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以来，全国医护工作者与新冠疫情斗争的优秀事迹激发了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灵感，涌现出很多关于“战疫”的歌曲、诗歌、绘画和书法作品。“青睐·云课堂“第八期，王建南老师与“青睐”会员分享的便是聚焦于助力抗“疫”的书法作品，并由此上溯中国书法的源头，借“天下三大行书”——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和苏轼《寒食帖》，简明扼要地梳理一下中国古代书法的发展脉络，进而从审美的角度阐发了这三件作品背后蕴藏的深刻美学内涵。

麻春芳的《疫情贴》火爆网络

浏览疫情期间冒出的海量书法作品，尽管不乏优秀之作，但是王建南老师却单独挑出一块告示，并大赞其具有很纯正的书法审美价值，原因为何？

这件被称为当下第一书帖的“《疫情贴》”，实际上是由一位在贵州民族大学书法系就读的研究生麻春芳所书写的告示。这位20多岁的小伙子出生于贵州铜仁的松桃县。今年春节期间回家过年，因疫情肆虐，也被困于自家村坊。当时正处于疫情暴发初期，各村寨按上级要求纷纷贴出封村告示。麻春芳所在村落的书写重任自然落在了他这个专业书法学生的肩上。从网络上传的照片可见，书写材料可谓“原始”——一块三合板，书写地点就是村口水泥地上。麻春芳以蹲伏之姿态，侧身挥毫，红遍大江南北的“《疫情帖》”便正式诞生了：“疫情期间，非本村人员禁止进入本村，本村车子未回的，停在路边，不许入内，所有人不准搬树。石号宣”。有好事网友立马以PS的方式将其仿古装帧，“山寨版”的古代鉴赏印章也一应俱全，美其名曰：《疫情帖》，随后便是热火朝天的网络热评。

有网友评论说：“此书法绝非普通人所写，要么科班出身，要么书法爱好者习帖多年，二王为基，碑帖结合，方圆兼施，笔法精道，章法浑然天然天成，有魏晋遗风，又有东坡书韵，实乃一佳作！” 这样的盛赞是否言过其实？王建南老师给出了自己的判断，“简单地讲，我认可这种评价。我还把这个告示看作是两个多月疫情期间所见到的最佳书法作品。为什么呢？首先，这个年轻人确实写得有根底，每个字的结构和运笔都有出处。有根有脉的书写符合古典书法之美。其次，他在书写时虽然还是动了脑筋，考虑了章法，酝酿了笔画，但总体看来，并不做作。他十分投入地完成了村委交给的非正式公文格式的书写任务。也就是说，这件作品不是为了书写而书写，它首先源自一个切实的需要。同时也不是为了参加书法比赛而进行的书写，没有功利心。”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言恭达先生的几幅书法作品，也被王建南老师拿来点评。抗“疫”期间，言恭达教授创作了《满江红·白衣天使出征》并分别用钟鼎文、草书、大篆、隶书等多体风格进行书法创作，以此致敬奋战在前沿阵地的白衣天使。

 以言恭达先生的作品为例，王老师比较了中国书法字体的特点，“钟鼎文是由甲骨文而演变出来的，字的大小不一，笔画与字形有规范但不拘泥。从每个字占据的空间来看，与后期发展出来的楷法完全不一样。唐代的楷法非常规范，每个字占有的空间基本一致。钟鼎文也是大篆的一种，这样的字体很难使书写者的个性得到直接的抒发。由于书写钟鼎文时的每一笔都要尽量保持均速，书法着重要体现出来的那种轻重缓急的节奏感，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了。中国书法发展到了魏晋时代才出现了我们欣赏书法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特别兴奋的、激动的情绪抒发，那种悲愤的情感流露。各种各样的心情由毛笔的书写所传达出来的瞬间感受，像心电图一样，被记录在纸上。最为突出的是唐代的‘狂草’，以盛唐时期的张旭及其以怀素为代表的后续者们，在书写时把自己的心境与字体及笔画的运用融合为一，进入了一个自在的、自足的心灵世界。”

