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这是我国文化遗产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紫禁城从皇家禁宫成为百姓博物院，见证的是中国从封建王朝统治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变革，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日益繁荣强大的历程。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本报独家专访了三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请他们讲述自己与这座世界最大宫殿建筑群的故事。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听到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更清晰地感受到了故宫精神的传承。正是在一代又一代故宫人的不懈努力下，古老的紫禁城日益散发出青春的活力，600年的紫禁城逐渐走入当下百姓的生活，壮美的紫禁城正昂首迈向辉煌的未来。（讲述人按在故宫博物院就职时间排序）

百年大修的故宫情怀

讲述人：郑欣淼（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

2002年9月，我调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领导同志嘱我要重点抓好故宫的修缮工作。

故宫的修缮是保护古建筑、使其延年益寿的一项经常性任务。在21世纪之初，国务院作出了故宫修缮的重大决策。这是一百年来故宫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被世人称为“百年大修”。

文化部成立了由部长任组长的“故宫维修工程领导小组”，作为修缮工程的决策机构。故宫博物院也组建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和管理机构，成立“故宫修缮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规划、考古、古建筑、文物保护、宫廷历史、博物馆学、管理等方面的专家，为工程决策提供科学的论证和咨询；还组建了“故宫修缮工程技术质量顾问组”，为具体的工程技术、质量问题进行把关。

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审批了由故宫博物院组织制定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下简称《总规大纲》），确定了“整体维修”的五项任务，明确了故宫维修所遵循的原则和所使用的技术。其根本指导思想是保证故宫的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必须强化最少干预、不改变文物原状、尽可能多地保护历史遗迹的原则和政策。

按照《总规大纲》，故宫修缮工程将持续18年，到2020年结束，国家每年投入约1亿元的修缮资金。工程共分三期：2003~2008年为第一期，2009~2014年为第二期，2015~2020年为第三期。其中第一期又以2005年10月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2002年10月15日，武英殿修缮作为试点工程举行了开工典礼。2004年6月4日举行的故宫中轴线西庑及周边建筑保护维修工程开工仪式，宣告“整体保护，全面维修”工程全面展开。世所瞩目的太和殿经过近3年的修缮后，于2008年7月16日正式对公众开放，也标志着第一期修缮任务的完成。维修保护涉及的古建有武英殿区建筑、午门正楼、中轴线东西两庑及其周边建筑、钦安殿、戏衣库、太和门、太和殿、神武门等，完成维修面积近4万平方米。经过修缮，包括午门展厅在内的10个新展厅投入使用，开放面积大幅度增加。同时按计划进入维修工程的第二期。

这次维修，不仅使故宫恢复了庄严、肃穆、辉煌的历史面貌，而且是中国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的一次大力传承，维修的实践与探索也丰富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

故宫维修工程凝聚着众多参与者的心血。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孙家正同志兼任故宫维修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他强调：故宫维修不仅是文物保护项目，而且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建设事业；故宫维修要尊重古建维修的特点和规律，具体工程有计划，但一切服从质量，不赶进度；要重视细节，精工实料，一丝不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维修实践也教育着、启发着我们。故宫维修是国家的事，民族的事，必须充分依靠专家学者的学识和实践，坚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必须认真听取意见，不断改进工作。维修过程中会有好多不同的意见，这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在许多方面也是缺乏经验的，这就要多方面地听取意见，特别是不同的看法、反对的意见，防止自以为是。要集思广益，尽量少走弯路。

那些年故宫博物院没有实行闭馆制度，365天都开门。当时工程主要集中在中轴线一带，这是游客必到之处。每天参加维修工程的工人最多时有1000多人，还有相当一批人在院里搞经营，还有临时工，还有部队、档案馆在里面办公，这给古建筑维修和文物保护带来很大压力。好在大家共同努力，克服了这些困难，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紫禁城的保护维修是一个不断接力的过程。单霁翔同志2012年初继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此前，他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一直担任文化部故宫维修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故宫的维修从一开始，他就是指导者、参与者。这些年来，以“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为理念，故宫维修保护事业全面推进。养心殿是他规划的18年大修的收官之作。2016年7月，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启动；2018年9月3日，养心殿维修工程正式开工。我有幸出席了这两个仪式。参加开工仪式时，我还在手术后的恢复期，身体虚弱。霁翔同志力邀并搀扶我登上殿顶，共同取出正脊上的宝匣，一起见证了这一难忘的时刻。现在故宫在王旭东院长领导下，把紫禁城600年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在古建筑保护和博物院发展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紫禁城不老，故宫博物院常新！

