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冰心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

19岁登上文坛，冰心就以崭新的新女性姿态来介入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并凭借其笔下的“温柔、细腻、暖和、平淡、爱”一直感动着我们。

今天特选评论家张莉的文章与大家分享。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福建人。1914年进入北京贝满女中读书，1918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1921年转入燕京大学女校文本科读书，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赴美留学，1926年任教于燕京大学，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址迁至“燕园”。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冰心文学形象的建构（1919－1949）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冰心的阅读不只是阅读本身，还是一个文化现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批评家都喜欢谈论冰心作品对当时广大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其热烈程度远超于我们的想象。对于一位女作家作品进行广泛阅读与热烈讨论，波及程度和影响范围之广，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在当年《冰心论》的编者李希同眼里，冰心是“现代中国女作家的第一人”，在当时的文学青年王统照看来，冰心作品在“中国新文坛上别开生命”，阿英则认为谢婉莹（冰心）是新文艺运动中的一位“最初的，最有力的、最典型的女性的诗人，作者。”沈从文认为，冰心作为一位作家所得的赞美可以用“空前”来形容，并且，在他看来，冰心所带给读者们的喜悦并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超过。更令现代读者们所意想不到的是，说到对青年们所产生的影响，阿英把冰心与鲁迅相比。在这位批评家眼里，尽管从创作的伟大性及成功方面看，鲁迅远超过冰心。但是，“青年的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那是很少……”

尽管读者和批评家们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评价体系，但对冰心的褒奖与批评，都与其作品中建构的女性形象和流露的女性气质有关。我希望从共时读者经验的认同、时人对女性美的阅读及阶级视域下的冰心作品三个方面，重估冰心及其作品的接受意义。我认为，在冰心女士最初出现的三十年里，对于冰心的阅读，既是文学作品的阅读史，也是一种新的女性形象的接受史――接受“新的女性写作”的方法，也是接受“新的女性形象”的途径。

“她抓住了读者的心”

1919年9月18日至22日的《晨报》。女学生谢婉莹以冰心为笔名开始发表小说处女作《两个家庭》。如果说这部作品发表后反响并不明显的话，那么接踵而至的另外三篇小说《斯人独憔悴》《秋雨秋风愁煞人》《去国》，则给年轻的冰心带来了巨大声誉。

声誉的建立与当时《晨报》读者的密切参与性阅读有关。1919年10月7日至11日，冰心在《晨报》发表“实事小说”《斯人独憔悴》。一周后，《国民公报》“寸铁栏”，发表了晚霞的短评：“我的朋友在《晨报》上看见某女士作的《斯人独憔悴》那篇小说，昨天又看见本报上李超女士的痛史，对我蹙眉顿足骂旧家庭的坏处，我以为坏处是骂不掉的，还请大家努力改良，就从今日起。”学生团体还把《斯人独憔悴》搬上了北京新明戏院的舞台。1920年1月9日，一位观剧者写了他的观后感：“《斯人独憔悴》是根据《晨报》上冰心女士底小说排演的，编制作三幕，情节都不错，演的也好。……这剧里明明演的‘五四’的故事……”以上两个事例中，读者和观者提到了“李超”和“五四”的细节表明，他们在阅读文本（话剧）时，都联想到了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

这只是读者们参与冰心小说阅读的开始。《去国》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更甚于《斯人独憔悴》。小说发表一个星期后，《晨报》就用了从七到八版的巨大篇幅刊登了“鹃魂”的读者来信。这位读者认为社会上归国留学生们的际遇与小说反映的很相符，进而认为这是一部好的小说。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晨报》读者的阅读习惯，但从编者们为《秋雨秋风愁煞人》做过“实事小说”的注解上看，普通读者爱看有“真实性”小说的阅读倾向是存在的。事实上，在鹃魂的《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中，作者就坦言他并没有把《去国》当作“普通小说”，他也不希望读者们把《去国》当作普通小说对待。在他看来，小说《去国》是“研究人材问题的一个引子”，所以他号召读者们应该起来研究研究。

