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天，理性的李泽厚，在某个时刻，陷入了感性的情境。“春风三月，凭窗远眺，但见白雪罩顶的洛基山脉，再也看不到那满山红艳的杜鹃花和金黄色的遍野油菜花了。怅何如之。”这是他为一本选集的序言写下的一段文字。他身处博尔德——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他已在此地居住多年。在洛基山脚下，他想到了故乡湖南。
李泽厚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李泽厚在6月13日度过了自己的九十岁生日，他收到了许多祝福。他从不大办生日，只是和自己的太太和儿子在家里吃一顿饭，喝几杯上好洋酒。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在他九十高寿这一年，在充满历史感的2020年，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采访了，他要给读者作一个道别。访谈用时数日，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他都说“谢谢”。他的情理世界里，理性贯穿其中，最终落在一个“情”字上。
北京时间临近中午，博尔德时间正是晚上。谈及的话题在千年间穿越，也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好几次，在第二天访谈的时候，他会说，昨晚聊完之后，精神太兴奋，要吃双倍的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一直靠安眠药生活，家里有十几种安眠药，视失眠程度而使用。有的安眠药药性很强，几乎可以说是麻醉药。他早上起得晚，有时一天吃两顿饭。晚餐时间大多在7点。晚上则要在床上躺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前段时间，因为腰伤，他整天躺在床上。现在，他行走仍不方便，努力让自己坐着，担心像许多老人那样，躺久了便再也起不来了。
他并不忌讳谈及生死，他觉得他和许多人一样，在2020年的上半年，都在践行着他的哲学理念——人首先要活着。
2011年，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小镇博尔德家中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
谈往事
李泽厚：我首先来几句开场白吧，好不好？
人物周刊：您请说。
李泽厚：我是多年不接受采访了，这次采访，我的确是犹豫了好一阵，我已经九十岁了，活不了几年了，我想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些朋友讲，我的书，包括几十年的书，现在还有读者愿意看，一直有不少读者热情关注和支持。特别是有出版社相告，我的书在三线城市卖得很好。第一，我当时没想到像《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都是70年代的作品，居然几十年仍卖得不错。第二，哲学是否一定要写得玄奥难懂才能表达？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提出了他们的反对，但他们的书仍然难懂，是否哲学的确需要如此？这是我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讨论。总之在这里，我最后要向读者说的一句话就是：谢谢！这算是告别吧。
人物周刊：我听了很感动。
李泽厚：实事求是。最近我身体也一直不好，我二十多岁得肺结核，在五七干校的时候，分到老弱病残组。我的父母都死于四十岁以前，我估计我只能活六十岁，我能活到现在这个岁数，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这也是一种偶然、侥幸。这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但是事实。
人物周刊：您好像一直不怕得罪人？
李泽厚：我在学术上从不考虑是否得罪人的问题。我以为，学术异同也不应伤害私人关系，“文革”中，我不还带酒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做客嘛。我的几个好朋友，许多观点我就明确反对过。我和孙长江、金冲及都打过笔战，但仍然是好朋友。
人物周刊：您二十多岁的时候，参加跟上一辈人的美学论争，那时候完全没什么顾忌么？
李泽厚：我没任何顾忌。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老实讲，主要靠自学，我读了一些书以后，我对自己有多少分量，心里头有个掂估。我从来不迷信导师。后来冯友兰、胡绳，都想我做他们的研究生，我不干。我觉得至少在人文领域根本不需要什么导师。有导师反而受束缚。你已成人了，自己可以去选择，自己去思考。我总是自己到书本里找答案。其实也可以问老师。学问学问，应该问，但是我这方面很欠缺，所以吃亏不少。我这个人不大愿意跟人交往，这是我最大的缺点。
人物周刊：从小就这样吗？
