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欧洲成了继中国武汉之后最严重的地区。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武汉大学就成为了中法交流的桥梁，随后以此为中心，向荷兰和德国发展。新冠肺炎病毒将武汉和欧洲联系了起来，这些身在欧洲的武大校友，从疫情开始时就积极组织筹款捐物，如今，武汉疫情稳定他们自己又陷入到欧洲疫情之中，这让他们多少感觉到了恐慌，但大多数人仍选择信任欧洲当地政府的防疫措施。

从担心到被担心，从捐助到被捐助，他们很多人选择理智地面对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

心系武汉

欧洲多国武大校友会联手募捐

武汉与欧洲的渊源来自于上世纪70年代，中法建交后，武汉大学成为了中法交流的桥梁，不仅开设了法语课，并且在很多院系中设置了法语专业，培养了一大批有法语特长的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前往法国发展，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同时，因为武大在遥感测绘、水利工程和社会学方面的专业优势，很多学生毕业后前往水利建筑工程发达的德国、荷兰留学深造，并从事该方面的工作，因此在欧洲有庞大的武大校友群体。

当武汉面对疫情劫难时，这些散落在欧洲的武大校友们便通过各自的渠道，为在青春时代生活过的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瑞士工作的苏振中用“人生最美好的四年”形容在武大读书的日子，他现在仍旧能够想起当年夏天男生们光着膀子睡在教学楼顶上的画面。每到春天，自然更不会忘记武大樱花遍地的盛景。

所以，当武汉疫情的消息传来时，苏振中很为武汉的同学和朋友担心，尤其是那些老教授，当年他能够去德国留学，也是得到了学校和老师的大力支持。

苏振中的担心不无道理，这次疫情中有多位武大老教授因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去世。在汉堡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工作的周睿睿，父母就是武大的老师，她自己也毕业于武大。武汉采取管制措施以后，她一度很担心父母的情况，但身在德国又无法赶回家里，所以本能会让她必须为自己的父母和生长的城市提供帮助。“就好像是看见自己的孩子前方有车辆驶过，你一定会挡过去，脑子里不会有别的想法。”她形容说。

周睿睿和在德国的武大校友们听说武汉实行管制都很焦急，起初大家想着一起把捐赠的东西聚集在一起，然后统一发给国内，后来发现这根本行不通，物资太多又没有渠道，海关就过不了。而且德国武大校友并未在当地注册，因此在接收捐款方面存在合法性的问题。

就在这时，法国的武大校友会发来了邀请，这个在欧洲有着最多人数的武大校友会正在寻找全欧洲的渠道，来为武汉捐助。

陈立（化名）在法国巴黎工作，据他介绍，法国武大校友会超过一千人，并且是很早就在法国注册的社会组织。从12月份媒体曝出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时，法国校友们就开始在群里讨论，但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会这么严重。

武汉实施管制后，法国校友会就行动起来，除夕那天，会长发出了号召，呼吁校友参加对武汉的捐助，然后通过大家的渠道，用捐款购买医疗防护物资送回到武汉。

倡导很快得到响应，校友们四处扩散捐赠消息，他们联系到了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以及荷比卢校友会（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等，最后变成了全欧洲校友会的团体性捐助活动。荷比卢校友会的朱丹女士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摒弃小我，以完成捐赠为目的。

捐赠活动由法国校友会发起倡导，德国校友会相应，荷比卢校友会则负责对外宣传扩散消息，欧洲各国和地区的武大校友也纷纷转发和参与。到捐赠活动的后期，参与者已经不仅仅是在欧洲的武大校友，还有很多在武大留学过的外国人、在欧的华人，以及很多欧洲普通民众参与进来。

这批物资是元宵节最好的礼物

虽然武大校友的人数众多，但捐赠物资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德国校友会的尹文（化名）介绍，各国和地区校友会将捐款统一打到了法国校友会账户，然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捐赠物资。但大家发现，由于欧洲医疗防护设备与国内的标准不一样，按照国内标准很难找到。后来他们就只能反过来先寻找货源，然后再把型号标准发回来，让在欧洲的医学博士校友甄别，确定能达到国内防护要求的物资才采购。

