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23日，西班牙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213024例，死亡病例共22157例，西班牙的疫情也牵动不少人的心。疫情暴发后，在马德里一家公立医院工作的呼吸科华人医生纪子宸一直坚守在一线工作，他经历过曾跟他一同战斗的大学老师被送入ICU治疗，也看到过患者为了照顾母亲而摘掉氧气管。尽管目前入院人数减少，但纪子宸和同事仍面临很多挑战，工作之余，他也在从事科学研究，纪子宸说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
从上初三起，纪子宸移居西班牙。大学毕业后，纪子宸成为了一名呼吸科医生，现在已经在医院工作了四年的时间。除了纪子宸以外，马德里的这家医院里也有其他几名华人，但都是在西班牙出生长大。
国内疫情暴发后，纪子宸也一直关注事态发展，因为在北京经历过“非典”，所以他一开始就提醒过同事在工作中要小心。但当时谁也没想到，疫情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西班牙成为了全球确诊人数第二的国家。
从疫情最重时医院一天内接诊280多名患者，到现在入院人数降至50人以下，纪子宸的工作却还面临很多挑战。作为呼吸科医生，纪子宸说他们将会面临大量重症患者从ICU中出来，治愈的患者需要在近期随访，观察是否有后遗症，以及将以前取消的项目追回来，所以工作中还有很多的未知。
而因为曾经帮忙给国内捐助物资，所以在西班牙疫情严重的时候，医院也有了相应的渠道接受捐赠。纪子宸说，在医院接收了第一例确诊患者后几周，他们接到了大批的新物资，其中也包括了大部分国内的捐赠，他们靠原有的以及国内捐赠的物资支撑了几个星期。
在日常工作之外，纪子宸也受医院邀请录制了视频，给在西班牙的华人讲解防疫知识，介绍远程咨询电话、就诊过程以及翻译服务。纪子宸说，在这次疫情中医院也很重视华人的健康，并且也很感谢华人对医院的捐赠。
对话
4月23日晚，北京青年报记者联系到了华人医生纪子宸，他讲述了目前医护的工作状态，疫情的变化，以及在病房内看到的故事。
目前已经逐渐开始接诊非新冠肺炎患者
北青报：西班牙疫情暴发后，医院接受患者的情况怎么样？
纪子宸：我们医院在疫情之前的规模是1500多张病床，疫情开始之后，把所有的非紧急的医疗项目都取消了（门诊、非紧急的手术、非紧急的检查等）。巅峰的时候有700名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25个新冠病区。现在已经降到了14个新冠病区，并且一些原来取消的手术项目已经开始逐渐恢复。疫情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负责非新冠肺炎的患者。在两周之内做到了让所有非新冠患者全部出院，然后我就投入到了指导整个医院普通病房的呼吸支持系统的使用。现在情况好转了很多，这周我甚至又开始看非新冠患者了。
北青报：西班牙是否有很多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还是所有医院都会接收？
纪子宸：最开始马德里有4家定点医院，应该说持续了不到两周，就没有这个概念了，因为所有医院都爆满了。我们医院第一例新冠确诊患者是3月4日出现的，那时候我们尝试把他转到定点医院，不过给我们的答复是定点医院已经满了。
北青报：作为呼吸科医生，疫情开始之后到现在，工作量是不是比以前增加了不少？
纪子宸：工作量比以前有所上升，但是没有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因为基本上所有的门诊都取消了，我们只保留了一个肺癌门诊，这类患者的就诊不能推迟。也就是说，所有以前不在病房工作的医生现在基本上都投入到新冠病房了。最近两周新冠的入院患者明显减少，但是我们的工作量明显在增加，因为陆续有重症患者从重症监护病房出来了。作为呼吸科医生，在普通病房的重症患者，和从ICU出来的患者，都是由我们负责。我们现在正在尝试把呼吸科的所有病房都装上监护设备，全部用于接收从ICU出来的而且需要呼吸支持的患者，比如做了气管切开术的。
北青报：目前呼吸机和监护设备还够用吗？
纪子宸：目前来看是够用的，不过下个星期会是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我们接收到了大量的家用呼吸机，包括40台国产呼吸机。这些呼吸机在没有进ICU的重症患者上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从ICU出来的患者都会做气管切开术，在这类患者身上大部分的家用呼吸机就用不了。监护设备现在够用。原本我们有4张中级护理的病床（介于普通病房和重症监护病房之间），本身就有监护设备。两周前我们收到了12台生命体征监护仪，这周又收到了10多台。
北青报：之前有消息说马德里也建了方舱医院，目前方舱医院的情况怎么样？