冰心乘船前往美国留学

这种把真实再现生活作为好小说评判标准的作法显示，当时《晨报》普通读者绝不是文本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学读者，因为他们并没有把小说当作“文学性文本”来阅读，而把它们看作是“社会性文本”――读者对于小说的接受过程，并不是消极同化，而是对文本进行积极处理的过程。在此处，读者们绝不是一个缺乏概念、动机、价值、标准等毫无作为的文本的接受者，相反，他有着独立的对文本处理的能力，当他们阅读作品时，阅读读到的是与社会及自我生存环境相关的事实时，并没有把小说当作虚拟作品，也更没有提到小说本身的“文学性”。换句话说，当时《晨报》普通读者并没有把小说当作“文学性文本”来阅读，而把它们看作是“社会性文本”。正是他们的阅读理解――他们主动在独立的小说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建立的重要联系，使冰心小说形成特有的影响力。

似乎是，冰心作品从最初开始发表是就已经成为“诠释过的文本”，换言之，从最开始，冰心的作品一直被当时的读者“积极处理”。这种处理，“既指接受者经过阅读而接受了文本这样的较为简单的事件，也指经过复述、评注、翻译和修改而接受某些类别的文本以及由处理过的文本刺激产生较有独立意义的新文本这一连串衍化多变的事件。”评论家们也意识到冰心问题小说内容与时代有着某种“互文关系”，茅盾认为冰心的受欢迎并不偶然：“因为‘人生研究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而冰心的小说则是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性回答。所以，在阿英看来，冰心作品所表达的苦闷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青年中普遍的情形。因而，他准确地把冰心作品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总结为：“她抓住了读者的心。”

“冰心”之美：“温暖”、“爱”、“温婉”、“亦古亦今”

列名于文学研究会后，冰心发表作品的重心从《晨报》转移到《小说月报》，其读者类型也开始由市民、青年学生慢慢转变为文学爱好者、新文学作者及文学批评家。此时，把冰心小说当作“研究社会问题的引子”的阅读倾向悄然发生改变，读者们更注重阅读后的精神感受，这些感受包括：爱、温暖、同情、感动、空灵、可爱、清丽、温和、清澈……

当年的文学青年巴金，自称是冰心作品的爱读者。在巴金眼中，冰心的作品可以温慰读者，使他们在寒冷的夜间和寂寞的梦里送些许温暖。这种从作品中获得的温暖和安慰，在其它读者那里多次被提起。一位退学村居的读者读完《春水》后，感到了“天真的童心，温暖的人情味，坚贞的人的向上力，阳光和花的新生”。在读者眼里，冰心与普通的作者不同。比如在阅读完冰心小说《超人》后，读者认为，“时下的人道主义的作者，任是说了多少同情于苦人的话，总是索然无味，而冰心女士底描写母爱描写小孩，……却是回回使我们堕泪。”另一位读者则认为冰心为世人造了“两道桥梁――慈母的爱与小孩的美。”因而，在他看来，冰心作品不同于“血和泪”的文学与“感情奔放”的“幻想”文学，冰心的作品是“非血非泪也非幻想的一潭秋水般安定沉静的文学，”因而，他赞美冰心，因为她的作品没有“世纪末”文学的气息。

从《超人》中所获得的有关“爱”的感受，并不足以传达冰心小说给予人的温暖之意。一位离家在外读书的青年，通过对《离家的一年》阅读，获得了深刻的精神体验。他说，小说中的事实是平凡而寓有深长背景的，再加上“女士描写的委婉尽致，缠绵慈爱的情感，溢然于字里行间。读了使人哭，同时并可使人兴奋，觉得现在的世界中，也正还有天堂在。”冰心这部小说还引起了赵景深“深深的共鸣”，令他回忆起儿时的情景。式岑则说，“自从《离家的一年》起，在高洁的爱里，更罩了层薄薄的悲哀，使读的人于感得轻云般的暖意外，还觉得种暮景般的凄凉，格外使人陶醉了。” 巴金回忆说，他的哥哥甚至还一字一句地抄过冰心《离家的一年》。

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叶灵凤对冰心小说中的情调深深着迷。当时的他正读了《繁星》，被那种婉约的文体和轻淡气氛所迷住，去教会女校看戏回来后便模仿冰心的体裁写了两篇散文，描写那天晚上看戏的“情调”。写成后深得几位爱好新文艺的同学的赞赏，他自己当然也很满意，后来还抄了一份寄给那位女主角，可惜没得到什么反应。但是，从此以后，叶灵凤便对新文艺的写作热心起来了。叶灵凤这段回忆录的目的是讲述冰心对于他成长为一位作家的影响，但故事中的其它细节，比如那几位同学对叶灵凤文字的共同赞赏，则暗示了冰心作品的文字和气氛已经深刻影响到了当时读者的文学阅读习惯。

