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叶兆言在散文集《群莺乱飞》中回忆了许多与作家师友的往事，夏丏尊、高晓声、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等等，他想为他们留下些文字，不惟著书立说，而是通过这些言语，完成和那个年代的对话。
今天，从叶兆言的视角，谈论高晓声与汪曾祺的文学成就，一代文学之后，后来的新人们要思考的则是，如何从前辈们的树荫中走出来，另辟蹊径，披肝沥胆。
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版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出自南北朝时南朝人丘迟写给大将陈伯之的劝降信。在这篇名为《与陈伯之书》的信中，丘迟前文议理，后文动情，这四句更是以寥寥数笔，勾起了陈伯之对江南故园乡景的回忆与思念。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是叶兆言文史散文集其中两本书的书名。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叶兆言将这八个字用在这里可谓别具匠心。思绪纷飞，如同早春散飞的百鸟，扑簌着翅膀，将回忆伸向远方。
叶家是书香世家。叶兆言和他的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女儿叶子一门四代皆为作家，母亲是“锡剧皇后”，伯父伯母亦皆跻身文坛。如此家世，叶兆言在人前却鲜有提及。身为一个独立的作家，是不大愿意被人贴上背靠祖荫的标签的。在一档访谈节目中，叶兆言也曾就此笑谈，不希望总被拿来与祖父作比较。同住南京的作家苏童曾评价他，沉稳端正，儒雅温和，有谦谦君子之风。
叶兆言与祖父叶圣陶
叶兆言的父亲叶至诚是不希望他走上文学的道路的。然而事与愿违。《群莺乱飞》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叶兆言年少时在深夜偷偷翻看外国文学，忘我和动情之时，不免为其中的情节动情感怀。父亲叶至诚已有所觉，但想必是有感于叶兆言的这份热爱，曾经的禁令渐渐成了一纸空文。
眼界的开拓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阅读外国文学初时或许只是好奇，渐渐地感同身受。这对一个醉心文学的少年，实在是莫大的眷顾。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长期对外国文学的浸淫，让叶兆言对作品的品位、立意与认知更为全面。多年后已跻身作家并享有盛誉的他，重读当年读过的作品，见解与评点早已今非昔比。只是重读的意义非惟如此。如同我们重听或翻唱一首老歌，每个跳动的音符背后，都能令人忆起曾经的岁月，叶兆言的重读，是对自己走过的文学之路的一次追忆。
毕竟对作家而言，人生与阅读一旦交织，便再也无法回避。
描写现当代文人的作品不少，但这些文字中的名人学者似乎显得有些高高在上。然而《群莺乱飞》中我们见到的那些文人，更多了些烟火气。和叶家交好的文坛名人着实不少，真可以算得上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近水楼台先得月，身为在这样优渥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叶兆言耳濡目染，很难不对家中的这些客人作近距离的观察。
叶兆言看着他们从对文学充满热情的壮年，到遭逢变故，外貌到气质都与原先相去甚远，唯有内心还强留着对文学的热爱与初心。而他自己也从懵懂幼稚的少年，从一个旁观者，渐渐地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群莺乱飞》里的文人们不少是叶家的挚友与座上宾，也是叶兆言文学路上的导师与前辈。游历文字其中，仿佛听一个老先生在桌前冲着一杯热茶，神色平和的细数着家中寻常的历史掌故，偶尔为尊者讳，细节之处不免模糊。他嘴角边泛起温和的微笑，让听者不时出神，以为这确实只是午后一次再普通不过的茶话会，而忘却了对方正在谈论着的人们，是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能够留下名字的巨匠：
夏丏尊、高晓声、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等等。