物资运到法国、德国后，再由志愿者们利用业余时间按型号、尺码进行分拣。法国校友会陈立告诉北青报记者，由于很多校友都有工作，大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分拣，平时还要利用自己的私人渠道去打通购买和物流环节，对于这些校友来说其实是很牵扯精力的。他自己就是上班时打电话联系航空公司和海关的运输渠道，下班了又去仓库帮忙分拣物资。

尹文说，物资往武汉运输的渠道一直都不稳定。刚开始法国、德国的校友们联系好了免费物流公司帮忙运送。第一批物资就从德国斯图加特发出，但到广州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又突然停了好几天，校友们非常着急，又通过国内校友会渠道找到快递公司协调才妥善解决，物资到了武汉也经历了类似情况，还是通过校友的努力才最终送到了医护人员手中。

但后来，随着中国国内疫情的加重，欧洲很多航空公司都取消了航班，最后几批物资已经找不到免费的物流，志愿者们只能从捐赠的善款中预留出物流费用。

“那几天，给大家都忙坏了，我自己都没什么心情工作，上班就是盯着群里的信息，希望物资早点送到医护人员手里。”尹文说，除夕夜法国校友会会长发出号召，德国校友会响应，两方一起起草了一篇宣传稿，整理当时已经收到的捐款和物资信息，忙着忙着才发现已经到了大年初一了，“这个年大家就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一点意识都没有。”

后来，以欧洲武大校友会为主体的第一批捐赠物资在正月十五当天抵达武汉，所有参与其中的武大校友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这批物资才是元宵节最好的礼物”。

欧洲战“疫”

为什么这些国家不强令民众戴口罩？

向武汉捐赠物资时，欧洲的武大校友们没有想过，疫情这么快就转战到了欧洲，而欧洲成了疫情的重点地区。

这个时候，这些在欧洲生活、工作、学习的武大校友们开始感受到了不同国家在防疫过程中的不同。

在法国，陈立感受到了身边华人的不安。虽然欧洲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意大利，但从增速来看，法国跟意大利差不多，只是爆发的时间比意大利晚了将近一周。

用华人的视角来看，法国民众对待疫情“心太大”，也太过于乐观。政府在对疫情的宣传中强调了新冠肺炎的传染性，但认为这个病毒的症状接近流感，死亡率可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患者都会是轻症。

法国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因体制和文化的不同，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循序渐进的防疫，算是“走一步看一步，随着疫情的发展逐渐收紧”。

陈立发现，在法国的防疫过程中，政府始终没有强调戴口罩的必须性，其实这跟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欧洲人普遍认为只有生病的人和医护人员才应该戴口罩，“他们将戴口罩和生病画了等号，所以很多民众直到今天仍不戴口罩”。

从疫情在欧洲增长后，陈立外出上班就会戴上口罩，但考虑到周围人的感受，他会把衣领竖起来，带上帽子和围巾适当地遮挡，感觉像个“特工”。有一次，陈立戴着口罩上班，在地铁上小憩片刻，而周围人都主动离他两米开外。他觉得很好笑：“那些乘客挤在一起，里面有的人咳嗽，有的人打喷嚏，但他们毫不介意，反而离我这个戴口罩却毫无症状的人远远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陈立也理解法国政府不强令每个公民都戴口罩的初衷。他一直都在关注法国疫情的防控措施，法国卫生部长曾在电视上向民众宣讲政府采取措施的原因，是希望能够让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数量曲线尽可能地放缓，这样就能够保证医疗资源的充足，避免出现医疗资源挤兑的情况。而医疗资源能够维持的关键，就是医护人员必须得到足够的防护，所以法国将口罩全部国家征用，避免民众抢购引发医护用品短缺。

这个问题苏振中也深有体会，他所在的瑞士是个地处法德意包围的小国，总人口800多万，如果政府号召民众都戴口罩防护的话，瑞士库存的口罩会在几天内用光，而瑞士包括整个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都不生产口罩，产量供不上的话，医护人员会处于危险之中，这才是最致命的。

苏振中认为，瑞士目前感染人数不多，但如果对比国家人口基数的话，感染人数在欧洲就排在前列，而瑞士的医疗资源远不如德法意，因此目前瑞士的形势在华人眼中并不乐观，瑞士前不久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学校停课，公共场所关闭，员工大部分都回家工作，他也在家工作了两周时间了。

