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造人类历史的因素，历史学家多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角度去分析。
20世纪的传染病研究权威汉斯·辛瑟尔在多年专注于传染病的研究过程中，深深地为传染病给国家和民族命运所带来的灾难，给文明的兴起和衰落所带来的巨变而动容。他认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塑造正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几乎完全忽略的，于是写下《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这部解读人类发展史的经典著作，该书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老鼠、虱子和历史》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经典图书共同入选为哈佛大学教授推荐的100本必读书之一，是提高人文素养的必读书。
汉斯·辛瑟尔（1878——1940），美国著名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是研究传染病斑疹伤寒的权威，他成功地研制了斑疹伤寒疫苗，曾担任美国免疫学家协会主席和细菌学家协会主席，曾赴塞尔维亚、苏联、墨西哥和中国研究斑疹伤寒。中国著名微生物学家汤飞凡、谢少文等是他的学生。
《老鼠、虱子和历史》中，辛瑟尔从“传染病”这一令人震惊的角度切入，详细讲述了传染病的发生机制、传播途径和流变历史，深入探讨塑造人类历史的关键因素，用雄辩的事实证明，枪炮与钢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远不及传播病菌的老鼠和虱子：雅典瘟疫使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横扫罗马帝国的传染病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十字军东征所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阿拉伯人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传染病；因为传染病，伟大的军事天才拿破仑未能在欧洲建立全面的霸权。
《老鼠、虱子和历史》既体现了作者辛瑟尔在生物学方面的造诣，也彰显了他在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横溢才华和渊博知识。所以出版80多年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欢，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之一。
比尔·盖茨的父亲曾说：“至今，盖茨依然保持着童年时的习惯，从书籍中汲取知识和能量……例如《疟疾与人》《老鼠、虱子和历史》等。”正是通过阅读《老鼠、虱子和历史》等图书，比尔·盖茨才更深入地了解了人类命运，了解了社会。
全球化时代，交往频繁，疾病的传播速度非常快，且人类会进入新的自然领域，自然中原本存在的疾病会以新疾病面目出现。医学的进步会让人类盲目乐观，辛瑟尔的作品给人们上了一课：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传染病一个机会，它就会乘虚而入，重整旗鼓。
附书摘一篇
将军很少赢得战争，传染病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探究传染病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影响可能是有趣的，在这方面，难点不在于找到证据，而在于从众多的证据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普鲁士军队的军医冯·林斯托也持类似的观点，他精选文献，从普通的历史记载中挑选出了一些最具启发性的例子。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中讲述了一个瘟疫和痢疾拯救希腊的故事。当时波斯王薛西斯率领一支约八十万人的军队进入萨利亚。薛西斯的大军刚一进入希腊领土，其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随着士兵们的忍饥挨饿和营养不良，传染病悄然而至。于是，波斯王只好中止这次军事行动，率部返回亚洲，而此时他的军队只剩下不到五十万人。
