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楚河汉街、解放大道的那些商铺，都是武汉人心底的永恒的坐标和目的地，武汉苏醒，人们开始奔向这些目标，也在穿透那场由冬至春的阴霾⋯⋯

“武汉，我们回来了”，3月30日下午6时左右，在武汉地标之一的“楚河汉街”中段，一家商铺在LED广告屏上打出了这样的字样。这一天，“楚河汉街”开始恢复营业。位于武汉市黄金商圈解放大道上的武汉国际广场购物中心也向顾客敞开了大门。

走在“楚河汉街”南段，一束束精致的小黄灯汇聚成灯幕，灯光流淌到地面，行人走在灯束下，纷纷举起了相机，拍照留念。

如今走在武汉大街上，已经能看到公交站牌下候车的居民，骑着共享单车外出的学生，忙于送货的外卖小哥。车流也在增多，最近几天来，市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拥堵。3月25日，武汉市117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28日，6条轨道交通线路开始通行。

武汉正在重启。全市无疫情小区占比超过了九成，超过60家接诊非新冠患者的医疗机构开放。越来越多的居民走出小区，奔向公园，去空旷的广场健身。

这座城市和城市中的人们，正从超过两个月的封闭中走出，也在穿透这场由冬至春的阴霾。

热干面、菜篮子、健康码

捧着还热乎的打包盒，迫不及待地给面里倒入芝麻酱，搅拌一下，这就是唤醒武汉人内心的那碗热干面。3月29日上午9点，在武汉市美食与民俗文化交汇地的吉庆街，蔡林记热干面店门口的外卖骑手早已翘首以待。

这家店于3月24日恢复营业，订单一天比一天多。29日这天下雨，店内热气腾腾，顾客下单的餐盒已摆满了整个长条桌台，半个小时内，来往的外卖小哥差不多有10个。在临江大道的另一家蔡林记，28日开始营业，29日一大早已有50多单外卖，基本上快恢复到疫情前的营业量。

外卖骑手是整个疫情期间武汉变化的最好见证者。饿了么骑手周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年初三还有些许外卖订单，随着越来越多的餐饮店关闭，订单越来越少，只有超市、便利店和药店依然营业；后来的一段时间，基本上是为用户跑腿，一天大概能接30单，接单量只是疫情前的一半不到。好在公司有疫情补贴，一天补贴一百元，算起来收入和之前差不多。直到最近，陆陆续续有餐厅开始线上配送，外卖订单又多了起来，“不多说了，我还有三个订单，快超时了。”他扬了扬手机，骑上车扬长而去。

除了外卖，快递也在慢慢恢复。疫情期间，武汉只有EMS、顺丰、京东等少数几家企业提供快递和配送服务，社区管控加上运力不足，积压了大量的货物。3月25日，武汉有12家快递企业全面复工，据菜鸟网络数据，780家菜鸟驿站营业，2000多名菜鸟裹裹快递员上线。

这将大大缓解武汉市民的购物难题。因为社区管控，加上运力不足，武汉人民度过了最为狼狈和无措的两个多月。1月23日封城当天，恐慌的武汉市民几乎搬空了各大超市，随着封城的时间一再延长，后续的补给能否跟上显得尤为重要。

3月29日，武汉百步亭社区，市民做好全身防护前往生鲜市场。摄影/长江日报陈亮3月29日，武汉百步亭社区，市民做好全身防护前往生鲜市场。摄影/长江日报陈亮

最初，大家还能去超市采购，到2月中下旬，随着每日新增确诊数逐日上升，武汉开始采取社区管控措施，各区县的商超纷纷停止向个人供货，改由社区统一团购。由于团购品种少，社区人手不足，居民个性化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从缺青菜，到想吃肉，再到热干面，再到鱼，需求越来越多，好在物资种类不断增加，价格也慢慢降下来了。”当天晚餐，武汉市民刘亚萍打算给家人做一道油焖大虾，小龙虾是前一天下单的，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横在居民需求和商家供给之间的，是运力不足的尴尬。盒马鲜生在武汉有18家门店，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打烊和关店，“因为中国人习惯在春节前囤年货，春节期间的零售反而会减少，因此春节期间只留了少量的人在武汉，没想到遇上疫情封城，订单暴增。”盒马鲜生武汉、长沙和西安片区的公关负责人李楠向《中国新闻周刊》说。