事实上，在获得温暖、爱、情调的同时，几乎每一位读者在阅读中都提到了冰心作品中所传达的美感。沈从文认为冰心作品传达了“文字的美丽与亲切”，李希同认为她的文笔“雅淡”，丁玲则有“文笔的流丽”的评价。不仅如此，读者们还从冰心作品中看到了旧文学的影子，赤子总结冰心的文字是“中文西文化”，“今文古文化”，另有一种丰韵和气息，“永远是清丽和条畅，没有一毫的生拗牵强，却又绝对不是《红楼》、《水浒》的笔法，因为她已将中国的白话文欧化了。阿英则干脆把这样的文字称为“冰心体”。他敏感地认为这代表了一种新倾向的存在――“以旧文字作为根基的语体文派”。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胡回忆说，在当时，大多数的白话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种适合于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风格，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而冰心女士的作品不然，因为她“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作品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和优雅，既清新，又直截。”“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传统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她写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朴实无华又优美高雅。”

“女性的优美灵魂”

温暖、爱、优美、高雅、温婉、亦古亦今、中西合璧等等评价，仅仅是读者对冰心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感受吗？在对冰心进行阅读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读者不提到冰心的女士身份。

或许，这应该引起注意。例如，在张天翼看来，冰心的作品中显示了作者的女性，这种女性特征包括“温柔、细腻、暖和、平淡、爱”。也有读者认为，冰心的优势在于把她的“女性的特长发挥得出”，这些女性的特长包括“丰富的想象力与真挚的心情，都很可爱，精细的描写，与伶俐的笔致”。有的读者从冰心的作品中感受到了“谨严的气度”，她的作品，总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庄严，充满了雍容华贵的态度，使读者生敬礼之心。”还有读者从她的作品中能看到她的人格：是“超然高举一尘不滓”。直民，甚至从她的作品中，看到了她的形象：“象一朵荷花一样，洁白，一尘不染地直伸起来的诗人，那便是冰心女士了。从现世中挣扎出来的人，多少是带一些伤痕的，唯有慧心者乃能免此。”陈西滢从冰心的作品中，不仅仅感受到了她的女性身份，也感受到了她的年龄特征――是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沈从文则总结说，冰心作品在显示出作家“人格典型”时，也显示了“女性的优美灵魂”。――是的，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感受到了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女性特质”。

也许有人认为，在当时，冰心作品的受欢迎，其女性身份是次要的，唯恐这种与性别有关的理解会抹杀冰心作品的文学成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者创作文本以后，其性别特征、精神气质以及与作者有关的一切，实际上与她的文本已然浑然一体。既然如此，讨论冰心作品的广受欢迎，割裂她的女性身份是明智的吗？尤其是当每篇小说的作者署名都是冰心女士时，对于一位阅读者来说，要求他们忽略“女士”并不现实。更何况，在冰心发表作品的时代，“当时女子读书者本已不多；能够在文坛上稍露头角者尤其稀少。”“女士”的署名就更令人瞩目。当然，上文中列举的有关冰心作品的评价和感受早已清晰地显示，读者从作品中获得的慰藉带有性别意味是一种客观现实。换句话说，那些温暖、爱、亲切、善良以及包容、善解人意，借助于冰心作品语言的优美、内容的温和，都以“女士”的署名获得了强调。

值得关注的是，在解释冰心作品显示“女性的优美灵魂”时，读者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与吃有关的意象。这些感受既包括夏日炎热中“清凉芬冽的泉水” 的比喻，也包括“最对症的清凉剂”的说法，还有读者把冰心小说比喻成“一碗八宝粥，里面掺满了各样的干果，我们读了可以得到杂样的甜酸的滋味。”有关食物的比喻，也许是无意间的巧合，但批评家们的不约而同却也显现了在现代文学发生期时，男性阅读女性文学作品时的潜在立场――某种赏玩的意味。

