顾执中先生真是认真办学。首先，他把上海新闻界许多名流都请来教课，如陆诒、惮逸群、胡星原、笪移今、潘孑农、盛叙功、许杰、姚士彦、颜鹤鸣等等，看来比某些正规大学的阵容还要强。那里又设了一个强大的俄语课程，老师是顾先生之弟顾用中。顾用中有时自己教，有时请他的白俄朋友来教，我在那时就上过著名的白俄诗人夏清云（俄文原名别列列勋）先生的课。在所有的课程里，我读得最尽心的是摄影和俄语两门主课，其余的课程不是不努力学，而是实在跟不上。这两门，大家都从头学起，我只要努力，就可跟上，并且成绩优良。别的，以我初中二一年级程度，如何能同别人攀高低。譬如新闻写作，我努力半天，结业成绩只是五十分。六十分才及格，老师陆诰先生是让我大大出洋相了。

成绩不好是一方面，那是因为我基础实在太差。可是，许多老师的课，我实在爱听，简直终生难忘。例如，潘孑农先生讲电影时，一次批评melodrama而举美国电影Golden Boy（《千金之子》）为例来说明drama的正面功能。他说剧中Joe的父亲举着Joe的手，痛苦地讲述拳击如何毁了Joe的音乐天才。这一段警句，潘老师用英文朗诵，我听了简直毕生难忘。潘先生还常找学生去做临时演员，我最愿意参加。一次是演排队挤买黄金的群众。在拥挤不堪的人堆中奋斗了好一阵，弄得一身臭汗。最后电影厂赏我吃一碗阳春面回家。又如许杰教授，他在学界也可算名人了。他讲中国现代文学，我在这方面毫无基础，听得似懂非懂，但还是爱听。这些，都吸引我这个缺“文”少“化”的穷孩子进入文化的大门。

对我这个长期失学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太喜欢上这样的大学了。可是，我读了一年多又交不起学费了。当时我做“仆欧”，人家给我一口饭吃已算幸运，谈不到工资。我的学费，大都靠挣“外快”所得来支付。例如侍候人赌钱所得的小费。后来，找到一个活计：为人造假帐。这事比较好办，只要晚上开些夜车，就可办到，所得也较丰富，可以付学费等开支。但不经常有这“业务”。因此，念了一年半，最后一个学期实在读不下去，只能开溜。

刚好当时解放未久，百废待兴，亟需人才，到处都在招人。我当年读三联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等入迷，又在银楼里认识一些进步文化人，也常去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生活书店门市部闲逛，因此，一心想做出版。鉴于前些时候考三联书店的失败，到一九五〇年人民出版社招考，我就改变招数，化身成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伪造了一封《学习报》社的介绍信，私刻一枚公章，说自己是这个报社的记者，完全隐瞒我的学徒、店员身份，于是考取。当年凭成绩考取并不难，只要熟读学校里教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即可，答题是把什么事情都归结在反帝反封建名下，保管老师欣赏。

当时也有别的机会。俄语老师顾用中先生看我成绩不错，介绍我去见姜椿芳先生，保送我进刚成立的上海俄文专修学校。姜先生很同意我去。还有，当时的“革命大学”也在招生。另外，风传私立的民办大专要并入国立大学，我们以后很可能可进复旦大学（事实上没多久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就并到复旦大学了）。但是，一切一切，我都无缘了。因为我不仅筹不起学费，还要养活母亲。我母亲年年在别人家做“娘姨”（佣人），我再也忍不下心去。因此，唯一的选择是找一职业。于是，就溜到北京来了，时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恢复光明以后

退休以后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割治白内障。我年纪不大就得了白内障，视力只有零点零四。动完了手术我的视力就非常好了。我认识赵丽雅多年，手术后再同她见面，意外地发现她的脸上有了皱纹。原来过去看她只是雾中看花。最后我的视力到了一点二，这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

眼睛能看东西以后，于是又蠢蠢欲动。孩子在美国，自然我又想出境，以探亲为名，行漫游之实。这次去美国，实在想耐下心来考察一些书业状况。过去是公事访问，极少闲逛。现在居然一个人在纽约的大街上逛荡。逛来逛去，喜欢上了美国的图书馆和旧书店。美国的图书馆，居然没有单位介绍信，就允许我这个外国人把书借走，而且一次能借好多本。复印很便宜，我经常把一本书全部印了带回来。