李泽厚：从几岁的时候就这样。这就是个性，个性的偶然性。（笑）
1936年的全家福，右起：父亲、李泽厚、二姑、祖母、弟弟、母亲
人物周刊：金庸去世的时候，您写过纪念文章，提到他曾经要给您六千美金，您没有接受，但也没告诉任何人，只一同去金庸处的一个人知道。这篇文章在金庸逝世时引起很大的议论。
李泽厚：我去美国即任教，收入不菲，中国一般所谓去外国“讲学”大都是“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不必讲课，我当时与外国教授一样必须正式授课，要开三门课，是“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二者待遇相差甚远。以后陆续受聘，从未失业，生活一直优裕。金庸资助一位朋友三万美金，没用完，退回六千美金给他。他就要把这六千美金给我，这更像施舍嘛。我在香港开会，让我上门去拿，我当然拒绝了，拒绝得很坚决。当时我还寄三千美金给我妹妹呢，我要你这六千块干嘛。我不想为了这六千块而背负上人情债。我坚决不要他的钱。金庸大吃一惊，走的时候，他送我出门外很远。我们都是很客气的，两人都没有不高兴的样子。我说了，谢谢他的好意。我对金庸也一直没有什么意见。我照样参加他的活动，他请我吃饭，我照样去，也仍然谈笑风生，他在安徽还夸奖过我的著作。我们二人并未因此有所疏远，当然本来也不亲近。我以为对我们两人都是小事一桩。
那是90年代，有人算了一笔账，说六千美金可以在中国买房，我笑笑而已。后来他们要把写金庸的文章收入纪念集里面，问我的意见。我说，一个字不改。问了两次，我都这样说。没什么好改的。他身边的很多人都说，金庸对钱特别看得重，斤斤计较。这也不算什么大过，他就是看重钱，这不算什么大缺点。他也不是一毛不拔，他知道好些人说他吝啬，他也不大在乎。
关于金庸这篇文章，本来我是不想写的，朋友再三让我写，但除了赞扬外，我没什么具体事情，就顺便讲了。文章登出来后，很多人骂我。老实讲，我这个人的确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中国有句老话——“批判会上无好人，追悼会上无坏人。”批判会上不能讲人优点，缺点不应该在追悼会上讲。我不大注意这些，违背了大家的礼仪习惯，所以挨骂也就“活该”了。
1979年秋，李泽厚在北京十渡
谈学术
人物周刊：今年“五四”那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关于“前浪”和“后浪”的视频被讨论很多，您是怎么看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李泽厚：关于“五四”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这篇被说得很多。另一篇比较短，叫《启蒙的走向》，大家没怎么注意，其实很重要。“五四”七十周年的时候，在北大举行了座谈会，很多人发表了讲演，我也讲了，就是这篇《启蒙的走向》。“五四”的一个话题是启蒙。90年代以后，中国一些年轻学者搬出一大堆后现代理论，反对启蒙。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启蒙。康德讲得很清楚，启蒙就是唤醒理性。“五四”时期，中国的启蒙也是为了救亡，这我也讲得很清楚。有些人批评我，却根本没有看该文。该文一开始就说救亡与启蒙是相互促进的。《启蒙的走向》中还讲过，“五四”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当时火烧赵家楼，打外交部长，只有一个人比较独特，就是梁漱溟，他说这是违法了。还有一点，民国的时候，国民党曾经想把青年节从5月4号改到3月29号，3月29号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那一天，这是国民党想维护他们的党国统一，结果没改成。我们这一代人还记得，你们恐怕就不太知道了。
启蒙催生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为单位，以契约为原则。中国以前是没有什么契约的。但现在有的人讲启蒙又很奇怪，稀奇古怪的都有。我觉得启蒙就是以前讲的启蒙，没有什么其他的启蒙。美国著名学者讲宋明理学是启蒙，能同意吗？为什么我在2004年还提出要启蒙，不要“蒙启”呢？那时候蒋庆他们在搞读经班，不要学校。有的人认为慈禧太后废除科举都错了，但你不废除科举，办新式学校，能有现代化吗？有的人真的信了，进了学堂，不进学校了。结果十年证明失败了，教出来的学生什么都不懂。启蒙是促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启蒙就是欧洲讲的启蒙，就是由理性决定，没有什么别的启蒙。
人物周刊：您思考过启蒙带来的问题么？
李泽厚：当然，启蒙的确带来很多问题。前面提到的《伦理学新说述要》里，专门有一节叫“过犹不及”。理性控制一切的话，结果造成理性至上。恶性竞争，贫富悬殊，以个人的名义控制资源等等。结果引出反启蒙反理性的思潮。从尼采开始，一直到福柯、德里达这些人。反启蒙反理性这个思潮很新鲜、时髦，于是就被中国一些人拿过来了。你看，外国现在反对这个，新殖民主义啊，认为这是精英的侵略。于是有的人坚决反对加入WTO，我当时跟这些朋友口头辩论过，我觉得加入WTO对中国绝对有好处。