赏玩的色彩在张天翼的读后感中获得了集中体现：“作者对于修辞极注意，她爱浸些旧文学的汁水进去，但不会使你起反感，象裹了足的放了足，穿高跟鞋，也有好看的。”这段评价中，隐含了一位男性阅读者对于一位女性写作者的双重价值判断标准。就文学层面而言，张天翼不反感冰心作品中“旧文学”的意味。这段话的另一层面是有关女性美的判断的，即他认为“解放脚”穿上高跟鞋，也有好看的说法。用女性的脚与鞋比喻冰心文学风格――张天翼阅读女性作家作品的态度，使人极容易联想起旧式文人对古代才女的推崇。这推崇在郁达夫那里也获得了确认。“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久，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男性批评家们对冰心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有关“女性美”的赞美与推崇，不再只是有关文学欣赏层面对于一位文学作者的评价，还隐含了男性对于女性品德的要求和喜爱。

应该重新回到历史语境来理解这些评价。尽管二十年代的中国，已然提倡男女平等，女性独立与妇女解放，但是，在这些男性知识分子那里，女性身上的温柔、细腻暖和、平淡等等与“女性”有关的特点，那些令男人“不反感”的特征依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因而，冰心作品所获得的来自男性读者与男性批评家们的赞美，既是男性文学读者对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欣赏，同时也是男性对于“现代女性”品德的想象。从上文中有关吃的意象，女性脚和鞋的类比评价可以看到，男性读者们的阅读倾向无可避免地受到长久以来的阅读习惯限制。这种阅读习惯使得他们接收到了冰心作品的女性气息，但也潜在显现了他们对于女性审美标准的固执与保守――他们对于女性美的认同，更多来自于对“新中有旧”的女性的赞美。

冰心结婚时举行的新式婚礼

事实上，这也表明，一位妇女作者的作品，在进入现代文学评价系统时，也要进入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审美系统。换言之，在现代文学的发生时期，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初创时期，冰心作品受到欢迎和赞扬，也就意味着必须符合两方面的审美契合：既符合大众对女性写作的审美，又符合社会对新的女性形象的想象，很幸运的是，在一个阅读与审美都面临着挑战的时代，冰心以及作品以一种既新又旧，既委婉又清澈，既苦闷又温柔的形式获得了广泛意义的认同。这样的态度是有关文学风格的：委婉、清丽，也是对冰心作品中承袭了才女写作的某种特点的认同，但冰心又绝不缺少“新”的思想与理念，她关注社会，热爱国家，她受过新式教育，有着现代的思想。再加上冰心本人就是新贤妻良母主义的爱好者，这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贤妻良母主义颇为相合――从作品到作者，冰心女士都符合了当时大读者群对五四时期青年女性的审美喜好。

有意味的是，梁实秋对于冰心《繁星》与《春水》的批评中流露出来的情绪，显示了一位现代女作家无可逃避地面对男性同行性别轻视的困境。梁实秋批评冰心作品时说，他“最大的失望便是她（冰心）完全袭受了女流作家之短，而几无女流作家之长。”在分析冰心小诗的特征时又再次指出“冰心袭承了女流作家的短处”。尽管梁的文章不无见地，但他多次使用“女流”的称谓却突显了某种意味。读者也很强烈地体会到作为久负盛名的女作家冰心所遭遇到的窘迫：梁实秋对当时妇女写作的不屑。

当然，也有读者表达了他们对于女作家作品中“女性气息”的不同认识。1929年2月25日的《大公报》上，张荫麟对《真美善》杂志的“女作家专号”中“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进行了批评。指出这种捧场“才女”，是昔日名士的作法，袁枚之流收罗若干“女弟子”以为娱。现在提倡严肃之生活的时代，不应该再有这种情况出现。并且，张对特别标明作家的女性身份极为不满，他认为“女士”不应该成为作品的商标。尽管张对“中国女作家”评价颇是刻薄，但这种对当时以阅读“女作家”作品为嗜好的阅读倾向的批评，对于“发表了作品的女性即标为女作家”的情状而言无疑是一种反动。如果说在郁达夫那里，对冰心“传统才女”的评价是一种正面的、褒扬的评价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张荫麟那不以为然的看法，正是两个人因读者身份、审美情趣不同所引发的截然相左的感受。

