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沈安娜的名字，是一个五月天，在万安公墓邂逅她的墓碑。这是一座朴素简洁的墓碑，上面有华明之、沈安娜夫妻二人的照片，一个英俊儒雅，一个温婉美丽，看似一对岁月静好的平凡夫妻。然而，同去的资深媒体人杨浪老师却发出这样的感慨：“沈安娜是传奇中的传奇！潜伏敌营十四载，从未暴露，在潜伏大戏散场后，还能华丽转身，平安度过余生，少见。”

这引起了我深深的好奇，沈安娜的故事并不被世人熟知，也从未被改编成影视剧。那个年代流传下来很多传奇，带着各种光环，让平凡如我们只能仰视。可是她温婉的笑容，让我总忍不住猜想，传奇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人生，他们又曾有过哪些喜怒哀乐呢？直到几年之后，我有幸拜访了沈安娜的女儿华克放，听她亲口讲述父母的故事，所有的谜底才一一揭开。

一九三四年十九岁的沈安娜在上海

沈安娜，是中共隐蔽战线的英雄，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秘密情报员，是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但同时，她也是一个曾经做过明星梦的少女，一个深爱丈夫的妻子，一个在深夜为孩子生病而焦虑不已的母亲。

“双面”沈安娜，让我们还原潜伏大戏背后这位伟大而隐秘的女性，原来，传奇是这样炼成的。

从沈琬到沈安娜 放弃明星梦去考“公务员”

“1934年下半年，我母亲说她经历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怎么样择业，包括择偶，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些旧事源自母亲后来的回忆，华克放缓缓讲来，时光似乎回到了80多年前，沈安娜的少女时代。

沈安娜原本是江南的大家闺秀，1915年出生在江苏泰兴县城的一个书香门第、世族大家，从小在私塾诵读诗书，能写一手娟秀的毛笔字。但她却并不是一个听话的女孩子，7岁因为不愿意裹小脚反抗家族，16岁陪姐姐逃婚离家出走，命运就这样被彻底改变了。姐妹俩来到上海求学，这时候，她还叫沈琬。

1934年春节，沈家姐妹到老师家中拜年的时候遇到两名男生，舒曰信和华明之，四个年轻人一见面，彼此印象都不错。沈安娜回忆第一次见到华明之，“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镜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她未曾想到，就这样邂逅了自己一生革命和爱情的伴侣。

那时，沈家姐妹并不知道，舒曰信在半年前刚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华明之也在不久后的1934年夏天入了党，随后，他们的关系被转入中央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当时，19岁的沈安娜正为自己的出路烦恼，因为学费不够，此时她半工半读，在“炳勋速记学校”学习速记，就快要结业了。华克放说：“母亲的面前摆着几条路，毕业后她可以到社会上去求职，做个速记员；她也想过像一些同学一样，去拍进步电影，圆一个明星梦……”

正在这时，浙江省政府派人到速记学校挑选学生，他们要选择一名速记员到政府工作，校长挑选了学习最好的三名同学应考，沈安娜排在第一个。

去还是不去？沈安娜找到姐姐和朋友们商量。当时，中央特科的王学文已经通过舒曰信和华明之了解到，这个小姑娘非常爱国，想为国家社会做一些事情。于是，王学文派他们去做沈安娜的工作，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给她指明了一个选择：“你可以进浙江省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那里去，为共产党收集情报。”

沈安娜对情报工作一无所知，她知道那是掉脑袋的事情，但她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华克放说：“我妈妈偷偷读过不少进步书籍，她对共产主义、对十月革命、对红色苏联充满向往，在舒曰信的建议下，她把名字改成了沈安娜，安娜是苏联姑娘常用的名字。”当舒曰信和华明之问她怕不怕死，她回答：“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就这样，在国民党政府里，女速记员沈安娜的“双面人生”开始了。

一九四八年沈安娜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楼大门前

做了14年“双面人” 隐藏所有的愤怒悲伤

1935年1月，沈安娜带着绝密使命，直奔杭州，正式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担任速记员。她的绝技是每分钟200字的速记技术和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很快得到了浙江省政府同事和负责人的认可。