自然科学不断翻新，因为越做越细，能够提出新意见。人文科学很难翻新，几个结论在那，怎么翻新？所以有的人为了出名，就做翻案文章。国外很多人文学科学者，完全是做翻案文章出名。比如以前说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现在一些学者讲，中世纪也有很多好的啊，哪些哪些很进步啊，做翻案文章，结果就出名了，其实并不正确。又如，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化是自己发展出来的，外来刺激—反应说是错误的，推翻了费正清等人的旧说，其实并不正确。这种所谓翻案创新，无奇不有，例如说现在速度快，时间便短，因此活八十岁不如以前活四五十岁时间更长，宁肯活那四五十岁为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貌似新颖，其实不对，但可以因此而出名嘛。自然科学的翻新一般不会倒退，人文领域则不一定，有些就是倒退。
其实，很多老的理论比新的理论好，并不是越新的越好。我以前就讲过，洛克、康德，比斯特劳斯、施密特要好，要强得多。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翻案正确，有的提供不同视角，大有裨益，如此等等，这就要具体对待了。但现在主要是，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是在赶西方后现代的时髦，都是转述、模仿。根本性的创造太少。我讲过当代一些学人有“两大问题”：一是，情绪左右思想，不能客观分析；二是，喜欢抽象议论，缺乏具体思维。
启蒙有利有弊，但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推动历史前进。史蒂芬·平克写过一本《当下的启蒙》，否定了后现代，从尼采一直批评到了福柯、德里达，结果遭到许多学者的攻击。我却跟平克的看法相当一致。我不同意他的语言本能的看法，但在痛斥后现代反启蒙这个问题上，与他的用统计学材料对尼采等人的责难贬斥，却非常赞同。启蒙没有什么西化的问题，同是启蒙，英、法、美，就并不一样，但总的趋势就是推崇理性。现在中国不是理性太多了，而是理性太少。这方面，我还是康德主义者，理性还是人类的特征。
尼采是怀疑一切，尼采永远有人喜欢。黑格尔说过，年轻人有三个特点：第一，认为一切都应打破，重估一切价值；第二，认为自己最行，是天才；第三，要么是黑，要么是白。年轻人喜欢尼采不奇怪，年轻人总是认为自己最好嘛，都要打破嘛。我觉得二十岁喜欢尼采可以理解，鲁迅也喜欢过尼采，但是，你到六十岁还喜欢尼采，我就觉得值得怀疑了。尼采好，还是康德好？我觉得康德比尼采高明多了。尼采有他的学术价值，但中国的一些学者把尼采捧成圣人似的，碰都碰不得，这我很不赞成。
人物周刊：您认为他们为什么推崇尼采呢？
李泽厚：一个就是因为年轻啊，要打破一切啊。最后还是为了名利。做一个独立的哲学家多好，休谟、康德等人都是如此。哲学家和政治家很不相同，政治家可以有许多学术参谋，但他只能采取一种，而且要适应不同情景状况加以修改应用，不会也不可能那么学理充分。政治家不可能是书斋中的哲学家，也不可能是什么“哲学王”（柏拉图）。哲学家也不必做政治家的“帝王师”，两者本有分工，无需统一。
国外有人说我的欠缺是没带多少学生，可以支持支援你的思想学说。的确，现在好些学者、教授到处去带学生，然后徒子徒孙一大堆，成了一股势力，一个派别，于是名声大振。我就没有什么学生。特别是我从来没有要求学生看我的书。我的学生也的确都没怎么看我的书。这也怪我，我现在后悔了。我要是让他们看我的书，他们现在的成就可能会大一点。（笑）
80年代初，李泽厚与伍蠡甫、朱光潜、洪毅然
人物周刊：网上曾经流传您给学生赵士林写的序，大家觉得你们都很坦诚，您在序里批评自己的学生，说他背着您写书，您对这本书不负责。很少有人这样写序的，而且赵士林把序登出来了。
李泽厚：我不管啊，我对那本书不负责任。但那本书还得罪人了，因为赵士林在书里骂了别人。我写了这个序，但别人还是认为我指使赵士林写的。那就没有办法了。我没有骂人的习惯，我对人印象不好，也不骂人。
人物周刊：许多学者都说您在学术上的原创力是极其难得的，您自己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让您有这么强的原创力？
李泽厚：我的确没想过。我读书读得比较广泛。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早上看柏拉图，下午看别林斯基，早上看的是哲学，下午看的是文学。学哲学可能看得比较高，要总揽全局，但考虑的问题很多都太空。如果书读得太少，就只知道玩弄一些概念。搞历史的呢，是狭而深，就盯着那个领域，别的学问都不感兴趣，也认为那些没价值，必须有足够多的史料，才是真学问，所以也很难干出非常重要的原创。学文学的看得比较杂博，比较广，但都比较肤浅。我很多年前就跟学生讲过，你要高、要深、要博，你才会有原创力。自然科学家不一定如此，人文领域似有此前提。
原创力从哪里来呢，想象力当然重要，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康德讲判断力很多是没法教的。自然科学家的原创力也是来自独特的选择和判断，艺术家的理性判断力不一定要高，但是感性的原创领悟要很强。