进入魏晋，书法才成为“自觉的艺术”

中国书法源自于中国文字的发明与普及，凡是社会生活中需要文字之处，便成为书法的展示空间。

自殷商时代的甲骨钟鼎至秦汉的碑刻竹简，中国人的书写不断演化，表现形式日益丰富。晋唐以来，尺牍的大量涌现使得书写者记载个人生活的点滴与私密心理活动成为普遍现象。

王老师表示，在魏晋之前，书写主要是服务于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与统治的需求，毛笔更多地被用作一种功能性的工具。这时的书写尚不能称为“自觉的书法”，“古人进行书写的工具是毛笔，他们每天写字的主要目的是记录生活中的事情、签署公文、完成各种各样的奏章等，都是满足一种功能性的书写需求，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而这种书写上的“不自由”，也体现在了字体的演变发展过程之中。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归于中国最早的书写字体，“甲骨文主要是殷商王用于占卜时锲刻在动物骨头与甲壳之上的文字，目的是与神鬼沟通以及祈愿祷祝，这些服务功能导致早期的书写者来完成任务时表现出郑重、专注、虔诚的心态。到了周代，以大篆形式书写的钟鼎文更为大量地出现在青铜器上，其主要目的在于记录国之大事以及贵族之间订立的契约。至战国末年秦始王于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嬴政吩咐宰相李斯撰写碑铭记录其功绩，在统一六国文字的需求下，小篆正式诞生。这种标准字体服务于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为这种体制下的各级官员及公务人员提供了履行职务时所需的规范字体。这样的字体在书写时要求特别严格，对于书写错误的容忍度低。书写的人处于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小篆的字体当然十分优美，但是过于均匀的曲线，几乎等分的行距和间距，往往造成一种整齐划一的视觉约束力，典雅有余而生动不足。到了汉代，公务员为了快速地完成文书的抄写，提高办公效率，就把小篆以曲线为主的笔画断开，写在竹简上就变成了隶书，生动性大增，但是隶书还是没有离开功能性的书写目的。”

直到魏晋时代，才使书写进入到抒发个人自由情致的氛围之中，“简单讲就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比如我给亲友写一封信，字体没有必要写得规范，对方能认出是什么字就可以了。诸如此类的书写形成了这个时期的民间主流。也就是在这个时刻，‘自觉’这个理念才真正注入到书写之中，形成‘自觉的书法’。因为，‘自觉’代表了自身的觉悟。自身觉醒了，自己明白写字不是为了别人而写，而是自我心情的一个真实记录。从这个时候起再往后发展，书法就成了一种大规模的自觉书写，而对于这种书写所包含的美学价值的判断，也纳入到一个全新的审美标准之下。”

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书法自觉”观念付诸于个性化创作的明证

也正是因为这个标准，王羲之的《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历史上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可以说，‘自觉的书法’以王羲之的《兰亭序》为开端的标志。从此，在审美观念上，书写者不再将书法作为弘扬伦理道德的记载与宣传工具，转而抒发剧烈变革之下的社会对人生心灵所造成的种种影响。迥异的心灵以个性的自由书写表达着内心的独白。王羲之那种‘有感而发，意不在书’的‘一家之法’极大地促进了书法审美进入到‘自觉’的新时代。所以，《兰亭序》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像一盏明灯，照耀古今。”

“当然，在王羲之之前，尺牍已为人们所重视。比如保留至今的《平复帖》是西晋有名的文人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这是迄今所保存的唯一名人法书真迹，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除王羲之外，还有他的儿子王献之及当时其他书法家，通过努力把书写变为了真正的个性化艺术表达形式，进入到借助纯粹的文字来展现内心细微变化的艺术创作状态之中。这种以抽象的线条来承载情感的表达方式成为世界艺术史最为独特的一种美感形式。”