此时的华明之潜伏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他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就是联络指导沈安娜的工作。于是，在杭州街头的咖啡馆、西子湖畔的春色里，经常出现他和沈安娜的身影。虽然浪漫的“约会”是传递情报的掩护，但充满风险的工作让他们的心越来越靠近。1935年秋天，经过组织批准，沈安娜与华明之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就这样，一对“夫妻情报组”诞生了。华克放将父母的默契配合称为“流水作业法”。母亲沈安娜在前台，白天负责取得文件、速记稿等情报，回到家里夜深人静时，就把原始速记稿翻译成文字。父亲华明之在后台，常常在后半夜负责整编、浓缩、密写、密藏和传递情报。多少次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沈安娜靠着随机应变最终化险为夷，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她从最初的冒失逐渐成熟起来。

在长达14年的潜伏生涯里，沈安娜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多年之后，她向女儿华克放讲起这些往事的时候，仍然强忍着眼泪。“母亲在国民党里边真的是要做两面人。一方面满心的仇恨，国民党一天到晚就在反共，可是她内心又不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这种痛苦往往是常人很难理解的。”华克放说。

沈安娜一直牢记着被呼作“舅舅”的中央特科的王学文跟她说过的话，在他们唯一的一次见面时，“舅舅”给她讲述了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比如严守机密，遵守纪律，除非领导指定的同志，一概不对任何人讲与秘密工作有关的事；心里革命，但不能暴露进步思想，表面上要说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等。这就是做“双面人”的纪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和所有国民党要员非常兴奋，觉得终于可以把新四军全都消灭掉了，大肆庆祝。此时的沈安娜在周恩来的派遣下已经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面对庆祝胜利的敌人，她几乎把嘴唇都要咬出血来了，她不能够忍受我们的新四军遭受这么样的一个惨重的打击，可是她又不能表现出来。”

华克放从母亲的这些话中深深感受到了她内心的挣扎。“她当时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女青年，内心向往着共产党，但是又必须做出另外一副脸来对付国民党。非常不容易，她10多年隐蔽非常好，没有露出一点点可疑的地方。”

最惊险时刻 当面被指“共产党就在身边”

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速记员的工作，职位不高但位置非常重要，在会议记录和废弃文件里经常能得到很多绝密情报。国民党开会密谋对付共产党，会议信息往往第二天凌晨时分已由华明之浓缩、摘要、密藏，经交通员之手，连夜送到了周恩来等人的住处，中共领导人甚至比国民党委员们还要早看到他们的底牌。沈安娜获取的情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曾在沈安娜获取的情报上写下重要批示。

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沈安娜在蒋介石主持的会场上速记(右二)

然而，这样的工作就如同在刀刃上行走，每时每刻都有暴露的危险，最惊险的一幕沈安娜每次回忆起来都心有余悸。那是在一次国民党策划反共的会议上，坐在前排一个名叫张继的反共老手，忽然站起来指着蒋介石，大声说：“提起共产党，我就汗流浃背！说不定共产党就在你身边的，你还不知道！”

“当时母亲就坐在蒋介石身边，心里头自然就吓了一大跳，但是也不敢在脸上露出来，心里怦怦地跳，她想，是我暴露了吗？他在说我吗？是指的我吗？”沈安娜悄悄观察四周，并没有人注意她，蒋介石听到这话很生气，竟然要拂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

张继觉得下不来台了，说着道歉的话，站起来的时候跌跌撞撞。“我母亲离他很近，这个时候不能够把仇恨国民党的心理表现出来，还要做一个乖乖的服从国民党的小速记员，她于是就站起来扶了他一把。这时候，我母亲这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沈安娜为何这样心惊胆战？因为当时她正遭遇潜伏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危机，上线徐仲航被捕了。她和丈夫迅速清理了家里所有的速记资料、进步书籍甚至可能引起麻烦的个人信件。尽管如此，沈安娜还是没能完全躲过国民党的怀疑。从未私下往来的同事会突然到她家里“看孩子”，有一天，一个新来不久的同事还特意走到沈安娜办公桌前大声喊：“徐仲航被枪毙了！”

他们这次会暴露吗？深夜，沈安娜和华明之作了一个决定。华克放说：“这一天晚上我妈妈和我爸爸一夜没有睡着，他们俩紧紧地拉着手，我爸爸说，我永远在你的背后，你放心好了。我妈妈说，我在中央党部有事的话，肯定就是我来对付，万一我被抓进去了的话，你要照顾好两个孩子。我爸爸就说，你放心，你要是进去的话，我也会跟着你一块进去的，我们永远在一起。”第二天，两人平静地各自去上班了。