原创力一方面靠你先天的领悟能力，一方面后天有一些范例可以学习，80年代我就讲过“支援意识”问题。康德两百年前的书现在还很耐读，那是了不起的，康德便极其博学，又有极强大的判断力，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回答，这样的一些人物就值得学习。这是智慧，不是知识。知识可以教，智慧就不能。一些大师都没有什么老师，爱因斯坦有什么老师啊。我觉得当前文坛、学界似乎一方面缺乏原创性，大多是搬来西方学院话语套在中国问题上；另一方面则仍然是红卫兵式的“不破不立”，对前人和同辈的成果成就不屑一顾或吹毛求疵一概骂倒，只喜欢找同行的毛病、错误，而不看重他们的优长与贡献，这也是中国传统的老毛病。曹丕就说过，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元稹、白居易通信中说“韦苏州”（韦应物）诗生前没人看得上，死后却被人高扬等等，可见一斑。自己老摆出一副创造脸却并无创造，如鲁迅当年嘲笑过的“创造社”一样。
80年代，李泽厚在美国
谈疫情和哲学
人物周刊：美国目前的疫情还很严重，您身处其中，有怎样的体会？
李泽厚：美国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川普（Trump）不主张戴口罩，民间的习俗也不喜欢戴口罩，也不重视隔离、社交距离等等，戴口罩的人较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老百姓那里，戴口罩好像是病人，其实戴口罩很大程度是保护自己不受外来的感染。刚开始的时候，社交距离也不注意。但现在有一些限制。我们这个小镇已经死掉七十多个人了。疫情在美国每个州扩散也不平衡，州政府有自己的权力，联邦政府没法指挥。有的州情况比较好，有的州情况就很差，我们这里算比较差的一个州。川普就喜欢乱七八糟说话，他讲的话也不作数，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美国政府犯了很大错误，造成疫情这么严重。
人物周刊：美国人对口罩的态度跟中国人很不一样，这会不会有您说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起作用呢？
李泽厚：有啊。文化心理结构是就社会说的，就个体来说，是个人的情理结构。美国人认为戴口罩就是有病，形成了一种习俗。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在中国戴口罩没有人感觉你是病人。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李泽厚：我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但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人，也可以提一些看法。我不像有些人那么悲观。大家讨论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我的哲学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人活着”。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上帝啊，语言啊，意识啊，人生意义啊。90年代，我在悼冯友兰的文章中说，哲学应该考虑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人活着”，也就是人的命运问题。这个命运包括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这次疫情恰恰倒证明了我的这个理论。所谓经济问题嘛，就是讨论人怎么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人的衣食住行能不能维持下去，维持得更好一些？
我一直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总趋势，因为全球化首先是经济一体化，但是疫情有可能让全球化推迟二三十年。但对人类历史来说，这二三十年算什么呢，人类几百万年了，有文明的历史已经四五千年了，这二三十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算不了什么。在疫情以前，已经出现了英国的脱欧，还有川普讲美国优先，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国家利益最重要，实际上就是推迟全球化。
50年代起我一直认为，欧盟是全球走向大同之路的范例，也是以经济为基础。以前德国和法国打仗那么多年，现在德国和法国打仗是不可能了，因为经济上大家彼此可以活得更好一些嘛，那何必再打仗呢？所以这是人类长久的总体趋势。我讲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嘛，迟早会这样。我看不到了，很多人看不到了，但历史经过一些曲折和倒退，还是会向前进。我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对我个人的前途是悲观的，我可能看不到一点希望或萌芽了。一个人最多活一百多岁，对人类几千年历史来说，这算什么。全球化会推迟，但也不会推迟特别长。经济是互相需要的，高科技的发展在推动经济一体化，这几十年不是科技高速发展嘛，互联网什么的，大家在全球各地都可以联系，高科技是有利于全球化的。国家之间全部切断不大可能。当然了，这得看国家领导人的智慧。
