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出发与回归

可能没人怀疑，作家的童年时代对其一生的成长与书写都是极重要的。就人生来说，童年生活是一个开端，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特殊阶段。虽然童年经历只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但它是记忆的一个“老巢”，各种各样的生活都从那里开始，都堆积在那里。那时的记忆尤其新鲜，所以也最难忘记。

拉美作家马尔克斯曾有一句妙语：“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得住的日子。”一个人走了很长的人生之路，回头一看，会发现一路上的很多事情和一些细节都忘掉了。每当回想往事，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遗憾：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能够清晰记起来的并没有太多。也许就是这些记得住的片段叠加在一起，才构成了我们平常所说的“日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

从这个意义上讲，童年时光是最难忘怀的，所以它在人生经历中占据的比重也就更大，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活团块。童年经历会深深地影响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现在和未来。

从童年开始，人的心中拥有了若干神秘之物。这个时段最早的一部分，可能处于能够记忆和不能够记忆的交叉点上，所以回忆起小时候，人们会说：“当年我还不记事。”或说：“那时我好像记得。”

童年时期的很多元素会揉入潜意识，它们极其内在，若有若无，甚至是虚幻的和不确定的：不知是诞生之初就携带了这些意识，还是由后天的观察、归纳与综合而成。童年的见识有不可思议的强韧性和规定性，它会制约人的一生。

那些不太清晰的记忆、似有却无的一些生活储备，哪怕是碎片化的，都是极重要的。一个人精神的成长，其实就是从儿童时代出发，一步一步向前，走到非常遥远的地方，最后再回归到童年那样的“单纯”。这好像是一个生命的圆形轨迹，也是文学表达的全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童年即包含了一切，潜藏着一个人终生的秘密，人的一生都在展开和放大这些秘密，都在延伸它的长度。童年是不可以选择的，由童年决定的人生似乎也很难选择。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童年是此生的宿命。

深入和返回童年，是人类重新发现自我的一种方法，这可能与一些哲学阐述接近或相通，是涉及人生本源的根本问题。老子说“复归于婴儿”，说的就是一个人长大了，还要回到他的婴儿时期，再次变得“幼稚”“纯粹”和“简单”。这似乎很奇怪，却包含了相当复杂深刻的意味。

孩子的眼睛是敏锐的，他能看到成人看不到的很多东西，感知力、直觉力都很强。他们常常能够进入神秘的生命范畴之中，所谓的“天眼未闭”，说的就是这种能力。

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拥有的能力，到了一定年纪可能要失去，因为一个奇特的生命窗口关闭了。“复归”就是恢复最初的洞察力，恢复婴儿的本真：天真求实和汲取真实的能力和勇气。“皇帝的新衣”只有孩子才能指出来，这就说到了自然而然的勇气。人“懂事”了就没有了这种气概，也没有了这种力量。人的一生要将这种能力发掘和保持下去、焕发出来，肯定是很难的，他需要做的功课太多了，大概需要终生的修持。

童年的确有特殊的力量。人在后来的成长中不断接受所谓的“教训”，会修正自己的童年经验，许多时候是生命力、观念以及心气上的一步步倒退。

作家迷恋童年，回归和幻想、追寻自己的童年，当然有着深刻的原因。最高的文学属于童年并通向童年，每一个写作者都感叹自己的童年一去不返，这不仅仅是留恋青春，而是留恋曾经拥有的认识力、那个时期的单纯、不顾一切指出真实的勇气。

从童年出发的这一场远行有两层意思。一是地理上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直住在老家的屋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常常离开，直到上大学、为生计与发展去更远方，甚至跨越大洋。另外是心理上的，随着经历的事物和接受的知识越来越多，要思考很多问题，人会在见识上走向远处。但在这两个方面，人都会不断地努力地返回。

这种回到原来的欲望是不可遏制的。童年仿佛是一个伊甸园，被逐出之后就无法归来了，但总是要怀念它，在想象中回返它。中国古话讲的“叶落归根”，说的就是回返，是回到生命的根部。

童年记忆中的环境、气味、食物、声音和色彩等，总是植入深处，非常顽固。少年成长中习得的知识，比童年记忆更顽强更坚韧的大概不会太多。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开头写到，把那种叫“小玛德莱娜”的小点心沾着茶水在口中一抿，最早的感受就回来了，这就是气味的记忆。山东鲁南某地区的人从小吃煎饼和“臭盐豆子”，长大了去城市生活，也还是渴望吃到它们。外地人对这种食物简直不能接受，因为它的气味太怪了。一个人即便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也还是不能适应食谱的改变，这就是童年刻下的记忆。