雅典瘟疫曾一度削弱了雅典在陆地上的势力。这场瘟疫暴发的第二年，三百名骑士（二等公民）、四万五千名公民以及一万名自由民和奴隶因此命归西天，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也因此丧命，从而使斯巴达人得以自由地在半岛上游荡。
在公元前414年到公元前396年间，迦太基人对锡拉库扎发动的围城，就是由于一场类似雅典瘟疫的传染病的暴发而不得不放弃。如果汉尼拔将自己的舰队和军队牢牢地扎根在西西里岛上，那么布匿战争的结果以及罗马的未来会如何还未尚可知呢。
公元前88年，在罗马的内部斗争中，马里乌斯的胜利得益于一场导致奥克塔维厄斯军中一万七千人死亡的流行病。
425年，匈奴人之所以放弃了向君士坦丁堡的进军，是因为一种未知的瘟疫摧毁了他们的部落。
如果阿比西尼亚国王没有因为所谓的“神圣之火”撤离麦加，阿拉伯帝国的未来又会怎样呢？没有人知道。这次战争通常被人们称为“象战”。阿比西尼亚的六万大军，被某种类型的天花或是兼有丹毒和葡萄球菌感染症状的传染病折磨得溃不成军。
■十字军东征：一系列传染病的编年史
毋庸置疑，十字军东征所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阿拉伯人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流行病。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读起来像是一系列传染病的编年史。1098年，一支三十万人的十字军包围了古叙利亚首都安提俄克。在极短的时间里，大量的人因疾病和饥荒而殒命，以至于尸体都来不及被人掩埋。短短几个月之内，骑兵部队的七千匹战马中有五千匹死亡，致使骑兵部队失去了战斗力。然而，经过九个月的围困，这座城市还是被攻陷了。在十字军向耶路撒冷进军的途中，军队遇到了比异教徒更为强大的敌人。当耶路撒冷于1099年被攻占的时候，十字军最初的三十万人只剩下六万人；而到了1101年，只剩下两万人。
由法国的路易七世领导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其悲惨程度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大同小异。总共五十万大军，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士兵——大多数连马都没有——设法返回了安提俄克，而最终活着返回欧洲的士兵，就更是寥寥无几了。
安提俄克似乎是各支十字军遭到瘟疫伏击的地点。除了这座城市暴发的瘟疫，军队的伤亡还有别的原因。由于土耳其向导的背叛，一支一千一百九十人的十字军被困荒漠。饥荒、瘟疫和荒漠三种因素共同发力，致使一支十万人的十字军到最后仅剩下区区五千人。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威尼斯的多杰和法兰德斯的鲍尔温的率领下进行。当时正值夏季最为炎热的时期，在这支军队刚刚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军队中就暴发了一场可怕的黑死病，以至于这支十字军没能到达耶路撒冷。
1227年，当德意志的腓特烈二世在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登船的时候，痢疾尾随他的军队上了船。当皇帝本人也身染此疾病时，舰队不得不返航，于是这次远征彻底地失败了。
坏血病并不是一种传染病，因此，在讨论传染病对历史造成的影响时，我们就不对其进行深究了。尽管如此，一旦军队的粮食供给跟不上，这种疾病总会给军队带来极大的威胁。于是，在围城或是远征的情况下，坏血病通常会趁势而发，使大量士兵的身体变得虚弱，最终导致他们无法抵御接踵而来的传染病。从这个角度来看，坏血病可以被看作传染病的有力盟友。我们虽不打算在坏血病对军事史的影响方面多费笔墨，却想引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其对军事行动结果的巨大影响。
