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876年12月，郭嵩焘一行人在大雨中上船，向着茫茫大海进发。目的地，伦敦。

当保守派知道清政府决定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时，他们心怀不满，却又巧妙地将这种不满转移到了郭嵩焘身上。

有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郭嵩焘的湖南老家，声讨之声尤为猛烈，愤怒的学生甚至发起游行抗议。“汉奸”“贰臣”的骂声，不绝于耳。

面对滔滔舆论恶浪，郭嵩焘身心俱疲，几次以身体有病为由向朝廷告假，请求不予出使。

慈禧太后先后两次召见他，对他多方慰藉。

李鸿章也给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

郭嵩焘这才重燃出使信心。在日记中，他坦露心扉：时局艰难，不忍坐视不管，加之“出使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因此毅然决定不顾个人荣辱，勇敢面对这条注定凶险的出使之路。

到了英国，郭嵩焘以六十高龄，苦学英语，还马不停蹄地参观、访问，了解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和科技状况。

人家日盛一日，祖国却踟蹰不前，郭嵩焘内心焦急又烦闷。当看到日本人成群结队在英国学习修造铁甲船，而且个个精通英语时，他不得不发出“中国不如远矣”的哀叹，似乎已经早早预见了甲午之战的结局。

他真心礼赞西方文明，认为中国必须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军事武器三十年可以学有成果，工业制造五十年基本可以学会，而普及教育，却需要一百年，培养新人才，又需要一百年，真正使国家振兴，更需要一百年。

▲郭嵩焘参观巴黎世博会。

他的思想已经超越帝国所有人，把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等洋务名臣远远甩在身后。

同僚都劝他装睡，以明哲保身。但他还是决定飞蛾扑火，他说：

“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几具尽？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在那个年代，思想超前是有罪的，他很快被架到火上烤。

七

郭嵩焘把他的出使见闻，用日记的形式通通记录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寄回国内。

帝国虚骄的官员群体，没有被他叙述的真相刺痛，却被他的真话激怒了。

一时间，朝野保守派对郭嵩焘进行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不在场审判。有人骂他已中“洋毒”，有人说他“有贰心于英国”。

恰在此时，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在偷偷搜集他的“罪证”，向朝廷打小报告。最终，关于郭嵩焘的“十宗罪”传回国内，连学洋人用洋伞、披洋服、捧戏单、以指击案，都成了罪证。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刘锡鸿原本是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时认识的得力助手，现在却成了郭嵩焘终生最为痛恨的人，没有之一。

刘锡鸿并非看不到英国的先进，他曾感受过火车的神速，连连慨叹英国这么富强，真不是盖的。但他做人做官，都相当滑头，深谙迎合之术。明知火车的厉害，他仍然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的奏折，反对发展铁路，让清廷修筑铁路的计划推迟了好几年。

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刘锡鸿的做派并非孤例。这是大变动时代思想繁杂的一个侧面。

清政府考虑到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公开化，内耗日甚一日，最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本来还打算将郭嵩焘治罪，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郭嵩焘黯然回国，称病还乡，从此远离政坛。

历史如果容许假设，当初许景澄要是答应郭嵩焘的邀约，一同出使英国，那就没有刘锡鸿什么事了。如此，郭嵩焘的命运是否会好转呢？

我们只知道，在大变动时代，每个有抱负的人，命运总是笼罩一层悲剧色彩。

郭嵩焘被召回国次年，1880年，35岁的许景澄开始外交生涯。清政府确定他作为出使日本人选，尚未动身，他的三个孩子在十日内先后夭折，强忍悲痛赶赴上海，准备坐船，又接到父亲的死讯。许景澄只得速速返乡守孝。

人生苦痛，一朝尝遍。

▲许景澄，又一个被遗忘的近代史人物。

八

许景澄重返政坛，已是3年后。

1884年，许景澄出使法、德、意、荷、奥等国。后来又兼任驻比（利时)、驻俄公使，成为晚清著名的“七国公使”。

他驻外期间，中法、中日相继开战。险恶的外交局势导致他使途坎坷，片刻不得清闲。

中日甲午战前以及战时，他开展游说，以争取欧洲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并秘密采购大批军舰、快船、枪械、弹药。北洋舰队的镇远、定远、来远等战舰，都是他负责订造的。

虽然北洋舰队最终全军覆灭，但许景澄为晚清海军建设所做出的努力，还是值得历史铭记。

甲午战败时，许景澄身在俄国。为了减轻《马关条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他邀请俄国联合法、德胁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在给表弟的信中，他曾说：“俄国约法德二邦胁劝日本归还辽地，皆兄所商量接洽。”