按照正常的线上订单，一个配送员单次配送3~5单，而且正常情况下，大家顶多采买三天左右的商品。但在疫情期间，很多人一次购买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的物品。运力少，订单量大，当时所有在武汉的员工全部出动，甚至开着私家车配送，也难以完成。

正因如此，盒马鲜生在2月初就开始转向社区团购，缓解运力不足的困难，在武汉市出台社区管控措施后，盒马鲜生暂停线下零售，主要供应社区团购，武汉市商务局也为盒马提供支持，每家门店配备了一台公交车用于社区团购运输。

3月21日，武汉的商超开始面向个人营业，盒马鲜生也渐渐恢复了线下运营，目前各门店每天的客流量大约在200〜500人不等。中百、武商等超市和一些便利店也在限流的基础上，恢复个人零售，只需出示湖北健康码，测试体温正常，便可进店购物。乘坐公共交通也是如此，地铁进站、安检时，扫健康码，下车前再次扫码。

这次疫情中，无接触支付手段和各种线上购物、社交软件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对于不擅长这些操作的老年人而言，则意味着被边缘化。虽然社区志愿者能够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采购和配送服务，但是即使武汉解封，恐怕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仍处于防疫状态，无论购物还是出行，没有健康码和无接触支付，或将寸步难行。

此前一直在广州工作的刘亚萍，去年才回到武汉，她很庆幸这次封城时留在年逾七旬的父母身边，不然可能老人连吃饭都成问题。“好在一切都过去了！”她叹了一口气。

医院：新生、正常门诊、康复病人

从发热预检分诊处，到产科门诊护士导诊台，再到门诊医生，如果不是所有医护人员都穿着防护服，面对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里的人山人海，你根本不会想到这场疫情才刚刚过去。湖北省妇幼是疫情期间武汉市非新冠肺炎孕产妇定点医疗机构，3月16日，从恢复正常诊疗秩序起，这家医院的门诊量已连续14天居全省第一，从29日12时到30日12时，一天门诊量高达2732人次。

疫情期间累积的产检需求，是助推门诊量上涨的重要因素。家住武昌徐东片区30岁的刘娜在3月28日早上7点半在丈夫陪伴下来到医院，拿到的就诊号是114号，即是产科门诊这天上午的第114个病人。她是一位孕龄29周的准妈妈，考虑到疫情相对平稳，来医院做小排畸的超声检查。她告诉记者，过去两个多月，身边的很多孕妇都把检查推迟。按怀孕周期，她本该在2月14日来医院做大排畸检查，但因为疫情，直到3月1日，她才不得不在一家排队只有十多个人的私立妇产医院完成了检查。

3月21日，湖北省武汉市儿童医院新生儿隔离病房，医生和护士们正在照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感染的孕妇分娩的婴儿。摄影/长江日报陈卓3月21日，湖北省武汉市儿童医院新生儿隔离病房，医生和护士们正在照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感染的孕妇分娩的婴儿。摄影/长江日报陈卓

中午1点多，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外的显示屏提示，当天的排号量已达到500多人，这一数字在产科副主任医师汤则男印象里，已保持了三周。汤则男对《中国新闻周刊》称，门诊量和住院人数的增长，也给医院防控带来了挑战。为避免因就诊人数增加及无症状感染者带来的潜在院内感染风险，按照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医院要求所有入院孕妇和陪护家属都要做核酸和CT的“双检查”，核酸结果未出者，也可视紧急程度先收入缓冲病房。3月17日至29日期间，已有超过800名新生命在这里诞生。

