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国平均每万人刑事犯罪发案量为13人，180万余人被公诉。”这是2020年6月最高检发布的最新数据。但其实，被卷入刑事案件中的个体与家庭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法庭上的被告人和受害人身后，往往还有他们的父母师长、妻子儿女，法律裁决的背后也存在着老无所依、幼无所养的现实，抑或是哀怨与仇恨的情绪堆积。
对于这些，做了十多年公诉人的杨斌见了太多。2005年，一项铁面无私的杨斌在法庭上为“溺死患病女儿案”的母亲周模英求情并当庭洒泪，引发了极大的争议。2011年，杨斌当选“中国正义人物”，算是为这段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后来，她辞去了检察官的职务于2014年创办了“天祥关爱计划”，为刑事案件背后的“受害者”提供帮助，这里的“受害者”不仅仅是案件本身的受害者，也包括卷入刑事案件中的所有人——他们都是受害者。
杨斌希望，通过天祥关爱的帮助，让刑事案件影响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学会宽恕、理解和爱。
争议检察官创办天祥关爱计划 消弭刑案背后的怨恨和痛苦
2010年，周模英刑满释放后，在家人的陪同下，从南昌坐火车到了广州，敲响了杨斌的家门，当她见到杨斌的时候，“咕咚”一下的跪倒在地。杨斌赶快蹲下去扶，但周模英坚持跪着，两个人抱头痛哭。
5年前，在广州打工的周模英因为对生活的绝望，将刚出生不久的患病女儿溺死。时任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的杨斌是该宗刑事案件的公诉人，彼时她被称为“最无情的检察官”。提审时，杨斌看到了一个“像老鼠一样畏缩在墙根的女人”，这和她想象中的溺死亲生女儿的恶魔完全不同。周模英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不停的哭，一心求死。
杨斌从案件中感受到了周模英身上背负的东西，孤独、压抑、郁闷、愚昧、辛劳。在庭审时，杨斌的公诉词中流露出了对周模英家庭不幸的同情，并当庭向法官求情轻判周模英。最终，周模英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1年，二审改判为6年。公诉人杨斌的举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说她有人情味，但更多的人说她将个人感情凌驾于司法之上。
在争议的漩涡中，杨斌用学习跳舞来缓解压力，用学习心理学去理解善与恶，她从争议中找到自我价值，她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告诉世界什么是对的。于是，她走出法庭，走进了周模英的家里，帮助周模英的两个孩子上学，还帮助周模英的丈夫化解了和邻里的纠纷，让他回家打工，这让原本深陷负罪感的周模英，找到了面对生活抚养儿女的勇气。
周模英在服刑期间最大的心愿就是出狱后感谢杨斌。她登门跪谢杨斌后和杨斌手拉着手聊起了两个孩子，杨斌劝她说，你将来要好好生活，有这么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我都羡慕。
周模英跟杨斌说，“姐，明天晚上我想回去拜一下那个孩子。”杨斌明白周模英要去祭拜的是被她自己亲手溺死的女儿，让那个孩子宽恕自己，便答应陪她一起去，为这个案件做一个了解。
从周模英案开始，杨斌的办案风格发生了变化，有人指责这是滥用公权力的同情，也有人说这是情与法的混淆。2011年，杨斌当选“中国正义人物”，才算是为围绕在她身上的争论画了一个休止符。
但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杨斌被调离办案岗位，从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在新的岗位待了才4年的时间，杨斌向检察院提出了辞职。她解释说：不能办案，觉得没有意思。
2015年1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批准了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杨斌的辞职。辞职之后，杨斌可以做她一直都想要做却不能全力做的事情。在她辞职前的2013年，发起成立了广东省首个专为刑事案件受害者设立的公益救助行动——天祥关爱，该公益行动的名字以杨斌父亲的名字命名，这位朴素的老人为救助行动捐出了第一批启动资金5000元。
创办“天祥关爱”的初衷，是杨斌从多个刑事案件中受到的启发，她看到了人性善与恶之间不断变换的边界。
在一个案件中，年轻人陈晓杀死了好友，杨斌了解到了陈晓成长环境里的悲惨经过，仁慈的法官对陈晓刀下留人，但受害方家属提出抗诉。
杨斌给受害方家属解释，他却没想到对方表示听进了她的话。而后来一年，家徒四壁的陈晓二姐打电话给杨斌希望能向因洪水受灾的受害方提供捐款，在杨斌的努力下，尽管双方家属没有会面，但仇恨达成了和解。