尽管如此，他深知“联俄拒日”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曾因俄国侵占帕米尔地区，与俄国人展开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完全明白俄国的狼子野心。

他的学生陆徵祥，后来说：“百年来中国对俄外交历史最久、知彼最深者，要以许（景澄）为第一。”

还是那句话：形势比人强。

俄、德如其所料，充当了瓜分中国的先锋，许景澄据理力争，徒劳无功。

早年“外交强国”的理想犹未忘却，许景澄曾给自己一个“许国强”的名字。如今，国强不知何年何月，景澄早已鬓发全白。

“时事日非，一身将老，每一念之，凄然泣下。”

1898年，痛苦的许景澄请病假离职回国。

这一年，张荫桓则坐上了人生的过山车。

九

在晚清的大臣中，张荫桓是一个绝对的异类。

他既不是郭嵩焘、许景澄一类的科举正途出身，也没有左宗棠等湘淮军名将的军功赫赫，而是从捐钱买了个知县起家，一步步升至二品朝臣。史书上称其为“一时异才”。

在许景澄初出国门担任公使的1884年，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大力举荐，张荫桓与张富年、薛福成一同作为出使候选人才获得召见。

三人中，仅有张荫桓得到慈禧的赏识，一下子获授三品卿衔，进入总理衙门，身居要职。

关于这次召见，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说，慈禧问张荫桓大清究竟该如何应对形势，张荫桓回答应该如何如何向外国学习。就在众人猜测张的回答难称圣心的时候，结果却出人意料，慈禧点头微笑。

不过，张荫桓以“杂流”跻身帝国政界高层，他的出身难免受到轻视，很快就招来弹劾。

1885年，还是在李鸿章的保荐下，张荫桓受命为出使美、日（即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弥亚)、秘(秘鲁)三国的钦差大臣，总算暂离是非之地。

出使前，他两次受到慈禧召见训话。慈禧专门针对弹劾一事下谕旨安抚：“尔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人往往招忌。”

张荫桓随后侨居华盛顿三年，办理华工被害案获得赔偿，对西方社会进行全面考察。美国自由女神像举行落成典礼之时，各国政要云集，张荫桓是唯一受邀的中国人。

在这期间，许景澄给张荫桓发了封电报，用洪钧苦学英语的例子，激励张荫桓。据说，张荫桓勤学苦练，终于成为继曾纪泽之后，晚清高官中最精通外语的人。

▲张荫桓，晚清高官中的一个异类。

1898年，戊戌年。这年的前四个月，光绪帝13次单独召见张荫桓。召见频率之高，让朝中其他大臣怀疑，张荫桓必有耸动圣听之言。

史学界认为，素有“绝域使才”之称的张荫桓，向皇帝讲的都是欧美的富强之理。历史学家何炳棣说，如果没有张荫桓先给光绪帝“启蒙”，戊戌变法就不可能发生。

不仅如此，张荫桓还向光绪帝引荐了他的南海小老乡康有为，代康有为呈递奏折，由此开启了闻名中外的戊戌变法。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康、梁等人为了突显自己在戊戌变法中的主导地位，极力淡化张荫桓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

但事实上，张荫桓才是戊戌变法的幕后推手。

十

戊戌变法开始后，光绪帝最倚重的人，并非康有为，或后来的戊戌六君子，而是张荫桓。

光绪帝多次单独召见张荫桓，张跪着作答，经常在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太久以致头晕目眩，站不起身。

此时，针对张荫桓专擅营私的弹劾，也如雪片般飞来，引起了慈禧的注意。慈禧曾与光绪一同召见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廖寿恒、刚毅等人，亲自过问此事。

廖寿恒居然回答道：“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实亦非伊不可。”

气得慈禧破口大骂：“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

话说回来，廖寿恒讲的倒是大实话。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讲过，一天，他应约到张荫桓的家里，张亲口对他说，晚清政府中“仅有他及李鸿章明了外国事情，总理衙门的事务皆系他亲自办理，其他的人仅是些傀儡而已”。

在变法的高潮期，张荫桓带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张荫桓后来自己猜测，他接待伊藤博文过于亲密，加上保守派传言光绪帝要立伊藤博文为变法顾问，这些都触怒了慈禧。

