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历史 | 民国“三大文妖”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非常历史 2020-04-22 19:00

何谓“文妖”?我的理解就是,文化人里的“妖怪”,或者说很“妖怪”的文化人。那么什么是“妖怪”呢?不按常规,另类怪异,叛逆出格,伤风败俗,惊世骇俗,甚至“变态”重口味;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文人被称为“文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主张在教室公开人体写生的刘海粟与编《性史》的张竟生,被传统势力视作“三大文妖”。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三位都是文化界的新锐人物,他们提出的主张或做法,在当时视为洪水猛兽,但今天大多都成为现实。

流行歌曲之父黎锦晖

黎锦晖不仅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的作者,而且还培养了几个著名的学生,有主演《渔光曲》的王人美,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聂耳,被称作“金嗓子”的周璇。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界,他是位奇人。中国的音乐史、戏剧史、电影史、文学史、教育史他都占有重要席位,在有些领域,他甚至于可以称得上是“奠基者”、“创始人”。

当然,他最重要的成就,首先是音乐。他创作的《桃花江》、《夜深沉》、《小小茉莉》、《蔷薇处处开》等,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他还是中国儿童歌舞剧之父。他创作的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儿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三个小宝贝》、《谁和我玩》、《可怜的秋香》等,都是当时儿童最喜欢看的节目。他编剧并作曲的《小小画家》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歌剧的发轫之作。

然而,他精心创作的流行歌曲《毛毛雨》,却被当时舆论认定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他本人更因此而被说成是“文妖”,“黄色歌曲”的十字架让他背了一辈子。其实,他是很严肃的音乐家,他自己就有“十不写”的准则,如妓女唱的不写,“三妻四妾十美图”不写等等。

“人体写生”第一人刘海粟

大画家刘海粟跻身于“三大文妖”,则是因为他率先在画院引进“人体写生”的教学法。

刘海粟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让裸体少女模特第一次出现在画室。此举在社会上引来一片非议与恶攻,骂声不绝于耳,江苏省教育会更是要明令禁止模特儿写生。刘海粟给江苏省教育会写了封公开信,为模特儿申辩。上海市议员姜怀素在《申报》上写了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的文章,刘海粟立即写文章反驳。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又向他发难了,在报纸上发表了给刘海粟的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刘海粟毫不畏惧,挥笔复信回击。紧接着,上海县县长危道丰在报纸上登出了禁止人体写生的命令,刘海粟见到禁令十分愤怒,于是给当时统治上海的五省联军统帅的孙传芳写信,请他斥责危道丰。

军阀孙传芳回信却以有伤风化为名,坚决要求取消模特儿写生。然而刘海粟表示,“我绝不放弃模特儿,绝不向孙传芳妥协!”并立即回信引用千百年来善男信女膜拜袒裸佛像无损于佛法的事实,说明人体模特儿也无损于圣道。孙传芳收到刘海粟的回信后,大为恼怒,认为刘海粟没给他留面子,当即下了通缉刘海粟的密令,并派人捣毁了美专的画室,刘海粟被逼逃亡日本。报纸上也发表了一大批“卫道士”讨伐刘海粟的文章,对其恶毒污蔑,从此,刘海粟“三大文妖”之一的名声也不胫而走。

“性博士”张竞生

相比较而言,“三大文妖”中被人误会最深,受人诟病最多,影响也最大的,当属“性博士”张竞生。

张竞生是中国第一个公开讲述性学的大学教授。他的贡献是开启了中国现代性学之门,启发了国民心智。

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张竞生回国先受聘在潮州的广东省立金山中学任校长,在学校内推行招收女生、提倡游泳等观念。当时,他的教育改革被认为“不合国情”,因为在报纸上提倡避孕节育,被人讥为“卖春博士”,只当几个月的校长,就被迫辞职。

后来张竞生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任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任教之余,开设讲座,讲性心理和爱情问题,深受学生欢迎。美国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来北大做关于“为什么要节育”的报告,他全程陪同,并大为鼓吹,被人认为是离经叛道,大受挞伐。

当然,他的引人注目,让他一生都饱受争议的,主要还是因为《性史》。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刊登《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启事,征集个人“性史”。他收到稿件300余篇,后从征稿中选出7篇,附上序跋和各篇批语,编成《性史(第一集)》出版。张竞生在序文中即表明出此书的目的:“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我们所提倡的乃是科学艺术的交媾法。”这是对中国封建婚姻制度和性禁锢、性盲发起的一场勇敢挑战,但却招来了他的声誉扫地。

这本书引起了“大地震”。出版不到半年,即首先在南开大学遭到查禁,随后全国许多学校都贴出查禁《性史》的布告。重压之下,张竞生追回已付印的《性史(第二集)》,但形势恶化难扭转,再加上一些无赖假冒张竞生之名,滥制污秽、淫荡的所谓性史文章,把祸水倒在他头上。各种假冒张竞生之名的盗版《性史》四处泛滥。张竞生因此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一时“臭名远扬”。以至于几年后他到杭州讲学时,还被浙江当局诬以“性宣传”罪名拘留并驱逐出境。

时光流逝,“三大文妖”都已先后作古,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也在被逐渐洗净,他们当年为之而奋斗,大声疾呼的主张、建议,今天都一一变为现实。历史将还他们清白,并永远铭记他们在思想解放和新文化建设中所做出的不朽贡献。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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