正是因为有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案件，“天祥关爱”提出了宽恕、理解和爱的口号，希望通过对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的人文关怀和人道救助，促进双方的谅解和宽恕。
被受害少女的背影触动加入公益活动 帮杀女母亲重建家庭
在广东湛江的社会公益人士刘湛军是2016年前后加入“天祥关爱”的，一开始他只是应朋友的邀请为当地发生的一起刑事案件受害人的扶助活动帮忙，但在参与了活动之后，他开始认同“天祥关爱”宽恕、理解和爱的理念。
那次，刘湛军跟随“天祥关爱”团队到受害人家中探访，他看到了一个花季的少女孤独的蜷缩在自己房间里的角落，隔着老远就能够感受到她对陌生人的恐惧。“就像是受伤的小动物一样。”
这个16岁的少女是一起轮奸案的受害者，她在某一晚跟表哥一起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一伙不良少年。案发后，少女一家人躲到了更偏僻的地方居住，父母一直在陪伴她，法律上对于这些不良少年做出了可能的惩罚，但少年们的家长在保护着他们自己的孩子，却不愿意让他们来给少女的家庭赔礼道歉。
由于绝大部分施暴少年家境并不好，民事赔偿方面也无法落实。
刘湛军和志愿者们接触了少女的母亲，希望为她的家庭提供帮助。通过这个农村妇女的言谈举止，刘湛军能感受到她的坚强和朴素，这位母亲在谈话中从没有提出任何无理的要求，天祥志愿者们提出的很多关怀建议，也都被她婉言谢绝了。
虽然这次探访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帮扶行动也因为少女父母的拒绝而没有执行下去，但这一家人的遭遇深深的触动了刘湛军的内心，从此之后他加入了天祥公益团队，开始为刑事案件背后的受害者家庭奔波。
后来，刘湛军也遇到了一个类似周模英式的案件，在广东茂名的一个临海的小渔村，一个女子嫁了一个头脑不太清楚的丈夫，他们有四个小孩，最小的孩子是智力残疾。这个女子生活上得不到丈夫的帮助，还要照顾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几乎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在巨大的压力下，她选择和患病的孩子一起投海自杀，结果，孩子死了，她自己却阴差阳错的活了下来，待她神志清醒以后去向警方自首。
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审理，整个渔村都在为女子求情，法官也考虑到其动机和行为从轻判罚，但女子服刑后，留下的三个孩子谁来照料？待她出狱后，这个家庭如何生活，都成了天祥关爱志愿者们关注的问题。
刘湛军和志愿者们对其进行了家访，他们无法与男主人顺畅的交流。志愿者与司法部门联系，希望能够达成让三个孩子探监母亲，但却遭到了男主人的阻拦。
在探访的过程中，刘湛军和三个孩子聊了很久，他发现家庭中最小的女儿正在青春期，母亲入狱后家庭无人看管，这已经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提起可以去探监看望她们的母亲，那个最小的女儿的表情一下就变得很不一样。她的衣着很简朴，甚至很破旧，但在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她已经开始走在社会化的边缘，未来可能会变得乖巧，也可能会变得顽劣。”
刘湛军说，这个小女儿表现出了对自己家破旧自行车的嫌弃，表达出了对同学一起去KTV唱歌的向往，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他从这细微的言谈中发现了问题，于是他叮嘱这个女孩的哥哥姐姐，要注意妹妹的言行，引导她不要误入歧途，他还找到这个女孩的老师，希望老师能够给与她更多的关注。
后来志愿者们还走访了服刑女子的娘家和街坊，依据她的家庭情况制定了帮扶方案，除了女子服刑期间帮助三个孩子完成学业外，还计划待女子出狱后，给她制定一个生活规划，让这个家庭能够有经济收入。
方案是刘湛军和志愿者们一起做的，在女子入狱前，他们这个家庭只能依靠给渔民打捞上来的扇贝、生蚝等海产品进行清洗和去壳来赚一点点微博的收入，志愿者们后来发现，女子家中其实有一块靠海边的地，虽然无法种植农作物，但是可以腾出来做个小的饲养地，养殖鸡鸭鹅等家禽然后再拿出去售卖，这样能帮助她家解决相当一部分生活收入。
因此，天祥志愿者们为这个女子的家庭筹来了一笔钱作为她出狱后重建家庭生活的启动资金。两年后，该女子出狱，在天祥关爱和当地村委会、派出所的帮助下，利用这块地饲养家禽，有了新的生活。