在1250年大斋期的第一个星期五之前，圣·路易斯的十字军还能够抵抗萨拉森人，但在此之后不久，根据茹安维尔的记载，“十字军开始遭受重创”。他将这场疾病的原因归咎于死尸的恶臭和河里的鳗鱼——这种贪吃的鱼以死尸为食。毫无疑问，这种疾病就是坏血病：“这种疾病在十字军中暴发了。患者的腿部肌肉开始萎缩，腿部皮肤上出现斑点，呈现出像一双旧靴子一样的黑褐色；患者的牙龈开始腐烂；没有人能够逃出它的魔掌，死亡是唯一的出路。死亡的征兆是鼻子出血，一旦出现这种症状，此人必死无疑。”此时，土耳其人封锁了河流和补给船，新鲜的食物变得更加稀缺，多名指挥官也相继病倒。“就这样，这种疾病开始在十字军中传播，士兵的牙龈开始腐烂，军医不得不将他们口中的腐肉切除，以防他们在咀嚼食物的时候将腐肉吞咽下去。军医在为士兵们切除口中的腐肉时，整个军营会陷入一片鬼哭狼嚎之中，士兵们哭喊着，犹如正在分娩的妇女。整个情形令人感到他们甚是可怜。”疾病肆虐不已，撤兵乃是当务之急。国王下令不惜一切力量打破萨拉森人的封锁。在一片狼藉之中，国王及所率骑士一起成了俘虏。
路易斯在第二次东征中只到达了突尼斯。在那里，他和儿子杜克·德·纳韦尔分别于1270年8月3日和8月25日死于痢疾。
■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由痢疾决定的
西班牙与法国之间持续长达数个世纪的争斗，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传染病的左右。1285年，法国的菲利普三世停止了向阿拉贡进军的计划，因为一场性质不明的瘟疫导致了法国军队大量的士兵和军官甚至是国王本人的死亡。
最早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斑疹伤寒曾使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军队溃不成军。当时，他正率领着八万将士准备在匈牙利与苏莱曼一世作战。1566年，驻扎于科马罗姆的军营中暴发了斑疹伤寒。该疾病来势猛烈而又致命，导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不得不放弃针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行动。
在“三十年战争”的各个阶段，致命的流行病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随着军队的四处调动，各种瘟疫也在欧洲大陆扩散开来。在这部分史实中，在双方军队尚未投入战斗之前，斑疹伤寒已经单枪匹马地将他们各个击溃。1632年，为了争夺纽伦堡这一战略目标，古斯塔夫·阿道尔弗斯与华伦斯坦各自率领军队在这里对阵。斑疹伤寒和坏血病致使一万八千名士兵殒命，于是双方为了逃出传染病的魔爪，匆匆撤离了这一城市。
查理一世的命运，有可能就是因为斑疹伤寒而画上了句号。1643年，查理一世在牛津遭遇了艾塞克斯率领的议会军队，双方率领的军队各自约有两万人。由于双方的军中均暴发了斑疹伤寒，国王不得不放弃了进军伦敦的计划。
1708年，由于暴发了瘟疫，在俄国南部所向披靡的瑞典人陷入了绝望，被迫彻底放弃了他们千辛万苦换来的胜利果实。
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由痢疾这一传染病决定的。1792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联合自己的奥地利同盟，率领四万两千人的军队向法国革命军发起进攻。然而，痢疾似乎站在了法国革命军一边，同盟军能够作战的只剩下三万人。于是，普鲁士人不得不撤回到了莱茵河对岸。
海地共和国的建立虽然通常归功于杜桑·卢维杜尔的英明决策，但实际上的功臣是黄热病。1801年，拿破仑派勒克莱尔将军率领两万五千人前往海地镇压黑人起义。法国军队在法兰西斯角登陆，击败了杜桑，并将他赶入了内陆。德萨利纳（Dessalines）对黑人军队进行了集合和重组，但若不是黄热病将法军折磨得痛苦不堪，他们不可能成功地对抗纪律严明且装备精良的对手。总共两万五千人的法军，两万两千人死于这种疾病，1803年活着撤离出该岛的仅有三千人。
■传染病是如何毁坏拿破仑的霸业的
在流行病面前，即便是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拿破仑也同样束手无策。拉尔雷对拿破仑在俄国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记录，但更为具体且有价值的记载来自骑士迪特·德·基尔霍夫，他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军医。
在从德意志北部延展至意大利的法军军营之中，驻扎着超过五十万人的军队。在大军集合之时，传染病还没有暴发的迹象。马格德堡、埃尔福特、波兹南以及柏林的医院中只有少量的病人。当军队进入波兰以后，基尔霍夫对当时悲惨的情形进行了描述。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当地人民的贫穷、悲惨和奴役现状，令他感到震惊。由于各个村庄尽是受昆虫感染的茅舍，所以军队不得不露营驻扎。士兵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白天炎热而夜晚寒冷，于是，肺炎、咽炎甚至白喉等呼吸系统感染的患病人数迅速增加，新的医院不得不在但泽、哥尼斯堡以及索恩等地建立。
