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疫情爆发时，多伦多几天内口罩完全断货

1月初，在多伦多上学的我对事态的严重性并无警觉。

浏览微博时我刷到了关于不明病毒的热搜，却只当作一场突发的普通肺炎。作为北京SARS时期的亲历者，我在和家人聊天时提醒他们关注新闻，并未为自己过多打算，甚至未曾设想疫情会蔓延到海外。而在1月20日后，全民抗疫开始，相关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我才真正对这次的疫情提起重视。

我自认是有些仓鼠症的。当时第一念头是屯些防疫用品，近可支援国内亲朋，远可为本地疫情未雨绸缪。然而却发现亚马逊上正常价格的口罩已被抢购一空，只剩下第三方卖家坐地起价。在无口罩可用和纵容倒卖之间两相权衡许久，最终我除了少量高价口罩外，有些好笑地还备了一只P100级防毒面具，但直至回了北京，也没用上。

零星病例出现，华人互助

在国内抗击疫情的高峰期，多伦多的时间却停止了一般，推特趋势依旧被名人、冰球和政治占据，只在最偶尔的情况下会出现疫情新闻，讨论度很低。然而各大药店的消毒水、酒精洗手液和口罩等却早已全部售空，和网络仿佛两个世界，寒暖差十分怪异。

第一例输入病例出现第二天我戴着口罩来到教室，却发现除少数亚洲面孔外没有一个人如我一般。同组的印度裔同学有些疑惑，关心我为什么戴上了口罩，仿佛猜我生病了。我答避免病毒，她反应了一下，才说“那个挺吓人的病毒？人们被它搞得很紧张”。

万幸多伦多华人大部分有基本的判断能力，组织起一些免费领取口罩的活动，守望相助。更有留学生发起捐款活动，关心国内医护的安危。街上戴口罩的基本只有华人，口罩仿佛成了一种华人的特殊标识。

好在我所居住的街区并未因为口罩发生歧视事件，超市购物结账时，我透过口罩艰难地传递微笑，对面收银员阿姨也有些理解地报以笑容。

疫情爆发，停课停学，回国一路小心

2月末3月初，在感念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之余，我关注到加拿大疫情愈演愈烈。当时卫生部已经发出警示，但直到意大利美国疫情爆发，舆论重重之下，安省学校才终于停课。

而我也第一时间和家里人联系，共同决定早日回国，原因有二：其一是担心加拿大医疗系统被击穿，自己本身的基础病无法护理，其二是暑假时间增长，回国有更多时间培训或者实习。

3月19日当天晚上，我为了午夜的航班早早收拾好行装，收到妈妈发来的微信：北京入境全部集中隔离。我也早做好了心理准备。

订回国机票并不算困难，但直航票价已经飙升，我选择了香港转机回国。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询问每个人是否已经购买从香港转机的机票，非转机入境香港需要强制隔离，排在我后面的几名男生登时犯了难，不停刷新航班信息，许久才买到转机机票，终于被允许踏上回家之路。

午夜刚过，我的航班从夜幕中的皮尔逊机场起飞，机上乘客很少，每排座位基本只有一人。不少人全副武装，与地面机场工作人员的毫无防护形成鲜明对比。我仅备着护目镜和口罩，双手清洁只能由酒精洗手液和酒精棉片处理。登机确认身份时在排队中必须摘下口罩这点令我稍有不安，但一想到在机上依旧要摘下口罩饮水用餐，就只能用概率说服自己，还没到最需要精神紧张的时候。

我注意到出发时的皮尔逊机场里免税店都还开着，而香港转机时可以看到店面关闭大半，只有少数仍在营业。

从香港出发时周围穿着防护服的旅客明显增多，机场的工作人员防护等级也有所提升。

口罩和护目镜把脸压出了红印，转机后的航班上我几乎没有睡着。

入境分流，集中隔离

飞机终于着陆在首都机场，我的心情登时轻松起来，向父母报了平安。

遵循指示分批次下机后，到了边检前的健康检查点，我才知道下机前扫码填写的健康登记卡电子版无法使用，必须使用纸质版。好在机场人员允许我重新填写后回到队首，接下来直到海关都一路顺利。

