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长篇通俗小说以词话本《金瓶梅》为界，可以大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前的作品大都有一个如滚雪球般不断累积发展的过程。而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相比，同样作为四大奇书之一的《西游记》，这种累积性特征更为明显。从某种角度上甚至可以认为，《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作品的最典型代表。因此以定本（世德堂百回本）作为参照，可以将《西游记》的研究大体划分为三个板块：

（1） 故事的肇始至定本的产生，是为“前《西游记》”研究；

（2） 定本的生成至当下的传播、接受，是为“后《西游记》”研究；

（3） 围绕《西游记》进行的文本研究和比较研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同的板块之间会有交叉）。

其中，（1）和（2）主要侧重纵向的发展变化，而（3）则以横向的阐释分析为主。根据上面所进行的板块划分，本书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生成研究，主要探究取经故事的阶段演化和《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关于“取经五圣”[1]的演化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如张锦池《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刘荫柏《刘荫柏说西游》（中华书局2007年版）、张静二《西游记人物研究》（学生书局1984年版）、郑明娳《西游记探源》（里仁书局2003年版）、张同胜《〈西游记〉与“大西域”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野美代子《孙悟空的诞生——猴的民间文学与〈西游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臧慧远《〈西游记〉诠释史论》（山东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等把“五圣”（有些仅涉及三圣或四圣）当作一个序列进行论述，萧兵、李时人、蔡铁鹰、徐笑一、夏敏等亦曾撰文对五圣中的某一人物进行分析[2]。这些学者或以百回本为据，或以历史的演化为基，对于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其立足文本、考论结合的方法也可为后继者提供有益的指导。不过，这些研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

（1） 关于取经五圣的研究重心长期集中在孙悟空、猪八戒等典型性人物身上（虽然这可能也是理所当然的），忽略了对白龙马形象演化的探讨，导致一师三徒一马的取经团队，其实研究的只是取经四圣（甚至多是取经二圣）。白龙马为什么会产生？他的产生有什么必然的因素？又为什么非以白色的形态出现？在演化过程中，为什么又有了龙的加入，龙与马又合二为一？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理清白龙马形象的演化至为重要，对于完整取经五圣的研究也独具意义。

【日】水岛尔保布 《绘本西游记》

（2） 中外的许多论者，在探讨形象演化时仍绕不开争论已久的原型问题，以至于看似论述演化，实则是变相的原型研究。他们把人物的最初来源当作一个核心问题进行考察，多数没有结合《西游记》世代成书的特征，更少有学者将成书阶段、故事演化阶段与形象的转变结合起来。同样的人物在不同的阶段往往会有前后迥异的表现，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性格特征，这些特征属于特定的时代，是他们受到时代文化影响的结果。以孙悟空形象为例，之所以会存在“巫支祁”说、“哈奴曼”说、“佛典”说、“传统神话”说等多种提法，乃是因为他们都可以与孙悟空的演化阶段对应起来，换句话说，也即孙悟空形象的演化（从产生到定型的六七百年）中可能确曾受到过这些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分别于何时发生作用，又于何时作用衰退？哪些影响因素又成了主流因素而造就了孙悟空的阶段性格？……这是研究者本应该予以关注但却较为忽略的重要问题。