1812年6月24日，大约在大军横渡尼曼河时，斑疹伤寒病例开始少量出现。在立陶宛，他们遇到了大片的森林和泥泞不堪的道路；俄国人烧毁了城镇和村庄；士兵们找不到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补给；饮用水水质恶劣，天气炎热，疾病——主要是痢疾、肠热病和斑疹伤寒等开始肆虐。在奥斯托俄战争之后，也就是7月末，患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八万。
9月初，当他们到达莫斯科河时，基尔霍夫所在的原有四万两千人的部队，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士兵了。在莫斯科河边展开的战斗致使负伤的人数超过了三万人，这对军医来说简直是不可战胜的挑战。9月12日，军队中的斑疹伤寒和痢疾疫情更加严重。9月14日，这支军队进入莫斯科。莫斯科原有市民三十万人，但在法国军队进入之前，大多数市民早已逃离这座城市。9月15日，在罗斯托普斯基总督的命令下，被释放的囚犯用硫黄火炬纵火，火势从布尔斯开始，一直蔓延至整个城市。
莫斯科拥有许多设备齐全的医院，但这些医院很快挤满了患者和伤员。由于城市的大部分已经在炮火和火焰中变成了灰烬，所以这支被疾病所困的军队只得驻扎在城外，挤在破旧不堪的茅舍下。俄国人或带走或焚毁了几乎所有的粮食。
从这时开始，斑疹伤寒和痢疾成了拿破仑的主要敌人。10月19日，当法军从莫斯科开始大撤退时，能够执行任务的士兵只有不到八万人。返乡的行军变成了溃败，这支遭受疾病和疲惫双重折磨的法国军队，还不断遭到敌军的骚扰。天气骤然变冷，法军中的大量士兵由于生病和疲劳而变得精疲力竭，最终被冻死了。
11月初，当法军再次进驻斯摩棱斯克时，骑兵部队只剩下两千人了，而仅是住在这座城市医院中的病人，就有约两万人之多。11月13日，当法军撤出斯摩棱斯克时，很多患有斑疹伤寒的病人被留在了那里。横渡别列津纳河，又是一次灾难般的经历。若不是士兵们对军医拉尔雷爱戴不已，将他举过头顶跨过了桥，拉尔雷恐怕难以幸免于难。
关于这次死亡的人数，我们虽然没有查到准确的记载，但估计有四万人左右。虽然斑疹伤寒仍是当时主导性的疾病，但痢疾和肺炎病例的增长也毫不逊色。据说，在前往维尔纳的路上，一万五千名士兵被冻死了。12月8日，当法军到达这座城市的时候，那支昔日规模庞大的军队，最终只剩下两万名病病恹恹、心灰意冷的士兵了。在奈伊元帅统帅的第三集团军中，最后只剩下二十名士兵。
维尔纳的医院变得拥挤不堪，伤病员们躺在腐烂的稻草上忍饥挨饿，无人护理。迫不得已，他们只能以皮革制品甚至是人肉为食。于是，以斑疹伤寒为首的各种疾病，逐渐传播到周边国家所有的城市和村庄。12月，各地的患者都被转移到了维尔纳，使这个地方的患者人数上升至两万五千人。到了1813年6月末，这些人中只有三千人幸存了下来。从俄国撤回来的剩余士兵，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染上了斑疹伤寒。
基尔霍夫在书中对他的伟大领袖的战略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如果拿破仑占领波兰后有所收敛，致力于包括疾病防控在内的重组，那么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就有可能成功，拿破仑的强权也会永久地建立起来。
关于拿破仑的天才的最好证明，是他在这次惨败之后，于1813年东山再起，重新召集了一支五十万人的新军。由于缺少成年兵源，这支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都是娃娃兵，于是对流行病的抵抗力也就更弱。由于在包岑、德累斯顿以及卡尔斯巴德的几场战役中，拿破仑的军队有所折损，加上感染疾病者不少，在与盟军于莱比锡相遇时，拿破仑新招募的大军已经只剩下十七万多人了，而盟军的军队尚有二十万人。（根据冯·林斯托的记载，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只有十万零五千，而传染病造成的伤亡人数高达二十一万九千。）拿破仑在欧洲的霸业究竟是毁于流行病之手，还是败于对手特拉法尔加，有待人们进一步考证。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