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186幅版画作品，时间从上个世纪40年代跨越到90年代，囊括了黄永玉木刻生涯中的大事件和经典作品。因为疫情的原因，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中的一期，筹备了近一年的展览不得不延期至入秋，但赶在黄永玉97岁生日前一天开展，又无意中变成了一份特别的贺礼。
黄老生日当天，执行策划人林佳斌在现场进行了一次导览直播，因为小恙入院的黄永玉按捺不住好奇心，特地通过女儿黑妮要来直播链接，这让林佳斌还小小紧张了一把。
提起这位“90”后，人们大多熟知的是他的绘画和文章，恐怕并不知道木刻才是他的艺术之根。从16岁开始，他便以木刻谋生，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中央美院版画系的老师，直至退休。就像他为展览写的文字里说的，看着那些跟着他走过千山万水的木刻板子，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
从头到尾只提了一个要求
直播结束第二天，北青-北京头条记者来到北京画院，见到了执行策划人林佳斌。林佳斌介绍，北京画院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览”已经持续了13年，黄老的艺术领域涉猎广泛，水墨、雕塑、陶瓷、紫砂、装置都各具风格、别开生面，但木刻一直是他视觉体系里的压舱石。尽管上世纪90年代后黄老不再从事木刻了，但他在现代版画史上依然占有特殊的地位。
“黄老90岁在国博办了画展，94岁在中国美术馆办了紫砂壶艺术展，木刻展还是上个世纪50年代在香港办过，所以他对这次展览特别上心。”
林佳斌原以为黄老这么大年纪了，未必会多管展览的具体事宜，因此主要跟他的女儿黑妮老师对接，但不久就发现黄老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看。比如展厅弄得怎么样了？要求发些照片给他看看；听说做了地铁广告，要求拍个照片看看；搞直播去不了现场，要求发个链接网上看看。
除了好奇心，林佳斌和同事们还发现黄老有强烈的表达欲，“大家观展时会注意到，贯穿这次展览的所有文字都是黄老自己写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最初我们并没有这么设想，但跟黄老在沟通中感到他愿意说，也有精力。标题‘入木’那么大两个字是他亲自题的，序言《入木八十年》那么长，也是他自己写的。展厅里还有5幅关于木刻的感想和心得的书法作品，全部是他为这次展览专门书写的。”
1949年黄永玉和张梅溪在香港
虽然关注展览的进程，但黄永玉并没有对这些晚辈们指手画脚，从头到尾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把妻子张梅溪出的童话书里的插图全部展出来。
“张梅溪女士的这本童话叫《在森林中》，书的装帧设计，包括所有的插图都是黄老作的。因为展厅的限制，刚开始我们没有把这里面的木刻作品全选上。今年5月，张梅溪女士在香港过世，我们理解这些作品对黄老非常重要，就专门在展厅二层辟出一个小专区，还把那本书也钉在了墙上。”
走过千山万水的木刻板
黄永玉在《入木八十年》序言里说，他一辈子刻的木刻保留下来的大概有四百块，年轻的时候用厚帆布做成一个大背囊装上木刻板、木刻工具和一块十几斤重的磨刀石四处流浪，听到枪响背起背囊就跑。这些板子有如他自己一半的历史骸骨，不离不弃地跟到了他97岁。
这些木刻板也深深震动了林佳斌和同事们，“木刻原板特别难得，这些板子中最老的跟随黄老有70多年了，我们选择其中品相和保存都较好一些的，在三楼展厅做了11块原板对照的展示，上面是作品，下面是木刻板，让观众可以得到非常清晰直观的感受。”
《猫头鹰》木刻原板
《猫头鹰》版画作品
展览开幕当天，因为疫情不能赴京，黄永玉的儿子黑蛮先生在香港发了一条微博，回忆几个月前他为展览整理父亲留在香港的早期版画木刻板，母亲张梅溪那时还健在，定睛望着这些木刻板默默不语。黑蛮说，当年父亲为花钱理发还是买木刻板发愁时，母亲让他去理发。等父亲理完发出来，母亲递给他一块新买的木刻板。这次展览中有100多幅作品都来自母亲20年前在香港整理装箱的收藏，但如今母亲已逝……
林佳斌说他们看到这条微博时也非常感动，黄老与妻子从青年时期一路牵手走过，木刻曾是这个家庭谋生的手段，这些木板见证了他们漂泊厮守的岁月。
《狮子与狐狸》
学木刻的初衷
为策划这个展览，林佳斌前期阅读了不少相关的书籍和资料，也与黄老和黑妮老师交谈。“黄老告诉我，他做木刻的初衷特别简单，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他没受过科班训练，不是出身专业美术院校，就靠着野夫的一本《怎么学习木刻》，买了一套工具自学，刻好了作品就给报刊投稿。”
