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北京内城并不是四四方方的，而是西北缺了一角。这一点，许多文章介绍过了：因为积水潭。可是，明清的皇城也不是四四方方的，它的西南可不止缺一角，而是缺了一大块。却是为何？

因为那块地方原先属于双塔寺。

民国时期的双塔

元朝

忽必烈大手笔赐地五百顷，让城墙拐个弯绕开

双塔寺，在今天的西长安街路北、西单路口以东，始建于金章宗时期（1190—1208），元代叫庆寿寺。

金朝末年，得道高僧海云和尚携弟子可庵来到燕京，入住庆寿寺。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赐庆寿寺海云师陆地五百顷。

五百顷地是何概念？皇城缺的那一块地，不过五十顷。忽必烈为何如此厚待海云？

海云和尚是山西岚谷宁远人，俗姓宋氏，生于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八岁削发为僧，拜中观为师，十四岁时已能升座讲解经文。山西闹饥荒，“人相食”。海云“竭力济众”，被金宣宗赐以“通元广慧大师”称号。

1220年，木华黎率领的蒙古军队占领岚州，海云和他的师父中观一同被执。成吉思汗专门派人给木华黎捎来话：“老长老、小长老可好！存济无令欺辱。”意思是别让这两位高僧受到任何委屈。从此天下人都称海云为“小长老”。

蒙古军围城的时候，中观已经预感到城将陷，对海云说：“我已经老了，死也没什么。你还年轻，赶快逃生去吧。”海云哭着说：“死生有命。我怎能在危难之际离开老师去求生呢！再说我们出家人还对生死有什么困惑吗！”中观高兴地说：“好，那我们一起去燕京吧。”

中观没等到出发那一天，就圆寂了。海云埋葬了师父，一人来到了燕京庆寿寺。

忽必烈也知道海云的大名，曾经召他去见面。路过云中（今大同）的时候，海云知道僧人子聪博学多才，就把他推荐给了忽必烈。子聪和尚从此就留在了忽必烈身边。后来忽必烈建都燕京、规划大都城，子聪和尚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大元”这个国号，取自《易经》第一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就是出自子聪和尚的建议。忽必烈太倚重子聪了，封其官职，令其还俗，并赐其宅第、命其成婚——他就是刘秉忠。这是后话。因为刘秉忠是海云介绍给忽必烈的，所以，忽必烈对海云十分敬重。

海云来到庆寿寺后，庆寿寺住持中和章公便把衣钵传给了海云。此后，忽必烈手下的官员丞相霞哩、大官人胡土克等人不断奉命前来求教。海云给出了许多建议，大都被忽必烈和他的官员们采纳了。

海云圆寂之后，他的骨灰被葬在庆寿寺西南的一座九层佛塔里。另一座七层佛塔葬的是海云弟子可庵的骨灰。庆寿寺因此被称为双塔寺。

忽必烈定都燕京、建大都城时，海云和他的弟子已经圆寂多年了。双塔寺所在的位置“适当城基”，必须拆迁双塔城墙才能取直。忽必烈专门下令：“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让城墙拐个弯，绕开双塔。

明朝

“新住持+帝师”姚广孝，朱棣最重要的人在这里

1382年，双塔寺来了一个新住持——姚广孝。

姚广孝，1335—1418，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医家子，十四岁出家，法名道衍。他从一个道士那里学到了“阴阳术数”。有一次游嵩山寺，相面者袁珙说他：你这个和尚太不一般了：三角眼，像只病虎，注定嗜杀成性。你是刘秉忠一类的人。道衍听了反而特别高兴。

