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樊锦诗先生都很神秘。她单纯简朴、低调谦和，将自己隐于敦煌绚烂的壁画图卷之后。面对公众，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煌，说说莫高窟吧”。这一次，在杖朝之年，她终于决定在书中说出自己感人至深的人生故事。
书名：《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自述》 作者：樊锦诗/口述 顾春芳/撰写 译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
于花甲之年接手敦煌研究院，就面临文物保护与旅游业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莫高窟告急！樊锦诗以其远见卓识，带领新一代莫高窟人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以先进理念和高精技术保护石窟遗产，推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敦煌”工程。这一壮举背后的艰辛历程，在书中首度披露。
“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不久，我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分管业务工作。当时虽尚未恢复正常秩序，但我与很多同事的心情一样，都急切地希望将荒废的时间追回来，能尽快把业务工作正常地开展起来。要做的工作很多，可是首先抓什么呢？一时没有头绪。我知道，凡被国家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都要求做到“四有”，即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科学记录档案，有专门管理机构。研究所已完成了“三有”，还有“科学记录档案”这项工作没有做，这是必须完成的工作，那我就负责将敦煌石窟“科学记录档案”这项工作抓起来吧。
当时，“科学记录档案”究竟应该怎么做，并没有具体规定和要求。我是学石窟考古的，我认为若要反映莫高窟全部洞窟的基本状况，建立敦煌石窟科学记录档案，就应该每个洞窟都做一份记录档案。当时莫高窟北区洞窟尚未发掘清理，南区有492个洞窟，就要做492份档案。每个洞窟的科学记录档案，起码要有简单的洞窟平面、剖面图；要有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共计六张照片；要有简明的文字，说明每个洞窟的基本内容和它的保存与保护现状，有无损坏等，这样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一份全面记录档案。照片以6（张）×492（窟）计算，就是近三千张洞窟档案照片。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既无像样的照相机，又缺经费支持，要完成数量如此庞大的照片采集工作，其艰巨可想而知。受照片拍摄困难、经费不足、人手短缺等问题影响，工作人员前后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完成了敦煌石窟科学记录档案。
这个消息传到敦煌研究院之后，一些人说樊锦诗这个人太傻了，这个力气好像白费了，国家文物局根本没有要求这么做。我也觉得吃惊，但我吃惊的不是别人说我傻，而是文物档案居然可以是区区几页纸。我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们莫高窟人对于洞窟档案的理解，我觉得这个理解没有错，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理解。几页纸的科学记录档案，那还是档案吗？这种档案有价值吗？”在我看来，我们下的功夫非但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离真正的洞窟档案还有距离。后来，敦煌研究院做的洞窟档案得到了当时国家文物局领导的肯定。
正因为洞窟科学记录档案的编制，才使我进一步发现了壁画保护保存的严重问题。因为要做档案，必然要查找过去的老资料，特别是要和老照片做比对，以了解洞窟及窟内彩塑和壁画等文物的保存变化情况。当看到1908年由法国人伯希和拍摄，后来出版的《敦煌图录》图片时，着实令我吃惊不小。因为对比同样的洞窟、同样的文物的照片，现在见到的彩塑和壁画等文物，或退化，或模糊，或丢失，已经大不如七八十年前伯希和拍摄照片时的清晰和完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时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正在着手做的敦煌石窟科学记录档案，特别是档案照片上。可是，尽管莫高窟壁画可以大量采用摄影技术保留其信息，但照片不能展示敦煌每个洞窟全貌。摄影师也跟我说，时间长了照片也会坏的，而且传统胶片摄影技术包括摄像技术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我又试图用录像代替照片，他们又说录像带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胶片的褪色，磁带的消磁，还有图像复制过程中信息的衰减丢失，都将使图像产生质量上的蜕变。此外，档案照片都是黑白的，壁画却是色彩缤纷的，照片不够大，壁画的细部无法看清。看来现在记录档案的照片或录像都无法保证洞窟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
我进一步意识到敦煌壁画保护的任重道远，莫高窟的很多洞窟及其壁画在逐渐退化和病变，照片和录像也无法长久保存壁画的历史信息。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敦煌石窟艺术逐渐消亡吗？
我心里清楚，建立能长期保存洞窟文物真实信息的档案已是刻不容缓。壁画的退化和病变又是另一回事，科技保护的根本就在于延缓和改善这种病变和退化，延长文物的寿命。壁画在退化！壁画在退化！壁画在退化！这句话像魔咒一样，日日夜夜死死地缠着我，就是在梦里，我也会梦见墙体上的壁画一块块地剥落……那一阵子，我走路吃饭睡觉都放不下，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延缓壁画的退化，同时又可以把壁画历史信息忠实地保存下来，以免壁画退化到一定程度，就连历史信息都没有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留下一部关于莫高窟石窟艺术真实历史信息的稳定档案。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计算机技术还未广泛推广，大部分人还都不了解电脑的编程和使用。1989年左右，中科院计算中心出售的一台内存为640K，双软驱，分辨率为756×380配置的单显PC机，当时的市场价格是6480元人民币，非常昂贵。就在那时，我去北京出差，一个偶然的机会，第一次看见了有人在使用电脑，给我在电脑上展示图片。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变戏法似的，太有意思了。我忍不住就问那个在电脑上展示图片的人：“那你关机之后，刚才显示的图片不就没了吗？”那个人说：“不会！因为转化成了数字图像，它就可以永远保存下去了。”“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不变”这句话，顿时让我兴奋起来。我迫不及待地向他请教：“那壁画可不可以数字化保存？”他告诉我：“没问题。”这使我深受启发，朦胧地感到长久保存莫高窟好像有了新的希望。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心想，如果数字的储存可以使壁画信息永远“保真”，那么就应该把所有洞窟的壁画全部转成数字保存，这一定是未来最佳的文物信息保存手段。经过不断琢磨，一个大胆的构想渐渐明晰起来：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我的设想是利用数字技术，把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肃北县五个庙石窟、瓜州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彩塑和壁画的历史信息，永久地保存下来。
回到兰州之后，我立刻到甘肃省科委做了汇报，提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敦煌壁画、彩塑艺术历史信息永久保存的构想。省科委的常处长很有眼光，他认为这项新的技术用在文物保护方面，是个非常好的创意；如果成功，还具有推广价值。省科委立即设立甘肃省科委“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敦煌壁画的计算机贮存与管理系统的研究”，下拨给敦煌研究院30万元经费，用于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建设的研制。于是，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首先开始了壁画数字化的试验。后来，敦煌艺术历史信息以数字化永久保存的构想也得到了国家科委的大力支持，国家科委、甘肃省科委的科研课题为敦煌莫高窟壁画数字化突破关键技术奠定了基础。
没想到敦煌研究院根据构想开始的莫高窟数字化试验，恰好符合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的“世界记忆工程”的理念，这促使我认识到敦煌石窟数字化不仅要永远保存敦煌石窟艺术的历史信息，而且还要用于为公众享受文化遗产。于是，我又提出“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人类珍贵文化遗产莫高窟的想法，这也成为敦煌研究院未来长期的使命和职责。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