这个时期，表叔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帮助很大，得知这个侄子特别喜欢木刻，常常写信鼓励他，还建议他从中国古典木刻里取法，做现代木刻。
鲁迅当年新兴版画艺术，倡导木刻青年拿起刻刀当武器，进行革命斗争。而黄永玉当时的作品在斗争性和批判性上并没有那么强，虽然他也刻了流浪的妇人、没有鞋穿的小孩，但他自己说他的作品主要从感受出发，描述身边的景象，更多地是想真实地表达生活和情感，不会刻意强调什么主题。也因此，他四五十年代的作品在后来受到一定的质疑。
“黄老有一幅作品是为女诗人陈敬容的一首诗作的插图，叫《逻辑病者的春天》，非常抽象的木刻，即使现在看起来也很‘当代’。但在特殊时期，这幅作品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批判，说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斗争性，不过黄老自己倒是很喜欢。”
《逻辑病者的春天》
林佳斌认为这可能跟黄永玉的经历和性格有关，“他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漂泊，由凤凰到福建，在江西遇到了他的妻子，又一起辗转去了上海、台湾和香港，最终来到北京。他听说我是泉州人，还跟我说当年他在泉州留了5年的级，同学有250个。老来都这么顽皮，年轻时候更可想而知，要不然也不会和弘一法师有那么随性有趣的对话。”
黄永玉自己也在展览中说，他从艺态度跟文学态度一样，依靠的是永不枯竭的故乡思维。
为齐白石刻肖像
来到北京，进入中央美院教书，是黄永玉木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决定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雕塑家郑可，一个是表叔沈从文。
“沈从文给他写信鼓励他回来，说这是新中国新政府，是新的希望。黄永玉带着家人先来北京考察了一次，见了沈从文。毕竟要举家搬迁，而且北京他从来没有来过，考察完他就决定定居北京。我们在三楼展出了一张当时他见沈从文的合影。”
中央美院成立后，当时的院长徐悲鸿要求所有的老师都必须学习素描，黄永玉来了美院也不例外，同时他又接触了国外的木刻家，受到苏联木刻的影响，作品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多是偏民间和装饰的风格，有漫画的变形；到50年代出现了一批手法细腻题材重大的作品。毕竟是中央美院的老师，身份不太一样了。”
学校还派黄永玉去荣宝斋学习中国传统的水印套色技法，最终创作了两件重要的作品，一件是齐白石肖像，一件是阿诗玛系列。
“当时黄永玉去拜访了齐白石，拍了一张照片，又画了一张速写，回去后刻成木刻。他在荣宝斋做成三张水印套色，拿给齐白石看，齐白石很高兴，自己收了一张，给黄永玉题了一张，有亲笔题字的这张他一直保存到现在。”
林佳斌笑着说，刚开始黄老还不太愿意拿出来，强调是孤品。但因为齐白石是北京画院的第一任院长，在这里展出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有意义，于是好说歹说，黄老终于点头答应了。
原本黄永玉想赴现场亲手将这幅作品挂上，不巧身体出了一点小问题没能如愿，因此这件作品是整个展品中最后运到场地的。
两件大事
1953年自港回京之后，黄永玉有了两个大动静，其中之一就是去了一趟云南，刻了家喻户晓的“阿诗玛”。《阿诗玛》是云南彝族撒尼族民间口述长诗，1954年，黄永玉受外文局之托为长诗配插图。他奔赴云南路南县（今石林县），在额勺依村住了两个月体验生活，被他自己认为是一生难忘的美丽段落。
黄永玉以村里一位叫普支委的姑娘为模特，采用水印套色技法，创作了《阿诗玛像》、《吹口弦》、《射箭》、《公房》、《打虎》、《她被水冲走了》等一套共10幅木刻插画，凭借细腻生动的线条、亮丽丰富的色彩和鲜明的民族特点，博得强烈的反响，日后成为他木刻艺术里的经典代表作。
《阿诗玛像》
在黄永玉的“阿诗玛”出来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音乐歌舞故事片《阿诗玛》也大获成功。林佳斌特意找来这部电影看了，发现里面的很多人物形象和场景跟黄老的木刻作品非常相像。
“比如织布的场面，织布机旁边同样都有一只猫；阿诗玛被关进黑牢里，头顶上方有个小窗户，这个场面也是一样的。我问过黑妮老师电影是不是借鉴了黄老的作品，她说电影不清楚，但大家熟悉的阿诗玛香烟上的半身像确实借鉴了。”