为什么采取“群体免疫”策略？

在德国做社会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周睿睿，会从社会学的专业角度看待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目前的防疫措施，她认为德国政府的做法就是国内所说的“群体免疫”方式，英国的做法跟德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中国民众看来有所误读。

德国政府是希望将病毒感染人数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去完成防疫。“打个比方，假设德国目前有六百张床位，如果有一千个人同时感染，床位肯定不够用，很多人会因无法得到医治而死亡。但是如果增长速度被拉长，分批感染的话，床位是足够的，感染的人群中，轻症就自愈了，重症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

周睿睿和陈立都提到了“医疗资源挤兑”这个词，他们认为德法英等国其实是吸取了意大利此前防疫的教训，意大利的现状就是突然大量爆发导致医疗资源无法响应。周睿睿认为，德国人很难一下子接受强制隔离和限制措施，所以才去循序渐进地收紧防控政策，先是限制几千人以上的集会，然后是限制几百人的集会，这种方案符合欧洲现行体制架构和民众心理。

3月1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了关于新冠疫情的讲话，周睿睿进行了同期翻译后第一时间将译文通过公号发布出去，供当地华人参考。默克尔在讲话中将德国的防疫策略非常详细的告知了受众，她说：“我们的行为就只能遵循一条原则，减缓病毒的扩散，将病毒的扩散分摊到好几个月，以此赢得时间，这些时间将被科学家用来研发有效药物或疫苗，赢得这些时间也是为了让已经得病的人得到最好的治疗。”

在讲话中，默克尔还提到德国的医疗系统非常棒——“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健康系统之一”——但如果出现短时间以内大量重症病人被送进医院，医院也不堪重负。

周睿睿告诉北青报记者，德国人对本国的体制和体系有着“迷之自信”，但这种自信在外国人看来，有些太过乐观。因此华人们才会感到紧张。

武大荷比卢校友会的负责人朱丹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去了荷兰学习和工作，由于在海外生活的时间很长，她对欧洲尤其是荷兰的体制和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因此她认为绝大部分华人还是很难从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体制里去信任“群体免疫”式的防疫措施。

据其介绍，荷兰目前关闭了大量的公共场所，大型聚集性的活动也取消了，大部分企业也开始居家办公。荷兰政府号召民众要待在家里，尤其是老年人尽量不要出去，如果是有轻症的患者可以给医生打电话，医生会提供帮助，尽量不要去医院减少交叉感染，如果发现重症情况，则按照指定的流程到指定的医院去就诊。

“荷兰的医保普及率非常高，不管个人有钱没钱，看病的开销基本由政府负担。”朱丹介绍，因此民众和政府之间建立了很好的相互信任体系。前不久荷兰首相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有至少一半的民众在线直播观看，随后民众执行效果也很不错。“我在海牙居住的地方有很多酒吧，本打算在复活节时热闹一把，刚刚把阳伞、桌子支起来，国家就宣布了停营规定，第二天这些酒吧就把东西都收了。”

朱丹分析，像荷兰以及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自律性比较强。而意大利恰恰相反，他们比较重视家族观念，朋友聚会很多，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这可能也是意大利疫情扩散的原因之一。

朱丹认为，欧洲大部分国家采取“群体免疫”措施，也是欧洲各国的专家经过科学研究做出的结果，就是要用时间去换取医疗空间资源。

华人互助

以前捐助国内 现在也被国内捐助

北青报记者从多位在欧洲生活工作的武大校友处了解，目前欧洲国家整体秩序比较平稳，各国都在逐渐收紧防疫政策，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关闭公共场所、停止集会和学校上课以及居家办公都成为欧洲新一轮的措施。

同时，欧洲各国政府在物资保障方面还是比较充足，这也能保证民众不会因为缺少物资而产生恐慌。“即便超市货架空了，第二天也能及时补货。”周睿睿说。

在德国生活的尹文两天前去超市买东西，确实很多货架都空了，卫生纸和消毒液都没了，蔬菜和水果也所剩无几，当时他还有点担心。第二天去时，货架已经摆满了货物。

不过，尹文在超市里发现德国人仍旧少有戴口罩者。但华人想要做好防护，口罩的资源却比较稀缺。“好在有校友会，大家看到海外华人的装备不好，有爱心校友就联系了国内的资源，给寄来了一批口罩和防护用品。相当于我们之前捐助国内，现在国内又来捐助我们。”