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代表

1934年8月，茅盾在《文学》上发表《冰心论》，对冰心作品作了全面评价，某种程度上，他对于冰心作品的定位与认识，影响着后来冰心作品的阅读与批评。在《冰心论》中，茅盾把冰心作品进行分期：问题小说是第一时期，“爱的哲学”是第二时期。对于冰心的第一时期作品，茅盾说：“她既已注视现实了，她既已提出问题了，她并且企图给个解答，然而由她生活所产生的她那不偏不激的中庸思想使她的解答等于不解答，末了，她只好从“问题”面前逃走了，“心中的风雨来了”时，她躲到“母亲的怀里”了，这一个“过程”，可说是“五四”期许多具有正义感然而孱弱的好好人儿他们的共通经验，而冰心女士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很明显，作为“革命者”的茅盾，对于冰心小说中流露出来的“中庸”并不认同。“软脊骨的好人”并不是他喜欢的阶层。在茅盾眼中，冰心的“问题小说”并不是表现现实，而是“‘舍现实的’，而取‘理想的’，最初乃是一种‘躲避’，后乃变成了她的‘家’，变成了一天到晚穿着的防风雨的‘橡皮衣’。”

茅盾对于冰心作品“爱的哲学”的不欣赏，出于一位文学批评家对于中国社会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但也有另外的可能，即来自于他本人对某类女性形象的认识。事实上，对于女性形象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他在评价冰心的《是谁断送了你》中的女学生怡萱时初见端倪。在茅盾那里，怡萱的悲剧并不全是社会造成的、也与男学生、父亲与叔父没有必然关系，而是“女学生的‘怯弱’断送了她自家”。这位对于妇女解放有着激进认识的批评家，对于冰心不喜欢“极端派”的作法委实不能赞同。

茅盾欣赏叛逆的、坚强的时代女性，在对时代女性系列的书写中，茅盾显现了他对此种女性的偏爱。茅盾看重的女性，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都绝不是温和的、中庸的、主体性并不强大的女性。因而，在茅盾眼里，尽管冰心经历了五四，但是五四精神在冰心那里却打了些折扣：“也许我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风靡“五四”时期的什么实验主义，什么科学方法，好像对于冰心女士全没影响似的。可是这道理，我们也懂得：一个人的思想被他的生活经验所决定，外来的思想没有“适宜的土壤”不会发芽。”

写字的冰心

真正的五四青年才是茅盾所欣赏的。这从他在同期对于庐隐的评价可以约见端倪。从庐隐作品中，茅盾说他可以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读庐隐作品，他说自己就仿佛在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这种对于庐隐的夸奖，以及对于冰心作品中庸气质的不认同，最终体现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中。

在《导言》中，茅盾使用是否反映社会现实的标准，使冰心、庐隐呈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形”。读者和批评家们认为“文笔优美”的冰心小说在茅盾的评论中没有被提到，他只对于冰心小说在现实中的无力解决问题给予了批评。而对庐隐，他赞扬的是她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对青年心理的真实再现――借助于是否真实地表现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个标准，从作品题材的社会性角度，茅盾对于冰心和庐隐两位作家的“文学成就”给予重新评价。茅盾的这种评价显然与上文中批评家们对冰心作品的共识有不小的距离。我无意在这里指出茅盾是在“有意”褒贬，我想指出的是，对两位女作家作品在价值判断上出现的某种轻微“颠倒”的事实，源于茅盾有意凸显了“是否表现社会问题”作为标准。这种判断需要引起注意，它后来被许多批评者、作者所接受，某种程度上，成为评价一位女作家作品价值的“主流标准”。

冰心和丈夫吴文藻

吊诡的是，同样是在新文学大系中，《散文二集》的编选者郁达夫那里，受到贬抑的冰心获得了“空前”褒扬，这种褒扬既体现在郁达夫选收了冰心散文作品22篇，还在于郁达夫给予冰心散文作品的高度评价：“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没有的事情。”

对于同样一位作家在茅盾与郁达夫那里出现了不同判断的现象，乔以钢、刘堃在一篇专门研究《新文学大系》中的性别策略的论文中指出，“当富于女性生命感受的爱被女作家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与人生矛盾的一种理想投向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时，被明确指认为无效、无力；可是，当女性之爱作为温柔的抚慰点缀在家庭式场景中时，就被认为适当且令人愉快。”我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理解。即：无论是郁达夫还是茅盾，在评价冰心作品时都显示了他们固执的“女性”观。这种女性观表现在茅盾那里，是，他明确地拒绝了温和的女性类型，显示了一位政治家和新文化运动中坚人物对于“革命女性”、“时代女性”的偏爱；而在“名士气”极浓的郁达夫那里，温和的才女风格，更合乎郁达夫对于女性美的理解。

节选自《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张莉/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来源：当代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