将民间故事与木刻手法完美结合的阿诗玛系列，给黄永玉带来了声誉，也留下了遗憾。一起看作品时，他指着《射箭》那幅告诉林佳斌，阿黑在马上的姿势如果刻成反身射箭效果会更好。
《射箭》
另一件大事则是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去了东北小兴安岭，用黄永玉自己的话形容：牌子很硬。他拍了很多照片，刻了很多木刻，也写了很多文章。虽然是反映祖国生产建设的主题，但黄永玉的森林系列作品透出浪漫的气息，令人神往。
也是借这次机会，黄永玉和一同前往的妻子张梅溪合作了童话《在森林中》。1959年的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上，《在森林中》的插图获得儿童书籍展览银质奖章。
黄永玉还为大量儿童文学刻插图，冯雪峰的寓言，贺宜、叶圣陶的童话，尤其是小动物的形象，张张精致、充满童趣。林佳斌上网花高价买回来其中的一些旧书，感慨现在很少能看到木刻插图了，“木刻真的太费力气。”
《小鹿你好》
大海里的捕鲨人和羊背上的老头子
虽然黄永玉说自己一生70%的时间都花在木刻上，但因为历史和年龄的原因，他主要的作品仍集中在四五十年代。尤其“文革”爆发以后，他的木刻创作基本停止了。
《春潮》是黄永玉在60年代为数不多的代表作之一，悬挂在展厅三楼一进门的正面，配了他写的一行字：木刻刀的刀尖，像舌头，细细地体会板子上的那点微妙的味道。
《春潮》
作品依然反映的是祖国生产建设的火热面貌，但选取的题材很少见，描绘了渔民在大海里捕鲨鱼的场景。扭动身躯的巨大虎鲨占据了整幅图的主体，简单勾勒的两个捕鱼人站在一条小船上，偏于画面的上方，一根扔出去的鱼叉将两个主体连接在一起。
林佳斌说这幅作品的构图和刀法都非常精湛，而且又是延续了黄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风格，从波浪和漩涡上还能看到日本浮世绘的影子，被公认为代表了黄老的典型特色。
不例外的是，这幅作品也产生了质疑，“当时有人指出为什么两个打鱼人没有穿衣服？现在看没什么，那个年代有一些争议。现在网上还可以搜到一个‘穿衣服’的版本，捕鱼人被染了色，穿上了蓝色的衣服，不过黄老手里只有这张没穿衣服的。”
《那四月暖和的风》
“文革”结束以后，黄永玉的主要精力逐渐不在木刻上了，开始转向其他领域，因此展览将60年代以后归为最后一个板块。70年代他刻了毛主席故居、兴修水库等题材，80年代和90年代，展览各选了《那四月暖和的风》和他为1991年羊年刻的一张贺年卡作为代表。
“《那四月暖和的风》也是非常典型的黄老风格，回忆童年放风筝的情景，浪漫，极具装饰性。1991年的这张贺年卡算是黄老的最后一件木刻作品，当时他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刻了一个老头子自在地躺在羊背上，这个老头就是他的自画像。”
展览的邀请函最终选择了这张贺年卡作品当封面，印刷出来后林佳斌请黑妮老师转交黄老过目。黄永玉收到请柬特别高兴，拍了一张他手举请柬斜靠在沙发上的照片，林佳斌看了惊讶地跟黑妮老师说：黄老这个动作跟羊背上老头子的动作真的是一模一样！
过日子从来不敢苟且
黄永玉在序言里还说道：我一辈子本事不大，受正式教育的机会不多，过日子倒是从来不敢苟且不敢懒惰，怕都是刻木刻养成的习惯，一刀一刀小心往下刻，生怕出现差池。
家人告诉林佳斌，黄老每天上午写作，下午画画，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已经写了几十万字了，出版了一部分，还在继续写。
作为小字辈，林佳斌是通过这个展览第一次和黄老打交道，对方敏捷的思维和亲切调皮的性情都让她乍一接触下觉得不可思议。
“黄老13岁从凤凰去厦门的集美中学读书，后来又在福建流浪，待了很多年。他听说我是泉州人以后很高兴，就开始跟我讲闽南语。我特别诧异这应该也是他70多年前的记忆了，但讲得非常标准我全都听得懂。他还拉家常，跟我回忆了很多在福建的往事，说泉州的某某地方有家理发店，他本来要去理发，但没过一会儿那个地方就被轰炸了。”
面对大家，难免有点紧张，没想到黄老养的一屋子狗解了围。“有一只是黄老捡回来的流浪狗，特别热情，不停地在脚下拱你。还有条松狮，生了10只小松狮，黄老一只都舍不得送人，全养着，家里真的到处都是狗啊。”
开展第一天结束后，林佳斌在留言簿上看到一篇写了满满一页的观众留言，落款是中央美院65届版画系学生。想想黄永玉当这位学生的老师时也不过三十多岁，如今以画为媒再相遇，早已是他自己所说的“若不倚老卖老便是信口开河的”年纪。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颜菁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