半个世纪的故宫情结

讲述人：单霁翔（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

日子过得真快，已经到了经常被要求“想当年”的年龄。的确，总有一些记忆是岁月抹不掉的，长存心中。我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四合院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我看来，紫禁城就是一座世界最大的四合院，而能够有幸参与故宫的保护，就是特别值得回望的经历。

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外留学期间，我曾从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因此，回国以后投身古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工作。当年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编制东城区的分区详细规划，而故宫就在东城区境内。如何保护故宫周边环境是规划的重要内容，包括划定故宫周边区域建设高度控制规划，即以故宫为中心，确定规划绿地、平房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等，力图避免高大建筑影响故宫文化景观。

1987年故宫成为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就在第二年，我开始负责北京城区规划管理工作，有更多机会参与故宫保护实践。其中一项工作是组织确定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也就是将故宫周围大面积区域划入保护区内，以保护北京胡同-四合院为目标，实现故宫周边历史环境保护。

记得在1996年底，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期间，曾组织举办“爱北京城，捐城墙砖”活动，赢得广大市民积极支持、参与。崇文门至东便门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建成以后，我希望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为古都北京保护再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努力。其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故宫外侧的环境整治。当时在故宫筒子河内侧与故宫城墙之间的狭长地带，挤进了400多户居民和21家企事业单位，出行十分不便。更为严重的是，居然有465个伸向筒子河的排污管道，每天有大量污水直接排入河内。那时筒子河内淤积了大量垃圾，河面上漂浮着杂物，严重影响紫禁城的壮美景观。当时，故宫博物院主管古建筑保护的单士元副院长十分担忧地说，故宫筒子河变成了“污水河”。

于是，我们提出了“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21世纪”的口号。在媒体上，专家学者积极建言，广大市民积极呼吁，一时间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各界达成共识。此后，经过3年的积极努力，故宫筒子河和城墙之间的居民和单位全部迁离，两岸环境进行了整治，通过建设污水截流系统，避免了污水向河内排放。终于，在进入21世纪前，实现了故宫筒子河碧波荡漾。如今无论春夏秋冬，特别是天气晴好的日子，总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把故宫城墙、角楼、筒子河的美景拍摄下来，传向世界各地，与更多的朋友们分享。

2012年，我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经过持续5个月的详细调研，我们再次喊出了一个口号：“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紫禁城建成于1420年，2020年是她的600岁生日。2002年，在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的领导下，为时18年的“故宫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启动。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计划，经过持续努力，达成了既定目标。故宫博物院的开放区域也由2002年的30%，达到了如今的80%。

“壮美的紫禁城”不仅包括“美丽的外貌”，更要包括“健壮的肌体”。2012年以来，故宫博物院以2020年为目标，实施了6项行动计划。一是实施“平安故宫”工程，为彻底解决故宫面临的火灾、盗窃、震灾、藏品自然损坏、文物库房、基础设施和观众安全等7大安全隐患，有针对性地实施7项重点内容。二是开展故宫环境整治，包括室内外共22项内容，恢复故宫壮美景观，实现持续扩大开放。三是编制《故宫总体保护规划》，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份以故宫文化遗产价值整体保护为目标的详细规划，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研究等诸多方面，体现出具有前瞻性的系统管理理念。四是开展故宫文物清理，在故宫博物院7年文物藏品清理基础上，又开展了为期3年的可移动文物清理，彻底摸清“家底”。五是建立故宫学院，加快故宫博物院和业内人才培养，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开展青少年文化遗产教育，也成为国际文物博物馆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六是组建故宫研究院，进一步整合故宫学术力量，合理规划学术研究体系，吸纳国内外学术研究人才，构建开放性高端学术研究平台，持续产生高质量的综合研究成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这六项行动计划的实现，能够对故宫进行可持续保护，为故宫博物院健康发展钉下六根深桩。我深信，基础牢才能行稳至远。

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5周年，故宫已经走向世界，故宫博物院业已成为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紫禁城正青春”。如今，故宫博物院王旭东院长在张忠培老院长提出的“平安故宫、学术故宫、完整故宫、强大故宫”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活力故宫”的目标。“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未来”，是我们一代又一代故宫人的使命，不能有丝毫懈怠。