众所周知，古人练字从小开始，但是在王老师看来，一个书法家要达到自己的巅峰状态，需要三四十年的刻苦习得，差不多步入50岁上下，才进入具有自我风格特点的创作阶段。比如《兰亭序》完成于公元353年的春天，这时的王羲之已是50岁。而唐代的颜真卿也是在50岁时写下了《祭侄文稿》。苏东坡46岁写就《寒食帖》。由此，王老师认为：“天下三大行书的完成年龄都在50岁左右，可以看出书法家真正出好作品的时间点要在40岁之后，这当然不是绝对的规律。无独有偶，由于中国画创作的工具与书法一样，都是通过笔墨纸砚来实现，所以对于这些工具与材料的把握至少需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基础训练，才能得心应手，从而有条件进入到后面自由创作的阶段。因此，无论是中国画家，还是书法家，出成绩的时间一般在40岁之后。与此对照，由材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西方油画相对来说掌握起来更快，最快可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就能够进入到创作阶段。在西方绘画史上不乏在30岁后就步入创作盛期的大师。”

要欣赏古代书法作品，得先进入古人的思想状态 

时代的飞速发展造成今人的写字方式与古人天壤之别。现代大多数人早已习惯于在电脑或手机上用手指书写，实际上是通过敲击键盘或点触方式把字输入到屏幕上。即便是用笔书写，也是硬笔居多，而用毛笔写字则成为少部分人的业余爱好。

在王老师看来，除了书写工具与方式的不同之外，从更深的层次上讲，今人跟古人在思想上存在着更大的差异。其结果导致今人很难欣赏古代的书法，“我们欣赏古代书法作品的时候，如何判断一幅字写得好不好？如果好，好在哪里？如果不好，差在什么地方？我们在理解的层面与古代人有着巨大的差别，造成我们面对一幅古代经典，不知如何是好。由于今人与古人站在不同的审美角度看待历代书法家所创造的书写杰作，往往导致孰是孰非的剧烈争论。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对美的感受力也与古人不一样了。”

因此，王老师建议，真正要欣赏古代的书法作品，要先慢下来，逐渐进入古人的那种思想状态。想体会书法之美，就要从古典主义审美的角度出发，走入古代的美学境界。

随后，王老师以《兰亭序》和《祭侄文稿》进行对比，让大家体会两种美感形质。他特别挑选了《兰亭序》中的“会于会稽山阴之蘭亭”中的“蘭”和《祭侄文稿》中的“爰开土门”四字进行比较，这些字的书写反映出两个迥异的个性生命状态。

《兰亭序》中的“蘭”

《祭侄文稿》中的“爰开土门”

“这两幅杰作形成了书法审美当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标准。《兰亭序》飘逸、秀丽、劲畅；《祭侄文稿》凝重、饱满、刚烈。王羲之在运笔时频频出锋，笔画显得劲峭飞扬。而颜真卿的字如他的为人，刚正沉稳，又敦厚朴实。多为藏锋行笔，锋芒毕露的地方少，不是那种看上去很俏丽的字态。这两种风格与书写者的性格与人生际遇互为映衬。”    而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两件名作，又可以获得一种欣赏的维度。虽然两件作品都是在50岁所写，但是王羲之和颜真卿在书写时所处的心境却天地之别。

《兰亭序》作于公元353年，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三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雅集，饮酒赋诗。当日便由王羲之即兴作序一篇，记述这次流觞曲水的盛会，他借此抒发了人生之感慨，“聚会当天，惠风和畅，天朗气清，在诗酒助兴之下，王羲之一挥而就。可见他书写时处于一种极为愉悦的心境之中。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字表现出一种飘逸与爽快，一直传递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也能从他的锋芒毕露中体会到那一天书写者的心境。”

与之相反，颜真卿则是在悲痛中写下了《祭侄文稿》，“公元755年，以安禄山发动叛变为开端，大唐陷入‘安史之乱’的腥风血雨之中，唐朝从此走入衰退。颜真卿和哥哥颜杲卿镇守平原郡，在今天河南河北沿着黄河一带构筑起防线，结果被史思明带领的军队冲毁，颜杲卿及子季明均战死。758年，颜真卿终于找到侄子的骨骸，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草拟祭文。由于书写时难以平复的心绪，这件作品有多处涂改。然而，它却成为一件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其内在所蕴含的美学价值也成为‘自觉性书法’的重要标志。因为颜真卿在奋笔疾书时处于不受任何书法技巧与规则的限制与束缚之下，他全然忘却了文本的实际功用，在一股强烈的情感下一写到底，从而产生了这件物我两忘的艺术品。因此，尽管书法审美形态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书写令人进入自由的状态。”