我在美国住了一阵，带回来很多文化资源。我做出版编辑工作喜欢自己做选题，什么都自己做。现在正好，也没老板也没伙计了，只有我一个人。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先生，我退休之后才认识，我们谈得很投机。因而知道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利润多得不得了。于是我跟他们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润多了全部上缴，好是好，可是非常麻烦的是，你这么一来灾难也来了：你计划利润五千万，最后你赚一亿，明后年上面就要你赚一亿五，这样你就被套上了。我有一个鬼招：尽量少赚，多的钱怎么办呢？发展文化，创造声誉，建立品牌。俞晓群非常赞成。他本身是作家，文化水平比我高许多许多。他是大学数学系出身，专门研究过中国文化中的数术。我的这类“鬼点子”，他当然一听就懂。

这样我们就谈得很投机，并且进行操作了。开头还零敲碎打，无非出些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书的中译本。例如《欧洲风化史》。顺便说一句，这“风化”两个字是我改的，原来叫《欧洲爱情史》。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给中央反修小组跑腿，特别喜欢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的异端思想和人物，就是跟马恩列斯思想不一样的理念和代表人物。研究过一种异端的恋爱观念叫“杯水主义”。后来我就比较注意了解现代爱情观的变迁。这本德国人写的书在当年俄国很受注意，我老看见俄国文人引用，但在北京没找到俄文译本，后来在纽约发现了俄文译本，赶紧复印带回。以后请我的老同学、俄语专家侯焕闳老兄译出，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世纪万有文库”

这时候俞晓群有一个创造发明，我起初很犹豫，后来完全支持。他提出来的是要向王云五学习，学习他主编的“万有文库”。他希望编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分古典、近代跟外国三个部分。当时吓了我一跳。因为像我这样一九四九年以后习艺的出版人，非常怕同王云五这个名字挂钩，更不敢去“继承”这位老先生的事业。只要回想一下当年改写“四角号码歌”的故事就得了。我小的时候学的四角号码歌第一句是“一横二垂三点捺”，1949年以后，因为王云五的关系，非得改成“横一垂二点捺三”。我知道这是政治纪律，所以记得很牢。但俞兄的识见打破了我的迷障。我由此觉得他在文化出版上确有大魄力大手笔。“新世纪万有文库”后来找了三个人来编，古代找吕叔湘先生的弟子杨成凯先生，近代找了上海的陆灏先生，我做外国部分。这套书的价钱便宜，每本八元十元。

陆灏那时在《文汇读书周报》工作，要小我一辈了。可我发现，这位年轻朋友对书真在行。从结识开始，我就以他为师。结识了他以后，我就一直存着一个念头：此人必须好好“开发”。

做了大半辈子出版，说实话，到了编“新世纪万有文库”，我才真正尝到编书的甜头。我尽管只编外国文化书系部分，但对全套工程亦常参与其事。例如，我帮出版社聘请了几位在京学者做顾问。而且，后来发现，顾问名称太虚，而且只有六位（陈原、王元化、李慎之、任继愈、刘皋、于金兰），力量不足。后来又想出一个“学术指导”的大名，三个书系聘下如下二十四位，阵容赫赫，影响不小：

传统文化书系：顾廷龙、程千帆、周一良、傅璇琮、李学勤、徐萍芳、傅熹年、黄永年

近世文化书系：金克木、唐振常、丁伟志、黄裳、董桥、劳祖德、朱维铮、林载爵

外国文化书系：董乐山、殷叙彝、陈乐民、蓝英年、汪子嵩、赵一凡、杜小真、林道群

几年下来，一共出了六七百种，蔚为大观。这套丛书装帧简朴，少有插画。这也极对我意。我不善做装帧，更不喜欢在书里加印美观的插画。这也是永远及不上范公而屡屡为他唾弃、为各个著名的“书人”所不齿的原因。这套“万有文库”，可真对我的意了。

但是我不知什么原因，“新世纪万有文库”做得如此尽智竭力，费去如许资金财源，影响似乎并不如预期。原因大概在于，改革开放尽管已经十来年，社会上仍然浮躁。这种情况，引得我们这套书的头头——俞晓群先生也开始向社会呼吁，诉说自己的无奈。当然，如俞兄所说，“‘无奈’也罢，‘有奈’也罢，我们只是想说，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

新《万象》

“新世纪万有文库”以后，有机会在上海同陆灏、陈子善等人常在一起。有一次陈子善带了几本旧杂志，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老《万象》。我在做工人时见过这杂志，那时读不懂。以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些，喜欢得不得了。我提出，我们何不承继前贤，老店新张？于是，一行人去拜访当年老《万象》后期的主编柯灵老先生。我同柯灵老人是老交情，自然一谈即合。接着四处奔走，一跑几年，才有了辽宁教育版的新《万象》。

说实话，我编《读书》多年，其实那不是我的夙愿。我这个上海滩出来的人，不大会做十分严肃的东西。《万象》很适合我的性格，很快就喜欢上了它。找谁来编呢？这时想起陆灏。其实重新创办《万象》，源于我对海派文化的认识和留恋，陆灏是再合适不过了。