疫情平稳后，武汉市各大医院门诊正常秩序开始恢复，从3月29日12时到3月30日12时，门诊总量超过24000人次。在武汉市第五医院，为了减少病人集聚，就诊实行预约制，如需入院，同样需要在缓冲病房查核酸。五医院还是新冠出院处在康复期合并基础性疾病患者的定点医院，对于出院14天内的患者，有基础性疾病发生，可到该医院就诊。

为了给出院且已在隔离点完成14天观察的新冠患者提供复查及康复治疗，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从3月5日起，开设了全省首个康复门诊。

杨琪是今年1月27日左右有了症状，后入住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她的丈夫、孩子、丈夫的姐姐和哥哥等共计6口人在这前后染病。2月29日，她从第三医院出院，3月15日，从湖北大学隔离点回家。杨琪说，她属于“轻症当中的重症”，从隔离点回家后，出现气短、呼吸不顺畅等症状。她当天来康复门诊，做了核酸、CT、肝功能等检查。46岁的王丽是30日早上9点多来到的康复门诊，她1月20日在武大人民医院确诊，在这之前单位已有人发烧，2月6日，她住进武昌方舱，2月26日出院，3月13日从武软隔离点回家。在回家的头四天里，她感觉胸闷得特别厉害，“使劲深呼吸，氧气才能进出”。3月16日，她去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做了CT和核酸检测，核酸阴性，想要吸氧，医生说不具备条件。这两天，她胸闷得没那么厉害，从3月16日算起，已有14天，她来康复门诊复查。

湖北省中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肖明中是康复门诊的业务负责人。3月30日，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门诊最早接受的是电话预约，每天的限定额是30人，过去几天，随着人员流动的方便及患者需求的增加，康复门诊的名额逐步放开，目前来就诊的患者总计已达到1000人。门诊接诊范围分为有咳嗽、胸闷、气短、出汗、失眠等症状；肺部影像学检查没有完全吸收，表现为肺纤维化；隔离后14天、28天前来复查的这三类患者，比例各占约三分之一。

肖明中在接诊中发现，在其接诊的新冠肺炎康复病人中，发现病毒有可能对病人的心脏、肝、肾功能有损害，血糖也有影响。他接诊到一位70岁左右的男性康复病人，肺部影像学显示还有10%〜20%炎症未被吸收，肺部呈现纤维化，同时餐后血糖明显高于平常餐后的正常值。另有几名康复病人的病情也显示，以往能用一两种药物控制住的血糖，如今三四种药物也控制不理想。但对于出现这种现象具体的机理原因，肖明中表示也尚不清楚。

在肖明中团队对近千名康复患者的观察中，这些恢复期患者复阳的比例并不高，有三四个人，而且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临床症状，肝肾功能、血常规和CT都还好，“能吃能喝能睡”。但他同时发现，经历新冠肺炎后，很多康复患者临床症状和影像学的表现并不同步，“很多人症状很轻，觉得自己好了，能在家里运动半个小时”，但影像学仍显示肺部有磨玻璃样影、纤维条索样影，还没有完全吸收。在肖明中看来，这也提醒患者要定期复查，随诊。

“这是一种全新的疾病，大家对疾病的认识并不完全，影像学表现最后能不能吸收完全，患者得病后能不能恢复好，对身体影响有多大，都需要长期的观察。”肖明中还称，除了身体状态层面，还要关注患者心理健康，给其更大的社会包容度和接纳度，让其尽早回归到正常生活中来。

康复路上的心理关口

2月21日，上海市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伍毅作为第九批外地医疗队的成员，来到武汉。这批心理医生一共50人，被分为5人一组，进入到不同的方舱和定点医院。伍毅和组员所在的是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对于前来咨询的人，他们不叫患者，而是称之为“来访者”。来访者可能是康复的新冠肺炎病人，也可能是医务人员。