普鲁斯特和《追忆似水年华》

某种食物会顽固而执拗地把一个人拖回童年，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口腹之欲，更是精神、意识、心理层面的综合拖拽力，它转化成实在的、物质层面的追求和落实。可见气味与食物的记忆看起来容易理解，背后却有深刻复杂的蕴含。

托尔斯泰说过：“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结果我只写出万分之一。”他在叹息时间的短促，以及人的健忘。

如果说所有作家的文字都有自传的性质，也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写出一部分真实记录，而是其他的意思。作家在大部分文字中，比如虚构作品中，总是努力绕开自己的真实经历，特别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事关系。这既是扩大想象的需要，也为了避免对号入座，防止将作品简单化。但无论如何，如果把作家的全部作品打碎了再黏合，仍然会是一部非常丰富的“自传”。这部写尽了自己的大书第一笔从哪里开始？从童年。

童年是站在世界一侧的观察者。人在参与世界的方式中，从未废除这种观察。托尔斯泰总是埋怨自己长得矮小，不好看，而爱人长得高爽，同样出身大户人家。他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这种自卑的心理从很早就有，而且影响了一生。他要挣脱“外形”的局限，冲破生命的某种“界定”，就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心灵，它的勇敢和崇高无畏。这需要许多尝试。

托尔斯泰、福克纳、拿破仑、巴尔扎克，这些有着相似的生理特征的人，外部形体的某些缺憾或暗示，常常帮他们转化出巨大的能量，而在转化的过程中，将做出诸多匪夷所思的、不可理解的举动。

托尔斯泰有一部自传小说《童年》，写的是母亲过世前后一两天的事情，却是厚厚的一本书。他后来又写《少年》和《青年》，写了《安娜·卡列尼娜》，写了巨著《战争与和平》，写了最后的那部小说《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

我们读了后来的巨作，再回头再看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会强烈地感到，他许多有关艺术的、世界的看法，都在很小的时候开始萌发并形成；他的语言艺术的色彩、格调，很多元素都可以在少年经历中找到痕迹。

作家的一生不过是在写一部长长的“童话”，虽然有的部分可能不适合少年阅读，但“童话”的性质仍然是分明的。不同的是，作品中的“公主”“老狼”“妖怪”之类角色，在不断地变换身份，恐怖的场景也在不断地变幻。

后来的作品更复杂了，但复杂中仍有一种童话的单纯。这种文字往往很纯粹，更能够超越世俗功利主义。而另外一些看似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文字，实际上有可能是简单的、概念化的、标语口号式的，是缺乏诗性的文字。

作家难以超越童年。因此观察分析一个人的文学，还是要像看一部传记那样，从他的童年开始。

人生这本大书无一例外是从童年起笔的，直到画上最后的句号。老年人最爱回想童年，所以变得更慈祥，讲故事的方法以及故事的内容与特征，仿佛都在朝这个方向改变。作家下半生的任务，最常见的就是回忆。有的人还不到下半生，而是从很早就开始了这种回忆的工作。

美国的马克·吐温四十多岁就开始写自己的传记，用大量篇幅写童年生活，直写到六七十岁才把笔搁下，转而叙述其他；后来觉得无趣，还要继续回忆。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在书写童年。他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都来自密苏里州汉尼拔的童年生活，里面的人物和故事都有实据，书里写到的景物如河流、山洞、小岛，如今还能够在那个小镇子找到，这里已经成了美国人回忆幸福童年的地方。

文学，原来是包含了人生无限秘密的、最复杂的一本“童书”，这本“童书”并不简单，它囊括了作家的全部复杂性和可能性。

惠特曼有一首诗写得真好，它叫《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者那一天的一部分，／或者几年，或者连绵很多年。”

02

影响一生的视角

有时会觉得作家是一个站在生活旁边、站在一侧的人，这时他远离了群体和社会，在那里独自倾听和观察。一个人由于特殊原因从小变得落落寡欢，会过早地成为一个旁观者。而大部分人不是这样，他们出生以后很快就纳入了一个集体。

一个人生长于大而和睦的家庭，更容易性格开朗外向，善于交流，让人喜欢，在集体生活中会十分“合群”。这种人较能够与大家“打成一片”，及时踏上社会的惯常节拍。这往往由生命之初的不同造成的。如果仔细看作家的传记，便会发现那些杰出的作家，通常拥有和一般人不同的童年。

由于家庭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可能从出生起就是一个独处的、孤僻的个体，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远离群体，时常将自己置于一个寂寞的角落。

