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国语,严格来讲,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这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判断,意思是北京方言来自满语,并非纯粹的汉语。此观点在清末民初影响甚大,至今余风尤烈。

确实,北京方言中有大量满语借词,比如邋遢、猫儿腻、捅娄子、作践、麻利、哈喇子、姑娘等,此外汉语第一人称复数历来只有“我们”,而“咱们”则出自满语,此外汉语在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上向无敬语,“您”“怹”(音贪)也来自满语。

据明末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利玛窦记载,当时北京没有zh、ch、sh等音,这似乎也是北京话不纯粹的“证明”。再有就是“儿化音”,在八旗驻军的青州、德州、西安、重庆、成都等均有,疑似出自满语。且北京话的声腔、音韵与郊区完全不同,却与黑龙江语音相似,明显受到满语影响。

此话题当年太平天国也曾提及,洪秀全在诏书中说:“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

但,这些说法并不成立。

爱新觉罗·瀛生先生曾明确指出,满语中并无儿化音,全国使用儿化音的地方也远多于八旗驻防地,况西安、青州等地虽有儿化音,但方言与北京话相去甚远,岂有只传儿化音不传其他之理?事实上,明末文献已有比较完整的儿化音记录,可见这是中原语音自身发展的产物。

那么,北京话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北京话有两个源头,一是南京官话,这是元末和明代北京的主要语言,二是盛京(即沈阳)官话,这是汉八旗的主要语言,加上汉人奴仆等,清初驻扎北京内城的人口中,汉人占了42.6%,故瀛生先生说:“清初八旗汉军将辽东语带到北京,形成清代北京话。”

清代初期,因大量使用汉员,官场仍以南京官话为主,随着它与盛京官话的融合,最终形成了北京官话,据西方外交官观察,至迟1850年左右,北京官话已压倒南京官话,成为官场的通行语言。但当时不同阶级的北京人所说的北京话颇有不同,官场文人偏南京官话,贩夫走卒偏盛京官话。

1903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规定:“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这是北京话被定为普通话标准之始。

北京话音高,且有些音南方人不易分辨,致一些人对此存抵触情绪,但将语言与当时政治环境结合起来,甚至附会成外来语言,这就不够客观。

其实,在元杂剧中就有不少后来北京话的影子,但那时北京通行的是北方方言,元中后期统治者曾想将其设为官话,但未成功,只好易以南京官话,但这至少可以证明,北京话脱胎于北方方言,后兼收并蓄了南京官话、满语、蒙语等的精华,所以生动活泼、表现力强,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北京涌现出这么多优秀作家。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