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刚刚进入癌症维持期不到两周,就又被发现病情并没有被抑制住。我们原本以为不用每周再往治疗室跑了，结果变成了从下周开始需要一周治疗两次，外加一次验血检查。

两周前我陪先生去南佛罗里达博卡地区医院的血癌化疗大楼的时候，大楼门口已经开始安排两名护士专门用体温表测量每个进入大楼的人，并询问“最近两周是否去过其他城市和地区”“最近两周有没有去过任何有新冠疫情的地区”“最近一周有没有发烧、嗓子疼、呼吸困难、气短”。体温测试和询问通过后，护士给每个人的胸前贴上一个小圆标签，印有当天的日期。

通常这个三层的大楼，两部电梯门口总是有人在排队。来这里的不是潜伏期的血癌患者，就是已经被确诊、进入各个治疗阶段包括维持期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因为化疗的原因，平时几乎没有患者爬两层楼的楼梯去治疗室。但是那天，电梯口前只有几个坐轮椅的，几乎人人都一步步慢慢地爬楼梯。上到二层治疗层，我很惊讶地发现没有一个医生和护士戴口罩，也没有任何病人和家属戴口罩。我先生是当天唯一一个把口罩“戴上”的——他其实根本没有戴口罩，只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拿手捂着口罩遮着半拉脸。“戴上口罩”， 我看到他又偷偷地把口罩拿下。“出不来气，”他说。他的这个口罩是我们几年前回国时防雾霾买的。

上周三我又陪先生去检查，突然注意到大楼门口的“免费泊车服务”标牌没有了。我们历来都不用这个服务，不是因为小费的问题，我先生不愿意别人觉得他走不了路，尽管我笑他每次都是乘电梯去二层。楼门口的护士进行例行的体温测量和询问，唯一不同的是她们都戴口罩了。一个戴的是N95，一个戴的是外科手术口罩。

当我陪先生慢慢地一级级台阶往二层爬时，我注意到一层等检查的病人和家属好多都戴着口罩，前台的几个护士也都戴着口罩，同样有两个护士戴的是棉布的，另两个戴的是外科手术口罩。“戴上口罩，”我又一次提醒我先生。他不情愿地摘下眼镜，戴上他的N95口罩。我没有戴口罩，因为当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还只是建议有症状的人戴口罩。上到二层，同样所有的护士和前台都戴口罩，偶尔有一两个陪伴病人的家属或护工没戴口罩。

通常都是护士把我先生接进去，给他测量体重、血压、体温，以及常规的血液检查，我会一起跟进去。但是那天护士却让我在门口等着。来来往往半年多了， 护士和我都很熟悉，一般我们都互相说笑。那天，护士只是隔着口罩对我笑笑。她把我先生带进去后，我来到二层拐角处一个小小的艺术室，里面提供了染色笔和填图本。有时我们到早了，我总是在那个艺术间填图。那天，我却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提示“鉴于目前情况，艺术室暂停使用”。

几分钟后，护士把我接进去了，领我们到医生的一个诊室。坐在诊室里，我先生又把口罩摘下来了。“戴上口罩，你没看到所有的护士都戴了吗？” “出不来气。”“出不来气也得戴。回头你被传染了怎么办？” 正说着，我先生的医生，50多岁的瑞克特医生，从门口快步走过。透过半掩的房门，我看到他戴着外科手术的口罩。“看，瑞克特医生戴着口罩，”我对先生说。他显然也看到了。短短几分钟内，所有从门口经过的医生都戴着口罩，有的是棉布的，有的是外科手术的，有的是N95的。这里的医生从不穿白大褂，也没有统一的制服，只是护士有制服而已，所以很容易知道谁是医生谁是护士。

瑞克特医生进来了。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问我先生“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是N95的口罩？”我点点头。“哪儿买的？”“以前我们回中国防雾霾买的。”“买了几个？”“我给哈利买了五六个。”“我出100 美元买一个，” 瑞克特医生说。“不卖。”“我真的出100美元买一个。”“你有鸡蛋吗？两打鸡蛋换一个口罩。”我跟他讨价还价。他乐了。“我可没有鸡蛋。” 从3月16日开始，我们这里就一直鸡蛋脱销。一个是由于物流的原因，因为纽约和旧金山的朋友都说他们那里有鸡蛋，另一个可能是因为一周后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鸡蛋在逾越节里不可或缺。我知道现在以色利也一直买不到鸡蛋，南佛罗里达的犹太人比较集中，外加博卡地区的犹太人中相当一部分是传统的正教，家庭人口比较多。瑞克特医生有亲人在以色列，每年逾越节、犹太新年以及夏天，他都会回以色列。不过这次，因为以色列禁止所有非以色列公民入境，他肯定是要在博卡过逾越节了。

离开诊室，我们来到治疗室。我刚刚一脚跨进治疗室的大门，前台就说“请在外面等着”。我有些不解，这里通常都是鼓励家属陪伴的，以防治疗过程中出现意外，而且还有供病人和家属饮用的咖啡、茶、热巧克力、各种果汁，以及独立包装的点心、饼干和干果。好几次这个前台还主动让我去拿甜甜圈吃，这次，她只是在我退出的时候，隔着棉布口罩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我突然注意到，往常在治疗室里做志愿者的十几个退休老人一个也不在了，里面忙忙碌碌的只有护士。

第二天，我先生要和医生的助手见面，由助手讲解新的治疗方案。早上8点刚过，瑞克特医生的助手就打来电话。“我不能带我的妻子？你也知道每次你们说的我能记住三分之一就不错了，她能帮我记着。” 对方又说了些什么。“好吧，” 我先生挂断了电话。“从今天开始，不允许有家属。”“什么意思，怎么不允许家属？那些坐轮椅的肯定就有家属陪。”我有些不满。

当我开车和先生再次来到化疗大楼的时候，大楼门口“免费泊车服务”的牌子仍然没有。有一个护士每隔几分钟就用消毒液清洁门口的长椅，四五米长的长椅上坐着两个戴着口罩的人。我有些好奇，心想这两个患者怎么不进大楼坐在门口等。我先生下了车走进大楼，我把车停在正对大楼门口的一个停车位。半个小时后陆陆续续有人从大楼里出来，有的是自己走出来的，有的是坐着轮椅被护士推出来的。我注意到坐在长椅上的一个人站起来，接过坐轮椅的，推着他一起去停车位。另一个站起来，走到我后边停着的一辆轿车，把轿车开到大楼门口，接上刚出来的病人。原来如此，都是陪病人的家属，我恍然大悟。

按照原定计划，4月9日我先生要开始新的治疗，这个药是去年刚刚批准的，虽然效果很明显，但只能静脉注射，而且因为反应会比较大，尤其是对上了年龄的人，一次治疗需要至少八个小时的输入。如果顺利，要从早上八点半输到下午四点半。记得当初我先生问为什么不在初期治疗给他用这个药，医生的答复是“它就像一个放在体内的炸弹”。

就在昨天下午，瑞克特医生给我先生打来电话，建议从下周一再开始治疗。“你妻子肯定不想让你在逾越节的第二个晚餐那天接受治疗，万一你错过了晚餐我可担当不起。”是的，按照犹太人的传统，逾越节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晚餐是很重要的。“逾越节快乐。”我听到我先生用希伯来语祝福医生。

今年的逾越节，我们真的希望瘟疫能过去。

文/那些花儿

约稿编辑/肖榕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