陈立介绍，此前欧洲武大校友们在向武汉捐赠防护用品时，并没有考虑到未来欧洲会爆发疫情，因此大家捐赠物资时都是一心发往武汉，自己一点都没有留。

后来欧洲疫情扩散很快，很多华人买不到口罩，校友会的志愿者就联系到了之前搞捐赠时的渠道，以团购的形式直接从经销商手里买进了一批口罩，然后再分给需要的华人。这样既满足了防护需要，又能够保证所购买口罩的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校友会志愿者还开车给有需求的华人挨家挨户地送过去。后来欧洲各国都封了国界，也限制了出行，但志愿者们还是通过校友会庞大的渠道关系，尽可能地为在欧洲的华人提供足够的防护。

谈归国潮

不打算回国添乱 “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欧洲疫情爆发后，陈立在朋友圈发了一些法国和欧洲防疫的报道，他本希望通过这些报道让国内的朋友知道自己所处的情况，没想到还是让家人担心起来，父母在凌晨两三点给他打来电话，“国内情况已经好很多了，要不就赶快回来吧”。

但陈立不打算回去，他觉得现在回国是“给祖国添乱”。前不久，陈立很纠结在办公室里要不要戴口罩，后来干脆就请假，希望避过法国的疫情增长期。

最近法国的疫情防控进一步提升，大街上人更少了，陈立所住的地方本身就在巴黎人口密度很小的地区，趁着人不多，他打算每天下午独自出去跑跑步，锻炼一下身体抵抗病毒。

身在荷兰的朱丹也接到了家里的询问电话，不过，她同样也没有回国“避一避”的打算。“这几天大使馆也发了类似消息，说目前最好的防疫策略就是原地不动，一旦回国，在飞机上交叉感染的几率特别大，同时还会给国内的医疗系统增加负担。”

朱丹分析目前出现的“归国潮”中，大部分是年轻留学生，他们刚来欧洲并没融入其中，很多人甚至一直都混在华人圈里，所以感觉很紧张，对欧洲国家的措施也没有信任感。

朱丹说，她还打算在荷兰帮助留学生做一些事情，因为今年的疫情，全世界的经济形势都不好，就业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她希望做一个公益项目，通过武大校友的资源，在线上分享一些欧洲各行业就职情况和工作建议，帮助年轻留学生在欧洲找到工作机会。

周睿睿也在和同伴们筹办一个有关海外华人权益保护方面的公益性组织。在疫情爆发后，作为社会学学者的她敏锐地感受到因疫情而出现的歧视华人问题，她身边的华人朋友就曾被指责为“病毒”，周睿睿觉得华人应该团结起来发声，“歧视会造成恐慌，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发声，让歧视者知道我们的态度。”

苏振中同意周睿睿的说法，他认为留学生回国潮的一个原因跟舆论报道的个别国家个别人士攻击华人有一定关系，这会让年轻留学生产生恐慌感，尽管这只是少数，但在华人圈里会被放大看待。另外，一些年轻留学生还是不习惯欧洲的防疫措施和生活习惯，他们因此而担心被传染。“疫情开始后，瑞士朋友还会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当时让我都觉得又惊讶又为难。”苏振中说。

不过，他觉得，如果不是因为签证到期等特殊原因，完全没有必要回国。因为飞机上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回国还要接受14天隔离，以后再回欧洲可能又要受到防疫限制。

“话虽这样说，但要真的融入一个跟自己祖国完全不同的社会，是需要时间的，万一出现问题，在国外势单力薄。”尽管尹文觉得住在国外就要响应国外政府的防疫号召，自己不打算回国“躲避”疫情，但他同时也认为国内民众还是应该包容度大一些，只要回国的华人能够配合国内的防疫检疫，就没什么可指责的。“这个时候回国，还不是求个平安嘛，我们共同的敌人还不都是病毒。”

实习生 郭悦 统筹/孙慧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编辑/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