他想为他们留下些文字，不惟著书立说，而是通过这些言语，完成和那个年代的对话。
——《群莺乱飞》：与过去对话，回忆里的，是半部中国文人的当代史，文 / 陈德丰
郴江幸自绕郴山
林斤澜是父亲的挚友，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江苏作家和浙江作家相比，现代是浙江强，当代是江苏强。现代是祖父那一辈，当代是父亲这一辈。现代作家中，浙江有鲁迅，有茅盾，有郁达夫，有艾青，都是高山仰止的顶级人物，自然无法比拟。到当代作家这一拨，按照林斤澜的看法，江苏有高晓声，有方之，有陆文夫，还有汪曾祺，情况完全不一样。
第一次见到高晓声，是考上大学那年，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高晓声和父亲是老朋友，与方之、陆文夫都是难兄难弟，一晃二十年没见过面。乡音未改，鬓毛已衰，土得让人没法形容，农民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农民形象。这是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高晓声形迹可疑地转悠了一圈，人便没有踪影，很快又出现，已拿着两篇手稿，是《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
高晓声开始给人的印象并不心高气傲，他很虚心，虚心请老朋友指教，也请小辈提意见。我们当时正在忙一本民间刊物《人间》，对他的小说没太大兴趣。最叫好的是父亲，读了十分激动，津津乐道，说自己去《雨花》当副主编，手头有《李顺大造屋》和方之的《南丰二苗》，就跟揣了两颗手榴弹上战场一样。《李顺大造屋》打响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后话，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啰唆。话是在吃饭桌上说的，大家手里还端着酒杯，高晓声追着问什么地方啰唆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了。
仔细琢磨高晓声的小说，不难发现，他作品中为农民说的好话，远不如说农民的坏话多。农民的代言人开始拆自己的台，从陈奂生开始，农民成了讥笑对象。当然，这农民是打了引号的，因为农民其实就是人民，就是我们自己。中国知识阶级总处于尴尬之中，在对农民的态度上，嘴上说与实际做，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定式。换句话说，我们始终态度暧昧，一方面，农民被充分理想化了，缺点被视而不见，农民的淳朴被当作讴歌对象，另一方面，又把农民魔鬼化了，谁也不愿意去当农民。结果人生所做的一切努力，好像都是为了实现不再做农民这个理想，甚至为农民说话，也难免项庄起舞，意在沛公。
父亲一直遗憾没有以最快速度，将汪曾祺的《异秉》发表在《雨花》上。记得当时不断听到父亲和高晓声议论，说这篇小说写得如何好。未能即时发表的原因很复杂，结果汪另一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上抢了先手。从写作时间看，《异秉》在前，《受戒》在后。以发表时间而论，《受戒》在前，《异秉》在后。
和高晓声迅速走红不同，汪曾祺的小说有个明显的慢热过程。高晓声连续获得两届全国奖，而且排名很靠前，一举成名天下知。汪曾祺却是先折服了作家同行，在圈子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叫好，然后稳扎稳打，逐渐大红大紫。客观地说，在八十年代初期，高晓声名气大，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汪曾祺声望高。这两个人在八十年代不期相遇，难免棋逢对手，英雄相惜。高晓声一度对汪的评价极高，在我的印象中，绝对是汪成名之前，有一次高晓声甚至对我说，汪的小说代表了国际水平。正是因为他强烈推荐，《异秉》还是在手稿期间，我就看了好几遍。