历史经常在前进倒退，有时候倒退几百年都有。汉朝人口已经达到六千万了，战争让人口大大削减。历史上的战争和瘟疫，死的人太多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诗）。现在比起历史上那些倒退，要轻得多了。
1998年，李泽厚在科罗拉多学院获人文学荣誉博士
人物周刊：您经常讲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您特别注重历史。
李泽厚：对啊。我读中学的时候，数理化都很好，特别是化学，方程式背得特别多。大家都认为我考理科的。但是我的志愿，第一是哲学系，第二是历史系。就这两个系。我喜欢看历史书，远远超过看哲学书。我对中国历史特别熟悉，哪一朝哪一代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我都非常清楚。我看过很多纪事本末。我的哲学叫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有“历史”两个字。我认为数学是学理工科的基础，历史是学文科的基础，而不是哲学。
人物周刊：您说的“吃饭哲学”，会被一些人笑话。
李泽厚：这个说法，一些人或大为不解，或觉得这也太庸俗了，甚至有学人斥责这是在“恶搞”唯物史观。我在“康德书”里宣讲关于“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或“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这一根本观点。马克思说：“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话是非常准确的。这也就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也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也就是我强调“人活着”作为哲学第一命题，以及我的“吃饭哲学”的主要含义。所以，“吃饭哲学”始终只是一种通俗说法，为的是故意采取这种“粗鄙”“庸俗”的用词，使语言在使用中具有刺激功能，以针对轻视、鄙视物质生存、日常生活，侈谈道德理性、精神生命、灵魂拯救之类的各派理论学说。其本名仍应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人活着不就是要吃饭嘛。人和动物的不同，不是语言，动物也有交流的语言啊。我觉得人的特点是使用工具。黑猩猩会使用十几种工具，但它不使用工具，它还能活着，用手摘香蕉啊。但人没有工具没法生活。人现在住到山里也都还带点小电器吧。
这次疫情恰恰证明我的“吃饭哲学”是对的。大家首先关注的是失业怎么办，没有工作，没有钱了，没有饭吃了。哲学就是研究最基本的一些问题。研究那些玄而又玄或虚无缥缈的，天下啊，语言啊，那是次要的嘛，研究可以，但不是哲学根本问题嘛。最普通的常识其实常常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寸步不让。越骂我，我就讲得越多。
人物周刊：疫情中，许多哲学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哲学家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或思考什么是合适的？
李泽厚：多年前我就讲过，上面也讲过，理论家应该和实践家分开，哲学家、思想家应该和革命家、政治家分开，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革命家、政治家是社会变化的直接实践者、指导者，他们所需要的支配、影响群众的热情，和理论家的热情，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也不会一样。所以，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与革命家、政治家、各种集团的领袖们，应该作出明确分工。理论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而革命家、政治家、领袖们则要求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后者要根据当下的现实形势、利害关系、策略考虑来作出决定，采取行动，这就会对理论进行选择或折中，但经常只容许一种。理论家们却可以不计当前利害，从较长远的宏观视角来把握、思索和争辩。当然理论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也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各种情况，我现在是一种“理想型”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去哲学只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哲学视角是深刻的。但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引领实践这一改变，却完全可以由不同的人来承担。理论是需要长期讨论和反复争辩的，革命或政治决定则即便激烈争辩也必须尽快确定方案，鼓励执行。