取经队伍的壮大以及人物排序的变迁，反映出取经故事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关于取经中的排序问题，不少学者已经零星地提及，如张锦池先生《论沙和尚形象的演化》便注意到猪八戒、沙和尚二者的异位。随着研究的深入，取经故事图像、民间宝卷等恰可以与传统文本相互参看，因此有必要对取经排序进行一番更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取经时间有横向多重时间和纵向多样时间之分，但在取经时间的问题上，多数研究者主要是把重心放在探讨百回本《西游记》中存在的神话世界时间和世俗世界时间，如苏联C·尼科里斯卡娅《〈西游记〉的时间空间结构》（《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1期）、周岩壁《〈西游记〉里的时间问题》（《文史知识》2014年第8期）、张燕翔《〈西游记〉中的时间因素》（《文史知识》2015年第3期）、张锡臻《时间与历史：〈西游记〉中的多元时间研究》（厦门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很少有学者从纵向的历史中探寻取经时间的变化及其体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对于取经目的的研究，诸葛志《〈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续篇》（《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注意到百回本中唐僧师徒的赎罪心理，并详细论证了五圣“犯罪—赎罪—上西天”的苦难历程，却少有学者将此与历史变迁中取经故事统一起来进行考察，对动态的取经宗旨缺乏相应的论述和关注[3]。故而，从取经故事的构成要素出发，无论是取经中的人物排序、取经时间还是取经宗旨等都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取经团队如何一步步壮大起来，从单一的玄奘到二圣，到五圣？五圣的排序有没有发生变化，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以取经五圣为代表的取经时间随着取经故事的推移出现了与史实的脱节，“六年”“十四年”的背后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取经从宗教目的、世俗目的到救赎目的的转变，与时代若即若离，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异？对于这些问题的梳理，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取经故事发展的阶段性，又能够为取经故事的生成和演化找到合理的解释。

生成阶段虽为世代累积型作品所共有，但《西游记》却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以往诸家多立足于存世的文本及文本时间，大多数都未曾对文本进行时代特征和时代风貌的辨析，以至于分法林立。通过对取经五圣的演化研究，可以大体看出每个形象演化的阶段性，而人物排序、取经时间、取经宗旨等取经要素的演化也体现出阶段性特征，这种要素的阶段性恰恰正是取经故事整体阶段性的反映和表征。为此，如果换个角度，以取经故事的演化作为突破口，以小窥大，那么将又会得到怎样的结论？这对于学界延续百年且仍存在争论的重要议题或该不无意义。正确的阶段划分是成书研究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而关于《西游记》的成书研究，近年来蔡铁鹰先生着力尤勤，他相继撰有《〈西游记〉成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西游记〉的诞生》（中华书局2007年版）及系列论文。不过蔡先生这里的“成书”研究，应该是生成阶段的研究，大体同于取经故事的阶段划分。虽然蔡先生的取经阶段划分自成体系，在学界颇有影响，但似乎仍旧存在不足，因为他主要立足于取经故事的北方传播，而较为忽略南方系统，且部分作为论据的支撑材料存在争议。太田辰夫、中野美代子等日本学者在上世纪提出福建南系取经故事，近年徐晓望、胡胜等先生又纷纷撰文详见徐晓望：《论〈西游记〉传播源流的南北系统——兼答蔡铁鹰先生》，《东南学术》2007年第5期；胡胜：《重估“南系”〈西游记〉：以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为切入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等。，对此一提法表示支持，因此，就生成阶段而言，可能存在的南北两个系统应该是并列关系，单纯以时间、文本为基点的划分便值得商榷。矶部彰先生所著《〈西游记〉形成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93年版），将故事的整体演进和人物的形成发展相交织，描绘出一条较为清晰的演化路线，不过就其研究范围而言，仍属于单纯的生成史（不包括《西游记》的成书）。太田辰夫先生《西游记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社1984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从取经故事的发轫，拓展到不同平话版本、《西游记》古本、简本与繁本关系等，涵盖了我们所谓的演化与成书。然而两位日本学者只是对百回本前存在的不同取经故事和《西游记》文本进行探究，并没有拈出明确的生成阶段概念，当然更没有提出划分的标准。曹炳建先生《〈西游记〉版本源流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关于世德堂本前版本流变的探讨，论述详细，成为《西游记》成书研究的重要参照，但在某些问题上或许仍可继续深入。