纪子宸：轻症的但是没有居家隔离的条件的，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患者，或者没有单独的房间，或者独居没人照顾的，会送到方舱医院治疗。方舱医院计划规模比较大，刚开始说要建5000张病床，最后可能没到这么多，上周甚至关闭了一部分病床。
曾当着每天打交道的同事的面给同事家属开死亡证明
北青报：呼吸科医生需要在最前线接触患者，你有没有什么担心？
纪子宸：担心的其实还是挺多的，主要是担心等疫情控制住了之后还会不会有足够的医疗资源。现在我们需要什么医院都尽量满足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呼吸机，就买呼吸机，需要监护设备，也买。之后我们面临治愈患者随访的时候，应该是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是否会影响医疗开支。
北青报：在接诊治疗过程中，有哪些患者或者是片段让你印象深刻？
纪子宸：我有一个大学老师住院了，现在在ICU，情况很不好，前两天我们给他做了支气管镜。他是在大学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后也是我们的同事，就在他住院一星期前还在跟我一同奋战在一线。
还有一次值班是有一位患者去世，之后我了解到是我们医院心内科一位医生的爷爷。那天心内科同事正好下夜班，在医院陪他爷爷待了一会儿，回家了。他走之后不到两个小时爷爷就去世了，然后我们又把他叫回来。当着跟自己每天打交道的同事的面给他家属开死亡证明，滋味真的不好受。
还有母子两人住在同一个病房，母亲情况很严重，而且不能自理，女儿总想起来帮她母亲，但是她自己的病情也非常严重，需要氧气。她起来之后由于氧气管的长度不够，她就把氧气摘下来，才能到她母亲的病床。之后她母亲去世了，她也转进了ICU。
北青报：在这次疫情中，医院也有一些医护受到了感染？
纪子宸：有一个情况不好的同事，是医院急诊的护士长，她是我们每次值班时最重要的帮手，无论我们需要什么设备，找她都能马上弄到。她75岁了，还没退休，也一直奋战在一线。
我们医院第一例从普通病房转到ICU的新冠确诊患者是我送进去的。之后了解到他女儿是我们医院的护士，而且也因为新冠肺炎住院，就在隔壁的病房。当时我从一个病房出来，进到另一个病房通知他女儿这个消息，之后没两天他就去世了。
在给国内捐助物资之后也因此接到了很多防护服捐赠
北青报：现在回想起来，在国内疫情暴发的时候，是否有想过西班牙会面临同样的状况吗？
纪子宸：没有，我的理解可能是之前有几次传染性疾病没有传播开，这次也放松了警惕。我2003年在北京，从头到尾经历了非典疫情。这次还叫“不明原因肺炎”的时候我就通知了呼吸科的同事，说值班的时候小心，但就是那时候也没想到会到今天这个样子。当时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国内的捐赠，并没有想到这边也会出现更严重的疫情。其实我们做的准备就是疫情开始之前口罩还够的时候多要了几盒口罩。别看这个小动作，呼吸科没缺过口罩。
北青报：在你帮国内捐赠之后，国内也给西班牙提供了一些捐赠？
纪子宸：通过对国内的捐赠，我们认识了一些能买到防护物资的人。这边疫情开始之后，跟我组织往国内捐赠物资的朋友又开始组织往这边的医院捐赠物资。因为这个，呼吸科也没缺过防护服。实际上，我们在帮助了别人的同时，不经意地拯救了自己。
北青报：你有关注过国内的诊疗方案以及其他防疫方式，然后跟同事进行交流吗？
纪子宸：当然，我们是从零经验开始的。我是我们医院开始接收新冠肺炎患者之后最早接触这些患者的，就是我把两名患者转到ICU的那次值班。那时候疫情还没蔓延到呼吸科，因为最开始患者是集中入院到传染病科。我看了两个患者之后就觉得这个肺炎不一般，跟普通肺炎的表现完全不一样。第二天正好有晨会，我就把经验分享给了同事。
之后我也在尝试做一些交流工作。比如这边有一个志愿者的群，有医生有翻译。有个西班牙医生的群，会给我们提出问题，翻译负责翻译成中文，有人能联系上国内专家的，专家解答后他们再翻译成西班牙文。之后会发给我们医生审核，审核之后他们负责发回西班牙医生群里。而且关于新冠肺炎的研究，早期论文都是来自中国，后来有了一些意大利的研究成果。
北青报：你自己在工作之余也会做一些研究？
纪子宸：我和内科的同事一起做了一个新冠患者的深静脉血栓的研究，研究数据是我下了24小时夜班之后星期日12个小时之内赶出来的，估计这周或者下周会发表。我现在真的是亲身体会到了国内当时应该是什么状态，每分每秒都非常重要，做科研都是下班之后的业余时间。我基本上是3个星期可以休息一天，这个压力也取决于个人，有些人没有参与到科研项目中来的，其实周末的休息还是可以保证的。
北青报：你有没有想过疫情结束之后最想做什么？
纪子宸：理发，现在理发店都关了，我们科里有两名医生都剃了光头，我如果有手艺肯定也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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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郭琳琳
编辑/董伟
校对/成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