高皇后去世后，朱元璋要给每一个儿子选一位高僧。道衍被推荐给了燕王朱棣。交谈之后，朱棣觉得很投机，把他带回了北平府，让他住持庆寿寺。从那以后，道衍便经常出入燕王府，一去就和朱棣密谈。在他的鼓动、策划之下，朱棣成功地发动了“靖难之役”，从他的侄子朱允炆手里夺取了皇位。《明史·姚广孝传》说，朱棣为燕王的时候，所接触的都是武人。定策起兵、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朱棣）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朱棣对道衍的感激是不必说的：拜他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恢复他的俗家姓氏，赐名广孝——姚广孝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明鉴》中也说：“初，北平（朱棣）兵起，阴谋首发自广孝。及帝转战有天下，广孝决策之功为多。”朱棣命他蓄发还俗，他不肯；赐给他两个宫女，他不要；朱棣要给他建造府第，他固辞，仍然住在庆寿寺；上朝，穿朝服，退朝，披僧衣。

永乐十六年（1418）春天，八十四岁的姚广孝不能再上朝。朱棣几次来庆寿寺探望与之交谈，“语甚欢，赐以金唾壶”。朱棣问姚广孝有什么要求，姚广孝说：“僧人溥洽羁押已久，希望陛下赦免他。”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朱棣攻入南京城，宫中火起，建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说建文帝化装成僧人逃走了，溥洽知道下落。正式的僧人是要有身份证明——度牒的，而主录僧即可以签发度牒。于是朱棣就找了个借口把溥洽关了起来，至此时已经关押了十多年。经姚广孝说情，朱棣这才释放了溥洽。

三月廿八日，姚广孝逝于庆寿寺。“帝（朱棣）震悼，辍视朝两日”。

姚广孝去世的时候，北京城大规模改建工程已经动工一年有余。城市的规划想必早已做好。建设元大都时，忽必烈为保留双塔，让南城墙向外拐了个小弯。那么建明皇城时，朱棣为避让庆寿寺，极有可能让皇城拐上两个大弯——这虽然是推论，但鉴于姚广孝在朱棣心目中的位置，这个推论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明皇城西南角“缺了一块”

清朝

乾隆重修双塔寺，规模大大缩减

庆寿寺到了明朝正统年间又辉煌了一阵。佞佛的大太监王振对英宗朱祁镇说：庆寿寺已然朽敝，该重修了。王振在朱祁镇面前是说一不二的。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明英宗调集军民万人，拨帑金数十万，命太监尚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内官黎贤、主事蒯祥分别管事，工程历时九个月，建成之后赐名为“大兴隆寺”，“壮丽甲于京都诸寺”——成为北京城内外规模最为宏伟、建筑最为辉煌的寺院，“号第一丛林”。

时光再流过一百余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熜崇道灭佛，恨不得让所有的僧尼都还俗、把全部寺院都关掉。只不过碍着成祖文皇帝的面子，尚不敢对大兴隆寺下手，因为那里面还供奉着姚广孝的画像和牌位。按照朱棣的成命，姚广孝是朝廷每年按时遣官致祭的对象之一。

嘉靖十四年（1535）四月，天假其便——大兴隆寺失火了。于是有御史说：“佛者，非圣人之法，惑世诬民。今大兴隆寺之灾，可验陛下之排斥佛教深契天心。”他建议朱厚熜下令散遣僧徒、迁走姚广孝的牌位和画像，将大兴隆寺改作“习仪祝圣之处”。一个太学生更激烈，上书说：王振修大兴隆寺竭尽百姓膏血，请皇上下令，拆毁所有宦官修建的寺庙。

这些呼声正是嘉靖皇帝想要的。嘉靖十五年（1536），大兴隆寺改为讲武堂。姚广孝的牌位和画像被迁到了新街口附近的护国寺。

大兴隆寺——金元时期的大庆寿寺，这时只剩下了那两座坟塔。

乾隆二十九年，清朝在庆寿寺原址上修建了双塔庆寿寺，“有殿庑数楹，双塔在寺西偏”。庆寿寺“地本弘敞”，此时的规模，已经远远无法和元明最兴盛时期相比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拓宽西长安街马路拆除了双塔。以其精美的建筑构造和重要的历史地位矗立于百年风雨之中的庆寿寺及双塔，从此消失于古都北京。

文并供图/宗春启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