基于此，王老师建议大家欣赏书法作品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书法家书写时的环境与心情状态，“那么你对书法家为什么这么写就有了心理上的依凭，从而获得深入体会作品内在美感的途径。”

苏东坡写书法不悬腕

书法史上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后有黄庭坚所作诗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 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由衷地赞美了老师苏轼此帖的精彩，也指明了其审美价值。

1080年，苏东坡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他没有工资，担任的只是一个虚职。作为一名政治犯，不得离开黄州所辖地界。政府不负责安排他的住所，苏轼只能到处借住。后因朋友帮助，获得城东一块废弃营地上盖房子的许可，他才安下身来。经济上的拮据，精神上的苦闷，导致他在1083年寒食节期间，将两首不久前写就的诗文重新书写一遍，从而成就了‘天下第三行书’的美誉。”

王建南老师指出苏轼创作《寒食帖》的基调是郁闷，没有颜真卿书写《祭侄文稿》时那么大的悲痛。“他处于惆怅郁闷之中，感到前路茫茫，希望像黑夜里的篝火，若明若暗。除了周遭环境带给他的苦闷，苏轼还思绪万千，有可能在思考王安石新法给老百姓带来的巨大冲击。因此在他的书写中，潜伏着一种巨大的压抑感。然而如果仅表现压抑，那么《寒食帖》就缺少展现完整人格的力量。事实并非如此，苏东坡从起始时的彷徨中渐渐显现出一种爆发，一种不屈服于现状的情感张力。整卷作品带给人丰富的美感享受。比如‘坟墓在万里’中‘在’这个字，他向左边的一撇，写得特别率性，仿佛在说‘嗨，随他去吧’，但这一笔的墨色又很浓，给人一种在份量上的凝重感。”

《寒食帖》中的“在”

苏东坡的字体扁长，每个字占有的空间如果加上方框的话，是一个扁长方形。“因此，黄庭坚曾拿他的字形开玩笑，苏东坡于是自嘲说这是‘石压蛤蟆体’。他用笔还有一个显著特点，笔画有力，喜欢用浓墨。”

而说到苏东坡的字看上去总有一种“向右耸起”的感觉，王老师道破了其中玄机，“ 这应该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写字习惯所导致的结果。据说苏东坡写字时并不悬腕，右肘的支撑点始终不离桌面，这样造成所写的字往往向右上微微倾斜，俗称‘右耸肩’。经常练书法的朋友可以在纸上试一试这种写法。你会发现运笔的时候，向左比较自由，笔画舒展，而在向右的时候，受到不抬肘的牵制，笔画较短，不太能撇得出去。”

好的书法，情绪不能假装

既然书法进入自觉阶段，是为表达内在心情而写，那么发自真心就成为判断其是否优秀的一个更高的标准。王老师说：“书法的审美就在于把自己经过长期训练而习得的字，在一种很自在的状态下发挥出来，跟当时的书写氛围合二为一。这样写出来的字不是为了阿谀奉承，不是为了歌功颂德，也不是敷衍应酬，而是在当时的情境下内心有感而发。好的书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念头转化而来的记录，是留在纸上的心绪。这又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所以不能刻意，不能假装让自己进入到一种或豪放或欣喜或悲伤或平静的状态。在假装出来的情绪下所书写出来的字，我们称之为做作。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兰亭序》、《祭侄文稿》与《寒食帖》本来是三件生活在不同时代、经历不同境遇的书写者抒发心情的草稿，却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千古绝唱。三件书帖的全部美学价值正在于由独特个性而自然流露出来的、最为真实而饱满的生命绽放。

供图/将行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陈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