如果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他几乎从来没有进入这个舞台的中央，甚至不敢踏上这个舞台，而是悄悄地立于幕侧，在灯光之外恭敬地、安静或稍有胆怯地注视和倾听。就这样一直长到更大，才不得不强迫自己融入群体。但是这也只是形式上的融入，实际上他的心理状态、意识以及行为，仍然是与群体剥离的。这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从小因多种原因综合形成的行为性格。

有一些孩子的确是比较沉默的，是旁观者。对普通人而言，一般来说这未必是好事，他会有心理障碍，交流不畅，融入社会的能力很差，甚至变为人生的大忌。但是在作家这里就未必如此，有时候非但不是大忌，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处。他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去克服一些心理上的障碍，转化自己的“弱项”，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变成了一个思考者、察省者，甚至是未来的宣讲者。

作家在童年拥有的特殊视角，真的会影响一生。他早早将自己置于对集体的审视位置，保持一种疏离的关系，找到了暗自舒展自我的机会，也获得更多判断和比较的机会。作家有时处于边缘地带是一件幸事，因为超脱与距离，对他来说很重要，旁观者的身份，也具有深长的意味。

福克纳从小就不是“一般”的孩子。他的曾祖父被记入了当地的历史，既是作家又是军人、企业家，对福克纳的影响很大。但是曾祖父的事业一生都不成功，父母的关系也不和谐，紧张的家庭生活对福克纳有巨大影响。福克纳长得身材矮小，这加剧了他的自卑感。他总是逃离人多的地方，感到自己和他人格格不入，经常独处。

在孤独的时候他更多地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以弥补生活的枯燥、干瘪和单调，用幻觉来补偿自己。这样的方法最终会让心理上达到某种平衡感，让生命充盈丰满起来。这其实就是作家生涯的开始：自我幻想、自我满足，尝试各种各样没有经历过的人与事，寻找落实的可能。

叶芝的人生与创作，与他度过了童年的母系故乡爱尔兰西北部的斯莱戈小镇关系十分密切。叶芝没有出生在那里，由于母亲思念故乡，就带着他一起回去。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终其一生念念不忘，死后也葬在了这里。叶芝的很多诗歌都以斯莱戈的自然风物为背景，诗中的神秘主义也大致源于当地文化。

威廉·巴特勒·叶芝

诗人谢默斯·希尼有着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童年，那些描述北爱尔兰乡间田园的诗章成为他的代表作。《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通向黑暗之门》《在外过冬》，几乎都在挖掘童年和北爱尔兰的乡村记忆。童年生活影响了一生的视角。

挪威作家汉姆生的代表作《大地的成长》，是写大自然、劳动与大地的杰作。作者有一个沮丧的童年：从小居住在偏远的荒岛上，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十几岁就要独自谋生，出去打工，经常吃不饱。书中常常写到的一项劳动是挖土豆，中文把它翻译成“地苹果”，出色地表达了对这种食物的爱和喜悦，写出了面对大地的馈赠所泛出的感激之情，以及主人公的兴奋。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一生不幸：当过兵，残废了一只胳膊；当过奴隶，冒死逃离又被捉回。他从小一直站在群体之外，许多时候都是一个猜测者和旁观者，这使他对生活有一种深刻而独特的理解。这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几乎贯穿了终生：一生都是倒霉鬼，一生都试图进入生活的纵深、试图与群体平等交流，但似乎都没有成功。他是穷孩子、伤残者、奴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将更丰腴的感受、更饱满的体验装入了内心。

《堂·吉诃德》写得何等开放，主人公足踏大地四处流浪，杀富济贫，匡扶正义，既是道德和勇气的化身，又是一个十足的弱者、一个悲剧角色。作者从小忍受的白眼、欺凌、屈辱和不公，造成了内心的强大张力，影响了一生的认知，也决定了他文笔的色调。

堂·吉诃德身上凝聚了塞万提斯无数的幻想，可以想象他自己常常恨不能变成这个无所不能的义士，惩恶扬善，与不计其数的各色人等交往，自由流畅地生活，运用智慧走遍大地。他时常自嘲，却忍住了泪水。这样的一个小说人物，与作家的真实的生活之间存在何等巨大的对比和反差，同时又有多少暗暗相合之处。

过去的作家如此，今天的作家仍然如此。他们一定会在文字背后埋下很深的秘密。这些秘密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精神的。作家对应着他的精神储藏，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表达。

这种表达有时是喧哗的，有时是绚丽的，有时是阴暗的，有时是绝美的，有时甚至是荒诞、凶狠和肮脏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用来抵消、满足、平衡自童年开始就埋下的那个难以言说的、不可多得的，甚至是屈辱的亏欠和创伤。