在天祥关爱担任志愿者有四年的时间了，刘湛军现在是天祥关爱的个案审核人，他会依照宽恕、理解和爱的这个宗旨，来研判每个案例，然后和同事们一起提出帮扶的建议，为这些受害人提供帮助。“看到的个案太多，每个案件的背后都有不同的背景，很多家庭的孩子受到案件的影响，出现无心上学、无人管教的情况，这样的影响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社会，会给未来社会带来一些次生问题。比如，如果一个刑事案件背后的孩子无人教育，那么可能社会上就又多了一个不良少年，他会不会以后去强奸别人家的少女。”刘湛军始终还是忘不了他参与的第一个案例，那个少女无助的身影。
“刑宝”们其实都很懂事 他们会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天祥关爱的志愿者胡娟本职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她2014年就认识了杨斌，那时候杨斌还没有从检察院辞职，不过，胡娟一直在关注杨斌的天祥关爱计划，她也切实的感受到了这项公益活动给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带来的收获。
2017年她受杨斌的邀请参加天祥关爱的夏令营课程，为“刑宝”（受刑事案件影响的宝宝们）们传授植物染工艺技术。“我平时做植物染色技术的课程，很多学生会反应，做植物染是一个很疗愈身心的事情，做的过程需要全身心投入，内心会很平静，然后还需要相互的协助才能把作品做好，最后还能得到一个成品，能达到一些心理按摩的效果。”胡娟说，因此杨斌找她来通过技术的传授，对“刑宝”们能够有一次身心的帮扶。
在和孩子们的接触中，胡娟发现这些孩子比城市里的孩子更懂事，也特别的勤快，而且还特别懂得感恩和分享。
“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此前遭受了性侵，是天祥关爱的对象，杨斌把她带出来参加夏令营的集体活动，就是为了让她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心中的困扰。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每次做完植物染的课程，她都会主动留下来帮忙清扫被染色剂弄脏的桌椅和地面。”胡娟说，大多数孩子在做植物染的T恤时，都并不是为自己做，而是想把做好的衣服拿回家给照顾他们的奶奶、妈妈或者姐姐。
在接触的过程中，胡娟对一些孩子的行为也有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看法。她记得有一个被告方家里的男孩子，由于生长环境的影响，自己也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给人一种“痞痞”的感觉。放在以前他可能会对这样的孩子保持距离，但接触后发现，这个男孩身上也有优点，当他们深入的交流后，这个男孩会跟她请教很多生活上的问题，还会去主动跟团队中一个不爱说话的女孩交流，胡娟发现，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男孩子，也有细腻的情感。
参加了一次夏令营课程后，胡娟感受颇深，第二次课程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儿子也带来参加。儿子跟这些孩子交流后，回到家有了很大的变化，她的儿子会觉得以前自己碰到一些小的难题还会很矫情，而与这些同龄人相比，他会觉得自己其实身在福中。
夏令营除了胡娟的植物染课程外，还会有绘画课程，还会去郊外植树或者去海边看日出，还有心理辅导老师对孩子们的心理进行疗愈。夏令营和冬令营的活动做得丰富多彩，天祥关爱为“刑宝们”和家长提供全免费的行程，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走出困扰，开阔眼界，融入到集体中去。
刑案被告人的孩子游学后感慨：世界如此美好，鼓励我们前行
“孩子能出去走走挺好的，开阔了眼界，也开阔了心胸。”郑玉清的姑姑说。
郑玉清是一起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女儿，案发前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家里一直都是父亲打零工抚养他们三兄妹。
2016年，因怀疑郑玉清的父亲郑旭升与自己的妻子有染，林某在郑旭升驾面包车经过其村口时将郑旭升拦住，随后用棍棒将面包车挡风玻璃和驾驶室玻璃砸碎，还戳打正欲开车离开的郑旭升。
在争执过程中，郑旭升打算倒车逃开，林某用胳膊夹住驾驶室车门阻止，恰巧一辆迎面而来的客车与面包车发生碰撞，林某被撞身亡，郑旭升随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一审判决郑旭升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上诉后，二审改判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郑旭升有期徒刑五年。
郑旭升入狱服刑，但却留下了三个孩子和老母亲无人供养。三个孩子中的老大还患有疾病，三年前开颅手术后留下后遗症，现已去世。13岁的郑玉清就替父亲负担起家庭责任，每天下午放学后独自到学校附近工厂帮忙打零工，一个月下来也只能赚到100元。而70岁的奶奶则只能在家给两个孩子做饭，照料她们的生活起居。