按下“静默键” 生命中最艰难的三年

由于上线被捕，沈安娜和华明之和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经历了很多难以忍受的追问和讹诈，国民党始终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最后不了了之。党组织按下了“静默键”，他们只能隐藏起来，等待时机。晚年的沈安娜曾经回忆这段日子，她说，1942年秋至1945年10月，“这三年是我和老华一生中最痛苦、最难熬的岁月。”

这时候，华克放两岁多，弟弟华庆新不到一岁，他们和父母一起吃了很多苦。“他们干革命不但需要伪装，还拖儿带女，日子是非常难的。”华克放对重庆那段童年生活印象很深。

一九四零年华克放与父母在重庆

当时姐弟俩都得了百日咳，每天咳个不停，几乎喘不上气，爸爸为了给孩子补身体，用家里不多的钱咬牙买了两个鸡蛋。“爸爸拿着鸡蛋，准备到炉子上做，正好一个老鼠跑出来，他拿脚去踩老鼠，结果不小心把鸡蛋掉在地上了，把他气坏了。”后来，爸爸又买了便宜的猪肺，煮汤给孩子喝，猪肺汤的味道并不好，“我们俩你一勺我一勺喝得满头大汗，感觉就像救命汤一样，父母看着我们眼泪就流下来。”

沈安娜的情况更糟，她得了肺结核，但是为了能继续工作获取情报，只能千方百计隐瞒病情。华克放说：“我妈妈说，在记录的时候不能咳嗽，他们这些达官贵人如果知道我得了肺痨就要把我撵出去，我就失业了，失去了为党工作的可能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她就捂着嘴到厕所里头去咳一会儿，咳得手绢上都是血，平息下来一点再回到速记的位子上，继续工作。

物质上的艰苦对于沈安娜和华明之并不是最难熬的，他们最痛苦的是大量的情报无法传递出去。反反复复地获取情报、密藏起来、等待时机，情报失去时效后又无奈地销毁，眼睁睁地看着数不清的情报在自己手中化为灰烬……

华克放说：“我母亲也曾经非常冲动，要想到红岩去接头。我父亲说不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冲动，只能安静下来，默默地等待，等待党组织再来找我们。”1945年10月的一个晚上，久违的敲门暗号响起，他们终于等到了党组织的召唤，门外站着曾经的老领导吴克坚，沈安娜哽咽着喊了一声“老吴啊”，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深藏功名 却在弥留之际说“我暴露了”

1949年农历新年过后，沈安娜和华明之收到了吴克坚的指示：在适当的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党组织需要留下一批老党员老同志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所以不必跟随国民党机关南行。这一对在国民党权力核心潜伏了14年的地下情报伉俪，终于可以回到光明之中。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华克放的哥哥，年仅15岁的华庆来隐瞒年龄报名参军。“爸爸妈妈知道后，鼓励支持他，临行前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们说，庆来，你要是开小差，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儿子！哥哥不知道开小差是什么意思，直到参军后听老同志说才明白，他牢记父母的话，在朝鲜英勇作战。”

时光荏苒，换上军装的沈安娜和华明之，就像翻书一样，把过去十多年的惊心动魄轻轻翻了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故事，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被尘封在历史档案中。就连他们的女儿华克放，也只晓得父母早年参加过革命，具体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如果不是后来帮父母整理回忆录，我很难把我的父母与传奇的谍报人员联系起来。”华克放说。

一九九九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沈安娜华明之在天安门广场

14年的潜伏生涯到底在沈安娜的生命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呢？华克放向我提到这样一件事，“我母亲95岁时病危住院，已经处于时不时的半昏迷状态，有时她就喊：‘我暴露了，从后门走。’潜伏敌营14年其实给她一生留下的印记是很深刻的，当时时刻有暴露的危险，对弥留之际的人来说，一生最紧张最刻骨铭心的一些事情又会回放。”

如今，斯人已逝，沈安娜的传奇流传于世，她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她生前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可，她说：“我们只是践行了对党的承诺。”

文/京范儿

图片提供/华克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