《万象》一出，舆论反映很好。有人说，同那时《读书》的越来越深奥庄严相比，“它有点像花边文学，可以让一闲人，身穿家居服，随意躺在沙发上、床榻上展卷阅读”。“这杂志很海派，却是在辽宁出版的。奇怪！”陈乐民先生评论说，在《万象》，“常常读到一些妙不可言的好文章”。他喜欢读尘元（陈原）的“词语密林”、王蒙连载的“玄思小说”，等等。陈先生说，“或许觉得它太休闲，确实这里没有宏大叙事、高头讲章，但却足以在轻松恬淡和谈笑之间，传递出浓郁的文化底蕴，且不乏鲜活灵动之气，可以益人心智，可以发人联想”。“《万象》的妙处全在一个‘趣’字。”

有彤先生专门来信指出：

《万象》很有看头，开卷胜似当年——不仅仅是当年的一卷《万象》，而是多种味道的综合：比方说，其间就有一点黄氏兄弟的《西风》的气息。

最有趣的是姜德明先生在《新民晚报》上撰文，给我们讲了一段故事，使我们编起《万象》来比以前更加有劲。他说：

那是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天的故事。当时一部分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较成熟的作家、画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感召下，经文化部批准，拟办一本图文并茂的综合性文艺杂志，定名为《万象》，并成立了十人组成的筹委会，名单是：吴祖光、郁风、张光宇、张仃、胡考、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龚之芳、叶浅予。“创刊号”业已编就，其中有张仃：《毕加索访问记》、郁风：《衣饰杂论》、吴祖光：《回忆一出最糟糕的戏》、艾青：《我写过的一首最坏的诗》、叶恭绰：《颜鲁公的书法》、曹禺：《论莎士比亚》……这在当时是多么吸引人的一些题目。不想一夜之间，反右派的风暴袭来，一份不曾问世的《万象》要目竟变成反党罪证，“二流堂”复活的宣言。“创刊号”主要作者几乎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仅曹禺一人得以保全。这也是人间万象，社会百态中的一个小插曲，或许说不上是闲笔吧。

为兴趣而读书

一辈子干出版，可谓读书无数。但是说到底，此读书非彼读书。读了半天，你究竟还不是文墨场中人。何以至此？说穿了，我多年从来只是为功利而读书。尽管镇日手不释卷，但一不是为兴趣，更不是求真理，而只是图出息。

那么，到了老而退休之年，这种情况可否改变呢？

的确想改，因为此刻对我而言，已不存在任何“功利”了。

我现在的所读之书，只服务于我这老人的兴趣。现在一不做选题，二不读稿件，“功利”何在？但如果因读书而使自己多少产生一些快感，岂不也是功利之一义？

我的兴趣首先在海外作品。不知怎的，还是在做出版时的老念头：海外作家写来比这里的有新意。因此，我耐心收集李碧华、龙应台、舒国治、朱天文、齐邦媛、於梨华，乃至新井一二三的作品。

不仅是文艺创作，评论也同，如余英时、王德威、董桥、李欧梵、思果诸位，都是我的崇拜对象。说来也怪，我对对岸的李敖、南怀瑾等位特别有兴趣，几乎有出即收。因读他们的书，一度又迷上胡因梦，也因此天天去读克里希那穆提。现在大陆非常热衷出版蒋介石的书，我倒兴趣不大。但是我几乎买齐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书。此无他，他们过去在上海待过是也。而老蒋在上海那些年，正是我毕生最苦难之时，我实在不想重温它。

我费很多精神收集海外的出版物，满足我的求知饥渴。这方面的书不想举了，只想说说我本人特有的一功：即搜集有关方面禁读的书。这种精神需求来自六七十年代本人有幸做伟大毛主席个人读书的小小知情人，于是知道某些罕见书之可爱和读它们的乐趣。美术家刘海粟的生平传记三大卷，据说因家人告状停止发行，我从有关方面得到十来套，不仅自己读，而且送人。三联书店前辈朱枫女士在台湾因吴石一案被蒋介石枪毙，大陆的有关著作《镇海的女儿——朱枫传》不知为什么被禁，我千方百计觅取一册，然后复印赠友。我听说正派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乃父写汪伪的历史很耐读，我闻讯从芝加哥觅得，读后又再复印赠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但是，不论如何，我已不大读翻译书。即使读俄国书是我感兴趣的书，也只止于读读杨奎松、蓝英年而已。

总而言之，从为功利而读书转而为兴趣而读书，是我近十几年的一大转变。而为做学问而读书，我是怎么也做不到了。

来源：凤凰网读书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