新故宫人的故宫情缘

讲述人：王旭东（故宫博物院第七任院长）

做梦也不会想到，在戈壁沙漠环绕的敦煌守护莫高窟28年后，中央把我调到了京城的故宫，从一位“莫高窟人”变成了“故宫人”。2019年4月8日，我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历程。

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不时地追忆，究竟与故宫有哪些缘分？我这样一位石窟保护管理的工作者，加入到保护传承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家庭后，如何与故宫博物院的同事们继续沿着前辈们开辟的道路砥砺前行？

记得第一次走进故宫，是在1997年10月初。那时刚刚在承德参加完国家文物局举办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培训班，这一年正好是我国第一批世界遗产申报成功10周年。1987年11月，包括故宫、敦煌莫高窟在内的6处自然和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培训班结束后在北京中转，顺道前往故宫参观。在故宫博物院没有熟人，就和同事直奔故宫入口，向检票口的工作人员出示了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证。一听我们是从遥远的敦煌莫高窟而来，工作人员特别热情，随即就安排我们进了故宫，切实感受到了“天下文博人是一家”的美好。那时，故宫开放的面积不是很大，基本上就是沿着中轴线参观前三殿和后三宫，外加御花园。再加上功课做得不够好，只能跟着一个旅游团听听导游的讲解。那些讲解大都是围绕帝后为主的宫里人的生活演绎的，不时穿插一些野史和噱头。说实话，我没能感悟到故宫承载的文化价值所在。

之后多次来到故宫，大都是考察学习和工作交流，还有参加学术会议。1998年以来，莫高窟的游客人数大幅度增加，旅游给莫高窟的保护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2003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提出建设莫高窟游客中心，利用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壁画和彩塑艺术，减少游客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以使洞窟内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的变化保持在合适的区间。那时，国内可借鉴的只有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可供50人观看的数字展示厅，国家发改委建议我们前往故宫考察，我是其中一员。这个展示厅是故宫与日本凸版公司合作建成，用柱幕技术展示紫禁城宏大的宫殿建筑，极具震撼力，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但考虑到莫高窟展示的重点是洞窟及其壁画彩塑，我们最终选择了技术难度更大、且内容制作没有先例的球幕展示方式，展厅一次可容纳200人。经过11年的努力，2014年9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终于向游客开放了，基本实现了莫高窟保护与开放利用的协调发展。在项目论证和实施期间，故宫博物院的胡锤先生等专家参与了咨询活动，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建议，让我们少走了弯路。

鉴于故宫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在文物数字化方面积累的工作经验，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两家作为共同牵头单位，联合国内多所高校、国家科研院所和企业，承担了“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及关键标准研究与示范”。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冯乃恩研究员和我担任联合负责人，故宫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分别负责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标准研究。这是迄今双方最为紧密的一次合作。项目于2017年11月16日通过科技部的验收，为“数字敦煌”和“数字故宫”建设，乃至我国文物数字化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成为故宫人之前，最近一次到故宫是2018年参加太湖论坛，其中一个分论坛会场设在故宫博物院，多位来自海内外文博界的专家学者出席。会后，单霁翔院长亲自安排我们几位主旨发言嘉宾在故宫冰窖餐厅进午餐，其中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冯明珠女士。单院长由于下午还有公干，不能陪我们，深感歉意。我半开玩笑地说：“我替您招呼大家吧。”没想到，半年之后我成了故宫博物院的一员，想来真有点奇妙。

当真正加入“故宫人”大家庭后，我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外来户，不论是开班子会，还是到各部们调研座谈，与大家就像多年的同事一样，没有一点生疏的感觉。人生注定我要服务于中国最伟大的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注定既要做一次“莫高窟人”，又要做一次“故宫人”。只是现在把敦煌莫高窟深深埋在了心中，而其培养的勇气和力量支撑我，与全体故宫人一起肩负起守护故宫的历史使命。

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儒雅、大度、博学，是我的楷模。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西藏布达拉宫，17年后我们再次相逢于北京故宫。他在2019年4月18日赠给我一首诗，记录了我的故宫情缘：“敦煌朝日紫宸烟，雪域卿云别有天，十七年前欣一唔，焉知注定故宫缘”。

编辑/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