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9月到今年6月，年过七旬的作家蒋巍从陕西榆林到新疆乌鲁木齐、和田，再到贵州铜仁、上海，直至黑龙江省佳木斯、哈尔滨，完成了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温度——2019-2020我的田野调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12月15日上午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发布会上，蒋巍介绍这部新作时说，“好多读者说报告文学不好看，因为经常只有报告没有文学。我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在真实性、文学性、思想性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我不是拿着宣传材料堆砌改写出来的，而是翻山越岭，走村入户，到扶贫第一线去打捞最鲜活的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故事素材。”

创作脱贫攻坚文学，绕全国一圈八过家门不入

当天上午，73岁的蒋巍出现在“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发布会上，他声音洪亮、富有激情地演讲近一个小时，模样和声势完全不显老。他笑称自己为了创作扶贫攻坚报告文学，辗转东南西北五省七地，绕全国一圈，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回过北京的家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我八过家门而不入，将家完全交给老伴打理，我确实成了一个不回家的男人。”

蒋巍称他习惯了这种生活，他喜欢坐在老百姓的小院里、窑洞口、炕头上聊天，他们的故事折射着这个时代发展进程的点滴变化。尤其是在扶贫攻坚一线采访，太多的故事让他泪下，以至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手指纷飞忘情地敲打着键盘，连吃饭解手都觉得浪费时间，常常弄几样小点心边写作边充饥。

在介绍《国家温度》这部新作时，蒋巍还通过书名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站位和人民立场。“可以说，脱贫攻坚这场伟大的战役和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是2020年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性质、国家力量的雄辩证明。真理是比较出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事情做得这么漂亮，这么温暖，却还有某些公知一味罔顾事实，抹黑歪曲我们的国家。我在作协的一次座谈会上就说过，作家不要认为只有自己的台灯是最亮的，离你的台灯越远的地方越灰暗。在我看来，扶贫后在全国农村所有地方亮起来的太阳能路灯，要比作家的台灯明亮得多，温暖得多！”

帮瘫痪男孩出版诗集，翔实记录下“一个人的学校”

提及贵州山区，蒋巍的最初印象是，多年前他的岳父去贵州绘画写生。走进山寨里，看到一间茅草屋里昏暗的灯光下，有男人和妇女穿着水泥袋子在地上行走。他们饭桌上的所谓“菜”，是从野地里抓回来的一些虫子，用盐巴腌制后当咸菜。

蒋巍还采访过一位复员军人曹以杰，他转业后在大城市里当高尔夫俱乐部经理，一直过着高级白领的生活。有一次，他回到贵州家乡，看到一个老奶奶半身赤裸坐在洞口抱着孙子，一头牛则在洞里“哞哞”叫着。曹以杰想不通，问老奶奶，“这么冷的天，快下雨了，为何不将牛牵出来，自己到洞里坐着暖和一些。”老奶奶回应说，“牛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死得，牛死不得，不能放在外边，丢了咋办？”曹以杰听了这话很心痛，决心辞职回乡承包山头创办茶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正是这种山区极度贫困与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才让贵州奋起，驻村干部拼了命地干，帮老百姓脱贫。这其中，就有贵州省交通厅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萧子静，他在黔西县雨朵镇驻村扶贫。有一个孤老头来找他办事，看着行走举止动作非常困难，原来老人指甲和脚趾甲好些年未修剪过了，曲曲弯弯绕了好几圈，而且伴着肮脏、疼痛和流血。萧子静很痛心，端来一盆温水给老人洗泡过之后，细心帮他剪了长长的指甲和脚趾甲。从萧子静的叙述中，蒋巍深深感悟到，扶贫不仅仅是帮村民种地盖房这么简单，其实是生活的全部！

让蒋巍难以忘怀的是，在这个镇上，有一个高位截瘫的男孩沈江河，他每天坐在家门口晒太阳，用仅仅能动的一只手在写诗，写土地，写母亲，诗写得很温情很感人。萧子静看到这个男孩病入膏肓，决定动员社会力量为沈江河出一本诗集，以期对他有所激励和慰籍。数月后，这本诗集出版了，书名叫《一根手指的舞蹈》。看到散发着墨香的诗集，沈江河和全家都哭了。一年后沈江河去世，这本诗集随他入棺。蒋巍将这段故事写入他的新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主战场》。

沈江河

在扶贫一线每一天的采访，都是激情在指尖上跳跃，泪花在键盘上飞溅。那一次，蒋巍在同当地干部的闲聊中听说了大山里的“一个人的学校”，他立即决定：去看看！和第二天他和扶贫办的同志一起乘船渡过乌江，又翻过两座山，才到了这所“学校”，见到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乡村女教师杜典娥。