让我们引用更多一些这样的例子。孔子与孟子都是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唐代诗人杜甫幼年失怙，由姑母抚养，一起成长的堂兄弟夭折了，杜甫独自在姑母身边长大，童年也是孤独的。他有诗云：“一日上树能千回”，可以想象他怎样频频攀爬院子里的枣树或梨树，顽皮地上上下下。这是他的童年。

王维出生于官宦人家，两三岁父亲病逝，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异常辛苦。王维做了大官以后，置办辋川别墅，将母亲接去安养。他同样是一个内向的、受苦的、寂寞的孩子。韩愈就更悲惨：“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祭十二郎文》）还是婴儿时就失去了父亲，跟兄嫂长大。长兄去世之后，嫂子像母亲一样将他拉扯成人。他考进士三试不第，蹉跎七年。

开创北宋一代文风的欧阳修很不幸：“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宋史·欧阳修传》）他从小家境贫寒，连纸笔都没有，更上不起学，好在其母郑氏出身江南名门望族，知书识理，用芦秆当笔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即历史上有名的“画荻教子”。

法国作家乔治·桑有异乎寻常的写作开端。她生在一个小军官家庭，很小就跟随祖母在乡间生活，后来到巴黎上修道院寄宿学校，每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那时她喜欢上了修女生活，想终生留在修道院，后来被祖母硬拉回去，命她结婚。她经历了结婚和离婚之后又重返巴黎，租了极简陋的“亭子间”刻苦写作。就这样开始了创作生涯，即便后来与大作家巴尔扎克他们来往时，也仍然住在小阁楼里。

乔治·桑

当代名声盛隆的外国作家中，马尔克斯是极为特异的一位。他在世界上拥有极多的读者，且长盛不衰，是靠文字品质建立起信任感的少数拉美作家。他的文字有一种黏人的亲和力。从他的自传中知道，他小时候不是成长在父母身边，而是由外祖父陪伴。外祖父是一位少校，带着马尔克斯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面，给他讲战争故事。到了十二岁，他才离家上学。

这似乎是一些作家的通例：早早地和群体分开，有形或无形地、被迫或偶然地、宿命般地走进这样的经历。即使有人小时候过得热闹，好像得意、顺心和幸福，但不久之后也会补上“疏离”这一课。

一个人不会一辈子都待在和谐的群体中，他和群体之间一定会在某一天发生疏离的现象，这好像是难免的。可能有人成长在很优越的家庭，生活无忧且一切顺意，性格也随和，从小就是活跃分子，是集体当然的一员；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比如世事突变，他即遭到群体的驱逐和流放。从此他将变为被孤立者、被歧视者。童年错过的“疏离”一课，即将补上。

比如大诗人苏东坡，看他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早年十分顺利。他出生于四川眉山一个书香世家，伯父为官，父亲称得上名儒，母系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苏轼从小便能得到第一流的教育，享受第一流的自然环境：拥有诗书万卷，还兴致勃勃跑进山里学道，结识玄人。这样一个孩子是极幸福的。后来“三苏”进京，苏轼和弟弟苏辙同榜进士，轰动士林。苏轼入仕很早，仕途一开始也非常顺利，可以说从童年到为官之初，完全融解在群体之中，而且居于上层。

苏东坡享受过天真烂漫的童年和少年，养成了活泼畅快的性格，在群体中如鱼得水，得意而优裕。他口无遮拦，对同僚这样，对皇帝也敢畅言。这就招来了许多麻烦，厄运随之而来。

看他的年表，可以清楚地发现，黄州成为一生重大的分界线。黄州之前他是一个得意的人，这之后则是起伏跌宕的开始。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惨烈的文字狱，这为他补上了人生缺失的重要一课。他这一次差点被杀。在押期间，送饭的人出错，发生了“熏鱼示死”一事，苏轼误以为这是儿子传来的治死讯号，惊恐中写下了绝命诗。

类似遭遇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并度过童年的地方，是父亲供职的一家医院，住在半地下室的公房里。他在那里读《圣经》里的《约伯记》，思考无辜的人为何受苦，似乎为一生的写作找到了基调。因为与十二月党人的交往，他经历了一次“刑场惊魂”：绞刑架一切就绪，头颅套上黑布，临刑前一刻才得沙皇赦免。绞架放生，生活补上了如此严厉的一课。从此之后，他与群体的关系彻底改变，开始站到了旁观者的位置上。

这种改变对于苏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所有的作家而言，都是极为重大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的切换，他们对社会与人生的很多问题都难以看得更加清晰。许多时候作家需要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但更多的时候也还需要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热烈与参与是一度的，退离和冷寂则是长期的。这是作家工作的特质，也是心灵的特质。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