对于疫情也是这样，不能要求哲学家对疫情发表一贯正确的意见，这很难。即使是正确的，执政者也不一定能够按照这个去做。行政的措施，行政的策略，跟理论是不同的。执政者有做对的时候，但不意味着永远对啊。一个哲学家的理论，运用到政治上也好，经济上也好，不一定就适合，有可能走样，有可能应用不了。哲学家对疫情可以有各种判断，各种理论都可以啊，不一定哪个就是对的。
谈人生
人物周刊：十年前，您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只是和家里人吃一顿饭，喝几杯高级的洋酒，九十岁生日怎么过呢？
李泽厚：没有任何变动。我家里有路易十三，这算比较高级的酒了。我从来不过生日。包括八十岁那一年，他们几次要给我祝寿，我都辞谢了。去年，国内就有两批人打算赴美预贺九十寿辰，统统被我婉拒了。我不干这件事，因为没什么意义。我只过过一次生日，就是六十岁。那是1990年，在北京，我也只是请我的几个弟弟妹妹来家里吃了顿饭，没有任何外人。
2000年，李泽厚与弟弟和三位共祖父母的妹妹
人物周刊：以前大家都说您手不释卷，现在每天看书的时间多吗？
李泽厚：现在因为眼睛不好了。以前就不怎么好，老了嘛，看书的时间只能很短。但不看书，又没什么事情喜欢做。
人物周刊：您所在的博尔德人口很少，您以前也说过，住在那里太孤独了，人太少了。
李泽厚：那没办法，孤独伴了我一生。
人物周刊：九十年来，有没有那么一刻，产生过有神的想法？
李泽厚：我从来没有过。我从来都不信神。命运是自己决定的，不是神决定的。只能自己反思自己。靠神是靠不住的。人们说上帝已经死在奥斯维辛，上帝如果全知全能，怎么能允许希特勒杀那么多人，那么残酷呢。所以我以为到底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
人物周刊：十年前，我们在访谈里就谈到“幸福”的问题。十年之间，这个问题被大家一再谈论，您理解的“幸福”是怎样的？
李泽厚：“幸福”是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物质生活也许可以，衣食住行的改善，对一般的人来说，就是幸福。但是有的人认为物质生活没有价值啊，宁可做苦行僧。有的人认为物质生活是痛苦，反而不幸福啊。有的人认为幸福是伦理学的问题，我认为不是，幸福是一个宗教问题，一个美学问题。
人物周刊：十年前采访您，您说死后要把大脑冰冻起来，几百年之后再研究，看能否从您的大脑里发现中国文化的残迹，证明您的积淀理论。如果能证明文化影响大脑，您觉得比您所有的书加起来贡献都要大。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么？
李泽厚：这不是想法，我已经联系了那个冷冻机构，已经捐了8万美金，每年还得付几百美金会员费。当然，如果做不成或不能做，这8万美元会全退回，现在他们拿去是为该机构的投资等用途。很多人联系这个机构，是想复活（《圣经》便承诺过人身体复活），他们希望死了不久就复活。我认为复活是绝不可能的。我不要求复活，所以我要求保存越长越好，等到脑科学发达到可以进行研究的时候，但是能不能做到就不知道了。我已经这么做了，我不是随便讲句空话而已，但我现在估计95%是做不成的。
人物周刊：您一直关注脑科学，您很乐于从科学的角度跟您的学说做一些对接。
李泽厚：人类对世界，对宇宙，对外物的了解，比对我们自身的了解多得多啊。相较于理论物理这样的学科，医学还是非常幼稚的科学，因为医学更难啊，人的生命，加上社会因素，很难啊，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的。假设理论物理是大学，医学就是幼儿园，差得很远。人类实际上最主要是大脑，大脑支配着一切。所以，研究脑科学很重要。脑指挥一切，但具体怎么指挥，现在搞不清楚嘛，我为什么说要300年或500年，至少得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有一个初步了解。
人物周刊：谢谢您接受采访。这些天聊下来，您也很疲惫了。最后，您还有哪些话要向读者讲？
李泽厚：我想引用我比较喜欢的自况集句联：“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陶潜）；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陆机）”。以此作结，并告别读者。谢谢！
（注：本文有部分删节）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
编辑/崔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