有一次是八十年代的扬州街头，当时父亲也在场，还有上海的黄裳先生，我们一起吃早餐，站在一家小铺子前等候三丁包子。别人都坐了下来，只有我和汪曾祺站在热气腾腾的蒸笼屉子前等候。我突然谈起了自己对他小说的看法，说别人都说他的小说像沈从文，可是我读着，更能读出废名小说的味道。他听了我的话，颇有些吃惊，含糊其词地哼了一声，然后就沉默了，脸上明显有些不高兴。我当时年轻气盛，刚走出大学校门，虽然意识到他不高兴了，仍然具体地比较着废名和沈从文的异同，说沈从文的句式像《水经注》，而废名却有些像明朝的竟陵派，然后捉贼追赃，进一步地说出汪曾祺如何像废名。蒸笼屉子里的三丁包子迟迟不出来，我口无遮拦地继续说着，说着说着，汪曾祺终于开口了：“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然而——”他显然已想好该怎么对我说，偏偏这时候，三丁包子好了，他刚要长篇大论，我们交牌子的交牌子，拿三丁包的拿三丁包，话题就此再也没有继续。
沈从文（左）、废名（右）
我自己也成为作家以后，才知道汪曾祺当时为什么不高兴。一个作家未必愿意别人说他像谁，像并不是个好的赞美词，作家永远独一无二的好。汪曾祺喜欢说他与沈从文的关系，西南联大时期，汪是沈从文的学生，在写作上曾接受过指导。八十年代也是沈从文热兴起的时候，沈门嫡传是一块金字招牌，汪曾祺心气很高，显然不屑于以此作为自己的包装材料。平心而论，汪小说中努力想摆脱的，恰恰是老师沈从文的某种影响。在语言上，汪曾祺显得更精致，更峭拔，更险峻，更喜欢使才，这种趋向毫无疑问地接近了废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鲁迅先生谈起废名时，曾说他有一种“着意低徊，顾影自怜”的情结，汪曾祺也提到过废名的这种自恋，而且是以一种批评态度。废名的名声远不及沈从文，汪谈到一些文学现象，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明白，在习惯上，提到更多的还是沈从文，因为熟悉程度上来看，毕竟自己老师更近一点。事实上，说他像沈从文听了都不一定高兴，说他像不如沈从文的废名，当然更不高兴。
高晓声和汪曾祺都是我敬重的前辈，是我文学上的引路人。八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我在大学里苦读，不断地写些东西，对自己的未来一直没什么明确目的。是高晓声和汪曾祺这样的作家，活生生地影响了我，让我跃跃欲试，但是也正是他们，让我对是否应该去当作家产生怀疑。按照我的看法，高和汪能成为优秀作家，都是因为具备了特殊素质，他们都是有异秉的人，高晓声绝顶聪明，汪曾祺才华横溢，而我恰恰在这两方面都严重不足。
叶兆言
我忘不了高晓声告诉的一些小经验，他告诫我写文章，千万不能走气，说废话没有关系，但是不要一路走题，写文章是用气筒打气，要不停地加压，走题仿佛轮胎上戳了些小孔，这样的文章看上去永远瘪塌塌的，没有一点精神，而文章与人一样，靠的就是精神。高晓声还教会我如何面对寂寞，很长时间，我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写的小说一篇也发表不了，他却认为这是好事，说你只要能够坚持，一旦成功，抽屉里的积稿便会一抢而空。对于小说应该怎么写，高晓声对我的指导，甚至比父亲的教诲还多。同样，虽然没有接受过汪曾祺的具体辅导，但汪文字中洋溢的那种特殊才华，那种惊世骇俗的奇异之气，一度成为我刻意的学习样板。我对汪曾祺的文体走火入魔，曾经仔细揣摩，反复钻研，作为他的私淑弟子，我至今仍然认为《异秉》是汪曾祺最好的小说。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凡是读过《异秉》的人，都免不了去想，去思索，琢磨小说中王二的“异秉”究竟在什么地方。汪曾祺借王二之口，幽了一默，说他的奇异之处，只是“大小解分清”。什么叫大小解分清，王二进一步解释说：
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
这是王二随手扔的一块香蕉皮，顿时很多人中计，滑了一个大跟头，小说结尾时，厕所里已人满为患，大家都去抢占茅坑，研究自己是否有“异秉”。我喋喋不休提起《异秉》，喜欢这篇小说之外，更觉得可以用它说事。无论是高晓声的聪明，还是汪曾祺的才华，都十分难得，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异秉，是镜中花，是水底月，无迹可寻，可遇不可求。后人如果不明白，希望通过模仿，学些聪明和才华的皮毛，驾轻车走熟路，野心勃勃到文坛上去闯荡，去捞些什么，注定只能铩羽而归。高晓声和汪曾祺获得了应有地位，后来作家如果不能从他们的树荫中走出来，不另辟蹊径，不披肝沥胆，文学的前景就没什么乐观。换句话说，当代文学如果不够繁华，是否与太多的聪明和才华有关。
文 / 叶兆言（有删节）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