疫情发生以来，外地医疗队中的心理医生共计约300名。除了这些专业的心理医生，为数众多的社区医院也要应对患者在康复过程中遇到的心理问题。病人出院后，要进入康复驿站隔离14天，之后才能回到家里。

肖冬是洪山区长动医院（下设长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主任，长期跟患者打交道。她见证了这座城市最晦暗的那段时间。1月23日，武汉被摁下暂停键，突如其来的疫情暴发带来的绝不只是疾病的痛苦和停滞的生活，还可能是内心的隔阂与关系的断裂。封城之夜，走还是留，有情侣因此分开。彼此隔离还是继续守在身边，家人之间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新冠肺炎一度将很多病人抛到生死边界，救命的关口过后，心理治疗摆上了议程。最灰暗的那段时间里，面对涌入门诊的人们，医务人员承担了极大压力，防护物资紧张，长时间无法轮换，每天要面临大量的死亡病例。尤其是年轻的护士群体，更是首当其冲，因此有了很多心理治疗的需求。

这就是伍毅刚到武汉时所看到的状况，尤其在2月初期，最为严峻。“包括外地援助的护士，每天有大量繁重的体力工作，经历的事情又比较少，在重症病房里面对频繁的死亡，很少碰到过。今天还在喂饭，第二天再过来的时候，病人就已经不在了。”伍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伍毅曾经遇到过一个来访的护士，只有26岁，原本是在武汉市的一家非定点医院工作，是第一批报名援助红会医院的8位医护人员之一，在看护病人的过程中也感染了新冠肺炎。

这位护士的症状较轻，但她还有一个姐姐，也是身处抗疫一线的护士，父母都住在乡下。她对自己的病情并不感到焦虑，但一直担心姐姐也感染病毒，导致胸闷和失眠等一系列症状。

跟周围的同事和家人表露自己的内心，对于这些医护人员来说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从外省过来的心理医生给了他们一个恰当的情感出口。

在伍毅看来，常常是认知出现了偏差，导致了情绪问题的出现，需要找到宣泄的方式。“有些人找不到发泄的出口。如果能获得社会的支持，患者的心理问题就会少。”伍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随着外地医疗队的陆续增援，本地医护人员的压力得到了缓解，而康复患者的心理需求迅速增加。伍毅曾接诊过一位70多岁的老人，当时刚刚经历了生死劫，从重症转为轻症，最后得以康复。他的老伴已经走了八九年，留下两个女儿，他跟大女儿住在一起。生病之后，为防止传染，家属无法陪护。

这位老人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担心女儿们可能感染，另一方面又觉得她们不来看望自己，不再关心他了，等他毛病好了，出院之后该怎么办，会不会增加她们的负担，是不是之后就抛弃自己了，如此等等。

在康复驿站隔离期满后，恢复健康的患者们仍然需要面临着社会关系与心灵的重建。有人从头到尾一直觉得自己没病，也有人在康复之后仍然感觉身体有问题，说是病毒已经扩散到全身每一个器官。除此之外，也有康复患者担心自己会受到社区居民的歧视。

跟肖冬住在同一个小区的朋友曾经向她咨询，描述了自己的苦恼。朋友的婆婆感染了新冠肺炎，已经康复，回到家里。她走在小区里，看到墙上贴着的疫情告示写着自己所在的楼栋和单元，心里有些难受。曾经认识的人偶尔碰见了，无论有意或是无意，总觉得对方在躲着自己。

对于长动中心这样的社区医院，专门负责心理咨询的医务人员有限，只有一位。除此之外，就是社区里的志愿者，也不是专业出身。近日，上级部门要求所有社区医院上报一个名额，作为心理“专干”，有机会得到集中的培训。肖冬觉得，康复患者的心理问题正在得到外界的重视，这对于武汉真正的恢复，将会是很大的帮助。

（文中周凯、刘娜、李玲、杨琪、王丽为化名）

编辑/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