或许因为我来自疫情较轻的地区，海关人员对我的询问简短而熟练，基本上都是健康登记卡上填写过的内容：入境前地区、入境目的地等。形成对比的是隔壁一位来自洛杉矶的美国人明显不会中文，沟通困难，花了整个队列更多时间。我本对此时仍要入境的美国人心中生有嫌隙，但转念一想自己何尝不是从海外“疫区”回来呢？无非是偏见而不自知罢了，念及此处，不禁心生惭愧。

最长的一道程序便是等待下楼取行李的过程，我眼见长长的队伍从扶梯口排到几十米开外，而工作人员则时不时高声提示行李还未到的旅客不必排队，在旁边座位休息等待即可。可惜人的声量有限，即使四周环境并不嘈杂，也难以传递到队尾。但队伍似乎有自己传递信息的办法，互相询问之下，大部分无需排队的人也都了解到情况，一旁等待。

等待过程中，我注意到整个下机后流程所及区域里确实没有自动贩卖机或商店，因此无法补给水份，但健康检查点的桌上摆放着数瓶水，大概是可以提供给旅客的。另外，在各处排队时，即便总体人数并未如传闻中那般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依然拥挤。我每次刻意距离前方的人两米开外站立，后面的旅客往往不会维持空间，依然贴得只有半米不到。

听到召唤KA900航班旅客的声音时我如释重负，这时队伍已经变得很短，下了扶梯便是已经按照航班分拣码放好的许多行李箱。拿到自己的行李后，即可排队上大巴前往新国展进一步分流。整个下机到上大巴的过程大致三小时左右，因为早已通过和家人沟通做好心理准备，倒也不算难捱。虽然有时机场里流程指示不够明确，但询问后总能得到帮助。

车上基本安静，或许是因为实行新国展分流已有几天，大家都得了消息，有些心理准备。不消半小时，车就停在了新国展的一个入口前，我们分别拿了行李，接受最后一次额温检测，便可以进入了。入口分为北京地区和其他省市两个门，在额温检测时会得到提醒分不同门进入。

进入北京地区的入口，离门最近的是朝阳区的信息登记台。虽然我家住朝阳，但仍抱着一丝能够单独居家隔离的希望，因此我找到了通州区的登记台，希望他们帮忙联系通州区我妈妈房子所在社区的人员。再次登记一遍各类信息后，工作人员遗憾地通知我社区认定我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我也并没有惊讶，毕竟严格筛选也属正常，况且妈妈早已让我做好集中隔离的准备。

等待不到半小时，我们一批七个人被带领上了通往集中隔离点的大巴车，开向通州区的一座集中隔离点宾馆。车上的其他人也大多是留学生，在路上畅谈起来，一扫先前紧张的阴霾。

集中隔离的日子

在集中隔离点生活已有数日，量体温、报告健康状况已成为日常，我也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生活。通州区的集中隔离点宾馆只有一座，不像朝阳区可以选择。这里的条件不算最好，但也不算很坏。

隔离点允许外卖和快递，但有的人在房间里发现了前一批隔离房客留下的垃圾，而我的房间灰尘很大，wifi也由于经常断联很难使用。种种不便，显出宾馆准备较为仓促。宾馆人员致歉后尽力作出了弥补，我们也体谅工作人员也要和大家一起隔离十分辛苦，接下来的14天都要共同度过。

目前这里住了五十多位从世界各地入境北京的房客。有时楼上会传来自娱自乐的歌声，有时隔离群里会有插科打诨的笑声，虽然传递水果遭到阻止，但大家的乐观并没受到打击。

北京的气温与多伦多相比，还是温暖许多，我在这里还算好，希望多伦多、乃至全世界，也早日好起来，战胜疫情，恢复生活。

文/郭佳琦（加拿大安大略艺术大学二年级）

编辑/颜菁 陈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