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因强降雨引发的内涝、山洪等灾害。在古代，长江中下游地段和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水灾，说三年两灾一点也不为过。因此，古人非常重视治水，管子就曾说：“请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这些治水能手里，不乏一些文坛明星，他们的诗文才华早已被后人熟知，但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他们治起水来也毫不逊色，有勇有谋，堪称世人典范。
韩愈：风里雨里，我不上谁上？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当时的边远之地潮州迎来了一位大人物——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不过，在韩愈到任之前，潮州人民对他的到来并没有多大的反应，毕竟，像潮州这样的岭南之地，前来“体验生活”的高官多了去了。
是的，韩愈这次来潮州也是因为被贬。这年正月，宪宗声势浩大地迎佛骨入宫，整个长安城为之轰动。正当宪宗沉迷于自己引领一代礼佛风气的光辉事迹中时，一纸谏书如一盆凉水当头浇下。在那篇著名的《论佛骨表》中，韩愈一点面子也没给皇帝留，直言提倡佛教既愚蠢又影响生产。更让宪宗大为恼火的是，他还说佛陀的舍利是一块肮脏的死骨，甚至要求焚毁佛骨，否则皇帝会折寿。触了逆鳞的韩愈后果可想而知，多亏有朝中大臣裴度、崔群等人极力说情，否则可能就直接被贬到外太空了。
流放到岭南地区，对52岁的韩愈来说并不陌生。36岁时，他曾被降职到连州洋山，今天的广东清远地区，如今兜兜转转再次回到岭南，心情自然是非常糟糕的。正月十四日，韩愈从长安出发，一连走了70天才到达潮州，一路上的艰辛自然不用说。来到潮州不久，他就赶上了一场大洪水。当时南方进入汛期，连日的暴雨引发了洪涝灾害，在洪水的肆虐下，城外四周农田一片汪洋，百姓深受其害。虽说来之前满腹牢骚，但韩愈明白，被降级到这里并不是过来免费品尝潮州菜的，此时朝中已有无数双眼睛看着他。
打起精神的韩愈立刻投入了抗洪抢险的斗争中。难能可贵的是，韩愈绝不仅仅在家中发号施令，他还亲力亲为冲在抗洪的第一线。他亲自冒雨出城，实地勘察灾情。经观察他发现潮州北面地势较低，洪水已经有倾泻之势，如果不挡住山洪，一旦从这里涌入城内，后果将不堪设想。回到城内的韩愈马上下发了全城总动员令，要求大家筑堤防洪根治水患。
正当属下们为筑堤的位置头疼不已争论不休时，有小厮来报：韩大人跑了！这个节骨眼逃跑了？可不是吗？韩大人一骑绝尘，直奔城北而去了。随后，急急忙忙跟着赶来的人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汪洪泽中，“逃跑”的韩大人正骑着马来来回回蹚水做记号，每到一个记号处，就让随从在那里插上竹竿，标上堤线。不是不确定堤线的最佳位置吗？那就下水测呗，毕竟，实践出真知。
所有人都被韩愈的“官场哲学”折服了，不等他下令按竿标筑堤，闻讯前来的百姓们就行动起来了。很快，城北就变成了一座“竹竿山”，最终大堤赶在洪水进一步肆虐前筑成，潮州顺利度过了此次水灾。为了传颂韩愈的事迹，北山被命名为“竹竿山”，“韩文公走马牵山”更成为一桩美谈。后来，当地的韩文公祠立有一碑，上书“功不在禹下”，可见其治水的功绩与地位。
这一年十月，韩愈被移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次年春，韩愈抵达袁州。虽然韩愈在潮州只待了短短八个月的时间，但他留给这座城市的印记却是极其深刻的，以至于一走进潮州，就让人感觉到深深的“韩意”：韩江、韩山、韩木……让一座城市为之“江山改姓”，恐怕这是韩愈也绝对想不到的吧！
范仲淹：纵有万般阻碍，我也不愿自安
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范仲淹被朝廷调任苏州知州。早在上任之前，范仲淹就了解到当时苏州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是水害。苏州所在的太湖平原中部地势低洼，河港错落，潮汐涨落还带来大量泥沙，治水压力可想而知。据记载，就在范仲淹去苏州的前一年，当地发大水，持续的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洪灾导致大片农田被淹，灾民超过10万户。
范仲淹上任的时候正好赶上太湖汛期，顾不上寒暄，也没时间熟悉环境，范大人的“第一把火”就直指水患。眼看着洪水“沦稼穑，坏室庐”，范仲淹“观民患，不忍自安”，经过实地考察，又遍访农村精于水道中人，他终于找出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提出了以疏导为主的治水主张。
然而，当范大人满心欢喜将自己的调查发现以及解决方案上报朝廷时，却是一片质疑和反对之声，宰相吕夷简直接以“沙因潮至，数年复塞，重劳民力，大费军食”为由极力阻挠。范仲淹不得不第二次详细陈述具体治水策略和江南水田利害关系，并且对异议一一进行反驳。
范大人的文采自然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他的建议都是实地考察所得，有理有据的分析最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朝廷命他主持苏州地区的水利建设。然而，范大人还没来得及大展手脚，这年八月，朝廷突然下旨要把他贬到明州（今浙江宁波）任职。
无奈之下，范仲淹只得放下手头的水利工作，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这时，一位转运使上书朝廷，认为范仲淹“治水有绪”，请求朝廷将范仲淹留在苏州。这道奏折可以说帮了范仲淹，也帮了苏州人民的大忙。朝廷撤回任命，范仲淹留任苏州。