等到康、梁等人要把变法变成夺权，慈禧的政变一触即发。

不明就里的张荫桓，差点成了康、梁“围园劫后”密谋的牺牲品。他是唯一被先逮捕后降旨的人，自以为必死而惴惴不安，谁知道最后捡回一条命，被流放新疆。

原来，是洋人对他的好感救了他一命。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曾评价张荫桓是“目下北京唯一懂得洋务的政治家”。因此，在关键时刻，英、日两国公使最早出面干涉，后来英国首相、德国皇帝皆致电赞同保张，这样张荫桓侥幸免死。

慈禧以一个含糊其辞的罪名——“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将张荫桓发往新疆了事。

据说，张荫桓被押往新疆途中，内心是轻松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回了。

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中，无论生死，在劫难逃。

▲在这场运动中，外交成了原罪。

十一

1900年，庚子年，世纪之交的疯狂年份。许许多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这一年丧命，包括许景澄，包括张荫桓。

朝堂上一大批王族、高官，都为义和团唱赞歌，纷纷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主战大臣的叫嚷，让慈禧下定了与洋人“一决雌雄”的决心。

在御前会议上，端王载漪正式提出攻打外国使馆的动议，没人有异议。

许景澄独自站出来反对。他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

在危急时刻，仍表现出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素养。

他与好友、太常寺卿袁昶联名上《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

“兹若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使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

又一次御前会议。慈禧拍板，对外宣战。这时光绪帝心急如焚，走下御座，上前拉着许景澄的手说道：

“许景澄，你是出过洋的，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当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慈禧赶紧斥骂光绪说：“皇帝放手，勿误事。”

许景澄仍坚持含泪陈奏，烧使馆，杀使臣，后患无穷。

举国癫狂，许景澄、袁昶犯颜直谏，很快就被“汉奸”“卖国贼”的骂声吞噬。慈禧下了一道懿旨，说他们声名恶劣，勾结洋人，莠言乱政，着行正法。

当许景澄、袁昶被押赴刑场途中，围观群众欢呼雀跃。临刑前，许景澄对身边人说：“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

行刑时，刽子手索贿不成，故意把刀砍在许景澄脊椎上，颈椎断裂而气管犹存，让许痛苦而死。

许景澄原本可以不死的。

当年，许景澄驻俄国的时候，收陆徵祥为徒，教徒弟的第一课就是要他独善其身：“不要依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去追随它，也不要指责它，而是要尽己责……为此，要学会缄默，不管遭遇怎样的侮辱和欺凌。”

可是，在国家到了危急关头，许景澄还是以逆耳忠言打破沉默，轻掷头颅，时年55岁。

在决定处死许景澄之前，慈禧想起了三千公里之外的张荫桓。张荫桓背负“汉奸”骂名多年，要不是洋人多事，戊戌年就该死了。

慈禧降旨：“已革户部侍郎张荫桓，著即行正法，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饶应祺知之。”

饶应祺，新疆巡抚，张荫桓的门生。有私家笔记记载，懿旨传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时，饶应祺正陪张荫桓吃午饭。张荫桓看到后，面不改色，谈笑自若。

饭后，张荫桓为陪伴在身边的子侄画了两幅扇面，接着穿戴整齐，引颈就戮，时年63岁。这一天是许景澄死后第三天。

就连死去9年的郭嵩焘，也未能逃离最后的“审判”。

1891年，郭嵩焘潦倒离世，终年73岁。没有人惦记他的生死，只有李鸿章不忘这个老友，上奏请求为他立传、赐谥号，但都被朝廷否决了。

自1879年从驻英公使任上被召回后，郭嵩焘就心灰意冷。他甚至未按惯例赴京报到，而是直接告病返乡。

湖南人已经准备了攻击他勾结洋人、当卖国贼的标语，来迎接郭嵩焘。到处是喊打之声，郭嵩焘成了过街老鼠，连他乘坐的木船都被拒绝靠岸。就这样，他背着骂名出使西欧，又在骂声中黯然归来，仿佛时间停滞。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都会被贴上“通洋卖国”的标签进行检视与挞伐。他只能关起门来，把自己关于洋务的思想和实践汇编成《罪言存略》。“罪言”二字，说明了他的愤恨与无奈。

他晚年写过一首诗自况：

“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当年他以凄凉心酸的心境告别这个世界，死得无声无息。而到了庚子年，义和团狂潮中的京城高官们又想起了他。有人上书“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仍旧把他当成崇洋媚外罪有应得的惩戒。

谁曾料到，本文的三个主人公，会以如此悲剧的形式，在一个极端的年代产生了最后的交集。

人生有落幕，而历史没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