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高检11月9日消息，今年1至9月，共起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15154人，同比上升66.2%。其中，非法捕捞水产品罪6974人，非法狩猎罪3769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3007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1131人，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273人。

据悉，该类犯罪呈现出案件数量增多且罪名相对集中、犯罪地域较广、涉案野生动物范围广、犯罪交易场所趋网络化、犯罪模式逐渐产业化的特点。

从前三季度情况看，检察机关起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增长趋势明显。

其中，第一季度起诉2181人，第二季度起诉5235人，第三季度起诉7738人。从罪名看，该类犯罪主要集中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狩猎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前三季度起诉这三类犯罪人数占整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人数的90.7%。

从犯罪发生地分布看，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全国各地均有发生。其中，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江苏等长江流域省份，非法狩猎罪主要集中在湖南、吉林、江西等内陆省份，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

从司法办案情况看，此类案件的犯罪对象有活体、死体，也有动物制品。有虎皮、犀牛角、穿山甲片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白腹锦鸡、猕猴、岩羊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还有画眉、麻雀等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动物”。

此外，随着电商、微商平台以及快递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网络交易逐步成为野生动物地下交易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一些网店披着合法外衣，私下销售鹦鹉、黄金蟒等违禁野生动物及制品，还有商家通过微信朋友圈等发布野生动物销售信息等。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犯罪嫌疑人通过微信购买象牙制品，对方通过快递发货，收货地址选择公共场所的快递代收点，收件人为虚构的假名。

犯罪分子在猎捕野生动物后，将其贩卖到农贸市场、野味餐馆，有些案件出现跨区域交易，形成固定的“猎捕—销售—运输”产业链条。特别是随着“异宠”热流行，一些人出于猎奇心理或“收藏爱好”，购买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制品用于欣赏或饲养。

涉案人员既有以贩卖野生动物为业的走私商、进口商、源头经销商、分销商，也有串联上下家抽佣渔利的中介、代理人，以及单纯的“异宠”爱好者，形成庞大的地下交易网络。如四川省崇州市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异宠”案，涉案动物达615只，售向除西藏外的全国各省份。

最高检方面提到，该类犯罪数量增多的原因包括打击力度增大、非法利益诱惑、一些人法治观念淡薄等。

今年以来，执法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切实加大打击查处力度，开展一系列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专项行动，办理了一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案件。

此外，高利润让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为牟取非法利益，把猎捕、买卖野生动物作为职业，长期从事非法交易。甚至有犯罪分子“巧借”社会职业，谋取非法利益。

该类犯罪上升也反映了一些人法治观念淡薄，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山区，有的人尚未转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陈旧观念，对猎捕野生动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到位，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最高检方面称，检察机关坚持从严从快惩治。

对构成犯罪，符合批捕、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依法快捕、快诉，坚决打击。特别是严惩非法猎捕、杀害、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源头”犯罪，形成强大威慑。强化对猎捕、出售、收购、运输等各环节打击力度，突出对物流运输、交易场所、“野味馆”等的查控。加强与法院的沟通，依法从严提出量刑建议，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治预防功能。

最高检方面提到，加强对公安机关查处涉野生动物案件的监督力度，有效引导侦查取证，全面收集、固定、完善证据，确保准确适用法律。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的监督，防止有案不移、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建立跨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席会议等机制，及时通报案件情况，形成工作合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编辑/张丽
校对/李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