经过这样一个小波折，范仲淹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展开自己的治水大业。具体说来，一是修围，以工代赈，每日给粮五升，招募饥民兴修水利，“部役开决积水”；二是浚河，主持疏浚了白茆塘、福山港、黄泗浦、许浦、奚浦等吴淞江的支流；三是置闸，在支流的入海、入江处设置水闸，遇到大旱，可以引水灌溉；遇到洪涝则可以宣泄洪水。
之后，朝廷又调范仲淹去别处做官，从此他就再也没有负责主持过水利建设。然而，“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治水方针却成了宋以后历代治理吴淞江水旱灾害的准则，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范仲淹也因此得到后人赞誉：“实心为民，行而宜之，必至尽善而后已，此先忧后乐之功。”
苏轼：我在这里，誓与洪水决战到死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末的一天，徐州也迎来了一位新官上任——大名鼎鼎的苏轼来了。和韩愈一样，苏轼这次下放地方也是因为被贬。六年前，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被贬出京城，先后到杭州、密州出任地方官。这年四月，他离开密州，“权知徐州军州事”。赴任途中的苏轼心情还是不错的，欣赏一下山山水水，顺便饱尝鱼蟹美食，岂不快哉！就让朝廷纷争暂且远离吧，苏轼心想。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初来乍到的苏轼屁股还没坐稳，上天就送来了一份“大礼”——一次载于史册的大水灾。
这年黄河流域降水异常得多，“大雨水”“霖雨不止”，河湖水位暴涨。洪水一路南下，七月十七日，黄河“大决于澶州曹村（今河南濮阳）”。此时，三百多公里外的徐州城还一片宁静。
要知道，古代的通信本来就不发达，遇上洪水，交通更是完全中断，所以徐州没有收到洪水预警是很可能的。本着快意山水的想法，苏轼和弟弟苏辙一起游览了徐州附近的石经院、云龙山，十天后的中秋节，他还和苏辙一起“看天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
最怕的终于还是来了。六天后，洪水抵于徐州城下。
“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从这首作于当年十月的《答吕梁仲屯田》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突然到来的洪水，人们措手不及，毫无治水经验的苏轼也一团糨糊。
苏轼知道，徐州地势东、西、北三面都有大山，一旦洪水穿城墙而入，整个徐州城将成为一座水下之城。没有别的办法，眼下也只能寄希望于城墙了，苏轼一边命人堵住城内通往城外的六个“水窗”，一边下令城中百姓从城内取土，不断加高城墙。然而，城中原有的十五处取土大坑，“皆与外水相应”，坑内“皆积水，无所取土”。
外忧不止，内乱又起。眼看着城墙岌岌可危，城中的富商大贾坐不住了，纷纷想出城避难。这时，一向温文尔雅的苏轼“霸道大人”上身，他厉声发出灵魂一问：“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紧接着，又是一句掷地有声的承诺：“吾在是，水绝不能败城！”
人心暂时稳住了，问题还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苏轼召集城中人商议，有一位老人的一番话，给了苏轼希望。原来，老人想到约60年前，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决口，徐州城暴发特大洪水，当地知州在城内修筑了两条防水堤，成功护住了城。苏轼当机立断，“起急夫五千人”，在原先的遗址上重新筑堤。他还亲赴徐州禁军驻地，恳请禁军参与抗灾，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
取土的问题很快也迎刃而解。人们发现，城中东、西、北三侧的地下水位很高，井水都漫溢出来，唯有城南例外。苏轼立即命人在城南取土，果然坑水不再上涌，取土成功了。
接下来，他夜以继日地组织全城军民紧锣密鼓在城墙之内修筑长堤；另一边，他还下令将数百艘公私船只系在城下，减轻洪水对城墙的冲击，这样就在短时间内建成了内外两道防线。埋头修堤的人们有一天突然发现，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城墙附近多了一座新搭的茅草屋，原来是他们敬爱的苏大人将家搬到了施工前线，日夜巡视，“过家不入”。堂堂苏大人尚且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拼尽全力呢？守卫家园，舍我其谁！
据记载，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徐州城外水深已经达到“二丈八尺九寸”，“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按照宋时一尺合今天约32厘米来算，当时城外水位已经高于城内约3.5米。
而这时，全长984丈、高1丈、宽2丈的防水堤也奇迹般地修筑完成。第二天，“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洪水最终从最矮的东南面城墙涌入城内，遇到新修的防水堤，被拒之墙外。
徐州城暂时保住了。一个月来，苏轼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至十月五日，水渐退，城以全”，长达四十余日的徐州抗洪大获全胜。为了纪念抗洪胜利，徐州人第二年在东门城墙上修建了一座高达十丈的城楼，取五行学说中的“土克水”之意，将城楼用黄泥涂饰，取名曰“黄楼”。重阳节之际，苏轼登楼写下《九日黄楼作》一诗：“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回想起来这次抗洪，当初抱定“吏民走尽余王尊”决心、誓与徐州城共存亡的苏轼也会为自己自豪吧。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陈品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