这里交通不便，村民生活极为贫困，许多年里女孩子都不上学，更不敢外出打工，因为她们领工资不会签名，上街不认识街牌。于是杜典娥毅然放弃自己外出打工的准备，在自家办起一所只教小学前三年课程的“学校”。一是因为她觉得再高的年级自己教不好了，二是教到三年级，孩子们身体壮了，胆子大了，就可以渡江去对岸上正规的小学了。山里农民很穷，交不起学费，杜典娥便约定每个学生一年只交6斤米。孩子们喜滋滋来杜家上学了，最小的6岁，最大的14岁。

蒋巍深入贵州山区“一个人的学校”对乡村教师杜典娥（穿紫红棉衣）做采访

就这样寒来暑往几十年，杜典娥青丝变白发，先后教了几千名三年级学生。迄今杜典娥还保留着那个已经发黑的6斤米账簿，其中有许多还没划钩的，是当年的学生还欠着的，有些则是学生的儿子或孙子帮着还上的。杜典娥说，她留着这个本子不是为了催账，而是为了纪念，因为这就是她的一生。蒋巍看到，如今杜家门上还挂着当年的上课铃——一个铁盘子早已锈成文物，现在用的是电铃了。

采访铜仁易地搬迁工程，脱贫消息传来扶贫干部们抱头痛哭

除了记录下扶贫攻坚战役中这些小人物的冷暖人生，蒋巍还将激情投入到易地搬迁工程中。在贵州，需要易地扶贫搬迁的移民就达188万，全国最多，且大大超过三峡移民数量。

这其中， 铜仁市是移民搬迁任务最重之地：作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全市所辖10个区县均为贫困区县，共计1565个贫困村，其中1个深度贫困县 （沿河县）、2个极贫乡镇、319个深度贫困村，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2.7万。且大多数贫困群众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和高寒山区，居住分散，耕地匮乏，用水艰难，基础设施、文化教育极端落后。总之，活在那里就意味着困在那里，老死在那里。别无出路，实现脱贫只能靠一个字：搬!

在铜仁市，经逐村逐户摸排统计，到2020年底，全市总共需搬迁29.33万人，占全市人口近十分之一。其中需要跨区县搬迁的达12.55万人。一个地级市易地搬迁人口数量如此之大，全国独此一家。铜仁市在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之余，也做好“后半篇文章”，在搬迁安置点配套建设了学校、医院、商超、工厂、市民活动中心、公共服务系统等。同时千方百计鼓励企业在安置点创办“扶贫微工厂”，让以前不得不远出打工的农民可以“增收兼顾家”，让搬迁群众“一步住上好房子，快步过上好日子”。

“采访中，我看到一些女孩子们抱着电线杆子焦急地等待脱贫验收的结果。一旦抽到合格了，整个县脱贫，消息传来的时候，所有扶贫干部抱头痛哭，他们高呼口号，‘我们来了！我们胜利了！’在我眼里，这些充满热血激情与担当精神的扶贫干部值得好好记录。”蒋巍说。

冷思考：要防止扶贫解困“同质化、一窝蜂”现象，建立扶贫长效机制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如实记录下贵州、新疆、榆林等省市脱贫攻坚伟大壮举的同时，蒋巍也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首先要尽可能避免扶贫项目“同质化、一窝蜂”现象。“从北到南，我走过的很多地方，为扶贫解困，当地都在鼓励扶持发展产业，比如苹果、核桃、红枣、茶叶等等。我想，市场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多年以后，这些农副产品堆积如山、供大于求的危机将是非常现实的威胁与挑战。 农民的投劳和合作社的大笔资金投进去了，产品却难以推销甚至烂在地里，导致已经脱贫的农户又返贫，怎么办?”

蒋巍在陕北杨家沟，和老乡们聊天

对此，在他看来，要建立扶贫长效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乡扶贫的干部多是城市出身，且多是党政机关干部，他们对农村较为陌生，对市场经济运行及其规律不很熟悉。类似“两不愁、三保障”这样的“填鸭”政策谁都会，但是把农民群众推上市场经济轨道，从而获得强大的内生动力，就需要一定的智慧和本事。

蒋巍在书中列举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在某省的扶贫工作座谈会上，一位扶贫干部汇报了他的一个正在积极推进的大项目，因其帮扶村庄邻近省会，他号召全村农民大举种植蔬菜，然后在市里租一大间门市房，将那里作为村民蔬菜的“出口”，听起来很美妙，却当场遭到一位农民的反驳：门市房一年16万元租金能不能挣回来？农民租车开车送菜费用能不能挣回来？蔬菜淡季没菜卖怎么办？如果亏了，等于留下一堆后患。

这位农民当场出了一个主意：可联络联合几个大企业大公司食堂，和这个村合作社共办一个电商平台，双方共养一辆车，每天各单位需要什么菜、多少菜，在平台发布，由专用车辆送菜上门。村民不出门就可以把菜卖掉了，全场皆表赞同。

在蒋巍看来，这就是一位城市机关干部和懂市场规律的农民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在扶贫工作中，学会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才能激发内生动力，建立长效机制。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