“我哥哥命不好，之前有个女儿生病死了，为了给她治病花了很多钱，后来媳妇也去世了，这些事情让他管亲戚朋友们借了很多钱，后来他跟那个姓林的争执，姓林的被撞死，其实如果我们家但凡还有点钱能陪给对方，我哥哥也不会被判五年，但家里实在是没钱了。”郑玉清的姑姑说，好在后来天祥关爱介入了援助，给家里提供了经济资助，才让这个家能够继续维持生活。
母亲去世，父亲坐牢，剩下郑玉清和妹妹这两个孩子由奶奶照顾，农村里风言风语又多，两个孩子也多少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据郑玉清的姑姑说，两个孩子都进入在青春期，陆续出现了厌学情绪。天祥关爱的志愿者专门为他们做了心理疏导，还带他们去参加游学活动。
郑玉清在游学的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经历：在去厦门的路上，梁老师（志愿者）对我们说，一路上我们遇到的人都是那么善良，让你不爱这个世界都难。到了厦门，因为我们没有身份证，入住酒店前要去派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要走很远的路，也要折腾不少时间。梁老师问我们是不是有些困扰，我们默认了。梁老师说，所有的困难都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希望我们从这些困难中获得智慧、勇气和力量。快乐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值得藏在心底，融入我们的生命，时刻鼓励我们前行。
郑玉清的姑姑发现，回来以后，孩子的情绪稳定多了。现在她已经决定，至少先读完初中，那时爸爸就可以回家来，然后再选择是继续读书还是帮爸爸一起撑起这个家庭。
女儿被性侵的家庭做出让步 为了让对方下一代好做人
女儿从广州的游学活动回来后，吴光正能够感受到她身上的变化，在去广州参加天祥关爱组织的游学活动以前，女儿吴淑琪非常消沉，不愿意跟陌生人说话。
吴淑琪是一起性侵案的受害者，其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她成了个典型的留守儿童。该村一名吴姓65岁男子利用在村中的威望和家长、孩子的信任，以帮助干农活为名义，用金钱诱骗的方式，对三名未满14周岁的留守女童进行了性侵，后被判有期徒刑7年。
虽然吴某被判刑，但三个孩子心里的阴影却远远不止7年时间可以抹平。另一名被性侵的女孩吴丽丽的父亲吴平峰听说这个事情赶回家后，向女儿问起此事，女儿怎么也不说，不仅不跟他说话，跟家里其他人也不说，变得非常沉默。
吴光正的侄女一直在做公益活动，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杨斌，杨斌和志愿者从广州过来，想要给三个女孩家里进行援助。一开始，吴光正还有一些抵触，他怕与这些志愿者的接触会影响到女儿，杨斌跟他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告诉他天祥关爱的宗旨，明确是来帮助他们家庭的目的，吴光正才同意了天祥的帮扶。
杨斌带志愿者进行家访，随后制定了相应的帮扶措施，向受害人家庭提供了资助，对孩子进行了心理疏导，告诉她们犯错的是坏人，而她们应该抬起头去迎接生活。
“天祥关爱的心理疏导对孩子的帮助很大，现在孩子已经回学校上学了，虽然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沉默，但总的来说比之前好了很多。”吴光正说，志愿者一直在对他们提供无偿的帮助，每次来到家里探访，他都觉得招待的非常简陋和怠慢，但志愿者们却说，已经习惯了。“每次留下来吃饭，也是我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现在困扰吴光正和吴平峰两个家庭的问题是，由于出现了女儿被性侵的问题，他们意识到留守儿童所存在的问题，为了照顾孩子，他们都没有再外出打工，而是留在家乡打一些零工或者做一点小买卖来维持生计，但这样下来，经济收入上的压力就增大了。
本来，他们可以对该案被告人家庭提出民事赔偿，但后来也都做出了让步。“我们这个村都是吴姓宗亲，家家都沾亲带故的，我们也考虑到对方家庭的下一代，他们生活也很困难，太较真的话，他们下一代也很难做人。”吴平峰说，他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出自杨斌提出的宽恕、理解和爱的理念。“希望所有的苦难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结束。”
（文中郑玉清、郑旭升、吴光正、吴淑琪、吴丽丽、吴平峰均为化名）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编辑/张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