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过一本制度史方面的书，里面说到唐朝的科举效果是最好的，绝大多数时候，唐朝科举考试都是公正的。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后来自己专门去了解科举制度史，才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唐朝的科举考试其实是最不公平的，也是最腐败的。

这是因为，唐代科举在制度设计方面不甚用心，虽然以考试取士，同时又允许“公荐”，权贵公卿可以向主考官——知贡举推荐录取的人选，于是每到开科之年，朝中权贵便纷纷向知贡举请托，往往尚未开考，而录取的名单及名次已经预定下来，考试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知贡举，前往东都洛阳主持进士科考试，长安的公卿都来给崔郾饯行，拜托崔郾留意他们的门生子弟。其中有一个叫做吴武陵的太学博士，带了一篇《阿房宫赋》，向崔郾推荐杜牧：侍郎请看这《阿房宫赋》，作者的才华好得不得了。

崔郾读了《阿房宫赋》，承认杜牧的文章的确写得好。吴武陵趁机说：请将杜牧录为状元。崔郾说：这事不好办，不瞒你说，状元已经许给其他人了，这样吧，我将第五名安排给杜牧吧。当时有人反对将杜牧列为第五名，称杜牧这个人品行有问题。崔郾说：“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 既然答应了吴君，便不可食言，不管杜牧是杀猪的，还是卖酒的，都给他第五名。

这种名为公荐、实为请托的做法，到了宋代就不被允许了。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七日，宋太祖下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 为杜绝朝臣请托，宋政府在科举考试中全面推行“锁院制”，即主持考试的知贡举、权同知贡举、参详官、点校试卷官、监试御史等考官确定下来后（宋代科举置考官多员，有相互监察之责），马上进入贡院，不得出外，不得与外人交通，食宿都得在贡院之内。（美国的陪审团遴选出来后，也要求与外界隔离，以免受干扰。）

唐时科考偶有锁院，但非常制，锁院制度确立下来，始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太宗“命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同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常制” 。

宋太宗时代还创设了“封弥制”，即将考生答卷卷首的考生姓名、年甲、乡贯等个人信息密封，代之以字号，又叫“糊名考校”。这样，考官在评卷的时候，由于不知道某卷的考生是何人，就算想给熟人卖一个人情，也无从下手。（今日的高考评卷还沿用宋人发明的封弥制。）

不过，“糊名考校”并不能完全杜绝考官徇情，因为考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或暗记，认出答卷是不是出自熟悉的考生之手。到宋真宗时，朝廷又设立“誊录制”，堵住了“封弥制”的制度漏洞。所谓“誊录制”，是说每一份考生交上来的试卷，都要经专门的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然后将副本送考官进行评卷。

宋代的科举评卷机制也比较严密，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起，宋朝确立了将进士科殿试答卷分为五等的评等制度：“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

答卷等次的评定采用“三级考校制”：“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付弥封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讫，复弥封送覆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遂临轩唱第。”

照此考校定等的程序，评卷的第一步是初评，将考生答卷封弥、誊录后，送初考官评定等次。第二步是复评，将考卷的初评意见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次。第三步，由编排官审查初考、覆考意见的异同，如果意见一样，即按此定等；如果意见各异，则将考卷封弥后再送另一位考官评卷，采用意见重合的等次；假如三次评出来的等次各异，则采用最接近三评的那一个等次。

宋朝科举考试还有“别头试”的制度，即有亲戚为考官或本州岛官员的考生，必须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这一制度也是始见于太宗朝，雍熙二年（985）二月的省试，由于“贾黄中等同知贡举各以子弟甥侄籍名求别试”，宋太宗要求将所有跟考官沾亲带故的考生安排在另外的考场，由三位没有亲嫌关系的别试官主持考试。

锁院制、封弥制、誊录制、三级考校制与别头试的推行，将人情的影响减少至最低程度，使得宋代科举的考试程序更为公平，用欧阳修的话来说，“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各糊名、眷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