取经故事是由取经要素构成，探究取经故事的演化离不开对取经要素的把握。本书拟从取经人物、五圣排序、取经时间、取经宗旨等几个方面对取经故事进行梳理。而在取经故事中，取经人物是核心要素，因此，取经五圣的个体演化为第一章，主要从形象和命名入手，利用文本和图像资料，纵论取经五圣（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的动态演化过程，揭示他们在演化中所受到的诸多影响因素，进而勾勒出各自的演化轨迹；其他取经要素为第二章，分析其演化背后可能受到来自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区分出明显不同的演进阶段。取经故事的阶段划分是演化研究自然而然的结果，因此接下来先是对在演化阶段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献（包括文本和图像）进行考辨，继之，以取经故事的演化为立足点，参考前文关于取经要素演化的结论，总结各阶段取经故事的时代特征和整体风貌，从而对史上存在的《西游记》生成阶段划分进行辨证，确立一条与取经故事的阶段特征相表里的划分标准。合理的阶段划分又是《西游记》成书研究的前提，第五章便立足于取经故事的阶段划分，对《西游记》从祖本到定本的嬗变进行研究，在对佚本进行探测的基础上，勾勒出《西游记》的成书轨迹。

作为古典名著的《西游记》，历来不乏研究者。取经五圣的演化更是许多学者都研究过的旧题目，本书和以往学者之成果的不同之处，就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演化本身的阶段性上。抛开原型的争论，重点探究人物的嬗变过程，从史的角度为人物的演变提供一条清晰的脉络，并在相应的阶段上找到促使人物发生改变的影响因素。文章采用“取经五圣”的概念，一方面把白龙马纳入研究的视野，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白龙马在取经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另一方面作为取经故事核心要素的取经五圣，他们的动态演化可以看作是取经故事演化历程的一个缩影，从而成为探讨取经故事演化的重要切入点。而对取经故事所涉及的人物排序、取经时间、取经宗旨等其他取经要素进行梳理，发现它们的演化恰可以和人物的演化交相呼应。以取经人物（核心要素）和其他取经要素（基本要素）作为基础，可以大致提炼出取经故事演化的阶段特征。通过对演化中的不同载体进行考辨，在准确把握作品特性的基础上，对其写定时间和呈现时间进行区分，从而以内容的故事性判断其所处的不同阶段。这虽然有可能仍以作品的写定、流通时间为主要参照，但更注重作品背后的生成时间，故事本身的时代性超越了作品的时间性而成为更重要的划分依据。因此，本书尝试着从阶段特征和时代风貌的角度为取经故事的生成阶段提供一种划分标准。这种划分标准一旦确立，便可以针对阶段演化进行更为细致的内容探考，而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之间出现的空隙，成为了《西游记》成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取经故事的演化和《西游记》成书，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长期以来，学界经常混淆二者，以至于将成书研究和演化阶段研究视为一体。故事的演化强调的是阶段性递变，而《西游记》成书则重在探究从祖本到定本的发展。不过，演化和成书又密不可分，因为只有对故事的演化作出梳理，确立较为合适的递嬗过程，才能为《西游记》成书研究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本书在辨析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注意其区别和联系，从而建立起对“前《西游记》研究”的动态把握，以期能够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

[1]取经故事中的“五圣”一词，较早出现在百回本《西游记》中（百回本第一百回的回目是《径回东土五圣成真》），因此我们这里拈出“取经五圣”的概念，作为取经队伍中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的合称。

[2]、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李时人：《〈西游记〉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考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5页；蔡铁鹰：《整合的历程：论唐僧形象的演变——兼及中国小说演变过程的理论意义》，《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夏敏：《沙僧、大流沙与西域宗教的想象》，《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1期；徐笑一：《〈西游记〉中唐僧圣愚形象的演变及特点》，《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3]杨光熙曾撰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西游记〉中救赎主题的发展与演变》（《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一文，对取经故事中存在的救赎主题进行梳理。不过，杨先生这里只是在取经宗旨上择其一点展开论述，“救赎主题”并不完全等同于“取经宗旨”。

本文选自：取经故事的演化与《西游记》；王进驹 杜治伟 著；图：【日】水岛尔保布 《绘本西游记》《西游记图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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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出版社

编辑/张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