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和你提起“ 唐大中十一年”，你会想到什么？

“大中”是晚唐传奇皇帝唐宣宗的年号。关于他的曲折逸事和在历史上的功过自然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李商隐和杜牧的晚唐诗歌也不在吟咏之列，我们关心的是由“大中”这个年号串起的那些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首先想到的是佛光寺。佛光寺的始建年是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

佛光寺大殿

1937年7月的一天，北京的中国营造学社接到了梁思成从山西五台县发来的一封电报，告知他们在五台山佛光寺发现了中国的唐代木构建筑。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在第五版头条发布了这条新闻，中国没有唐朝建筑的断言不攻自破。

整个发现的来龙去脉我们从梁思成后来发表在英文版《亚洲杂志》1941年7月号上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中都已获悉。其中的细节也多次被复述。林徽因先生在大殿一根大梁上意外发现了很淡的毛笔字迹——“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联想起大殿外的石经幢上也有相同的名字“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而且石经幢上刻写有大殿明确的始建年代：大中十一年十月廿日建造。

林徽因与佛殿主宁公遇等身塑像的合影是那么美，在这里静静守候了上千年的宁公遇仿佛也有了同样的喜悦。

因为佛光寺，很多和“大中”相关联的遗产都汇集起来。

佛光寺在唐武宗灭佛时被毁，仅仅12年后，在大中年间便又重建，可见它的重要性。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在遥远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西壁有一巨幅的《五台山图》，这是敦煌壁画中规模最大的全景式历史地图，详细描绘了五台山周边方圆500里的山川地形及社会风情，上面就有大佛光之寺的建筑模样。梁思成去五台山寻找古建之前，并没有去过莫高窟，但他看到了载有这幅壁画的《敦煌石窟图录》。

敦煌藏经洞陈列馆

唐宣宗的运气算是非常好的。

比如，几乎不用他一分力气，安史之乱后失去掌控的河西就陆续收复回来了。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张议潮组成归义军开始驱逐吐蕃，收复瓜州、沙州等地。他还派出了十队使者，带着十份完全相同的文书，经不同的路线向长安进发，以示归顺。最后只有一支队伍绕过了莽莽的大漠，于大中四年抵达了长安，这时候离张议潮沙洲起义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大中五年时，除凉州外，河西地区复归唐朝。唐宣宗在大中十三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都没有看到凉州的收复和河西走廊的贯通。直到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二月，张议潮才入觐长安。宣宗的儿子懿宗任命他为右神武统军，赐给田地。张议潮就这样在长安走完了自己最后的人生旅程。

我们现在想要知道张议潮的形象，就得去看敦煌156窟主室南下部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他的侄子张淮深为铭记他的功勋，在莫高窟开凿了专门的洞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洞窟北壁下部的宋国河内郡夫人出行图左右相对，场面宏大，人物形象众多，是美术史研究的重点。段文杰曾经临摹过这幅壁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156 窟前室北壁左上角的墨书题记，有咸通六年正月十五日的字样，记载了当时开凿洞窟的情景，是非常可贵的文献资料。

敦煌藏经洞其实也建于唐大中年间。它是归义军初期的河西都僧统洪辩的禅窟。洪辩法师学养丰厚，通晓吐蕃语，精通佛理，对张议潮收复河西帮助极大。这个近于方形的洞窟，看起来再普通 不过了，简单的覆斗形窟顶，靠近北壁地面上有一长方形禅床，禅床上端坐的是洪辩像。塑像极具写实风格，身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面部饱满且轮廓硬朗，目光炯炯。背后画菩提树 两棵，树枝上悬挂着净水瓶与布袋。菩提树的叶子颜色嫩绿如初……

也不知从何时起，这里变成了藏经洞。1900年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一个汇聚了公元4至11世纪各类文献和文物艺术品的人类文明宝库就此被打开。当时担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就是金石学家，曾经得到《唐大中五年洪辩告身牒碑》拓片等文物，算是敦煌文献的最早研究者，然而他并未有足够的敏锐意识到它的价 值，也没有决断和能力去保护这些稀世珍宝，才有了其后敦煌学术史上充满劫难、令人唏嘘的故事。

1937年林徽因与佛殿主宁公遇塑像的经典合影

1103年，北宋的李诫完成了《营造法式》。又过了800多年，1930 年，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大规模的古建筑田野调查由此展开。

今年是藏经洞发现120年，也是营造学社创建90 年，而“大中”这个年号则只是闪烁其间的一个符号。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中，多少人事流沙一般远逝，但那些特定历史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总会通过不同性质的遗产传达出来，跳跃着重新与我们相遇，让我们看到时代、国家、社会和民族曾经创造的那些美好。文化遗产的价值莫过于此。

来源：文物之声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