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世界卫生组织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病毒没有国界，它影响的对象也不分种族、肤色、财富多少，所以应避免将病毒与某些人联系起来。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说：“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起源于北美，我们没有称它为‘北美流感’。所以涉及其他病毒时，我们采用同样的命名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他进一步认为，疫情当前，大家需要团结合作，现在应该是团结的时刻、尊重事实的时刻、共同抗击新冠病毒的时刻。
在2015年，世卫组织便正式宣布，以后不准以地名来对新疾病命名。而这一决定背后，不得不提到那个让西班牙“背锅”了一百多年之久的“西班牙流感”历史。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5亿人感染，4000万人~1亿人死亡。而当时的世界总人口，不过17亿人左右。根据事后的科研表明，“西班牙流感”并不源自于西班牙，“零号病人”也并不出现于西班牙。
为什么，从欧洲向全世界蔓延的大流感，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因为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美德和所有欧洲参战国，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一切可能有损于前线士气的事情都不允许报道，更不允许把区区流感渲染成“瘟疫”。整个欧洲，只有中立国西班牙的媒体不受管制，他们也不用报道战争，每天就报道自家的流感情况，全球媒体也迅速跟进，甚至还给西班牙流感病毒起了一个名字，叫“西班牙女郎”。就这样，强势媒体确定了这个名字，并且流传至今。
这场流感推动了口罩的普及使用（历史图片）
许多人不知道，这场百年前的全球性疫情破坏力如此巨大，也伤及了无数文艺界名人——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及其妻子就是死于这场“西班牙流感”；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在小说《天使，望故乡》中，记录了他的兄弟死于“西班牙流感”的故事；还有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玛丽·麦卡锡、迪斯尼创办人沃尔特·迪斯尼等等都被传染最终幸而痊愈。
时至今日，曾让人心惊胆寒的“西班牙流感”在医学研究上仍有重要的意义，在那场疫情中曾犯过的错误也不时为今人敲响警钟。今天夜读的文章，来自英国作家凯瑟琳•阿诺德所著《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作者在充分研究那个时期原始档案的基础上，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笼罩在流感阴霾下的世界，走入流感中普通人的生活图景。
[英] 凯瑟琳·阿诺德 著；田奥 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
同时，历史教训也在表明，将疾病与国家地区捆绑在一起乃至污名化，并不有助于对抗打败疾病，相反，它树立了对立情绪，伤害了正在互相援助的全球普通民众。
如果只从民族身份来说，西班牙流感一点也不西班牙。起初，在1918年的头几个月，大多数医护人员都相信自己不过是在处理与普通流感或季节性流感严重程度相差无几的流行病暴发。但随着疫症持续，甚至连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都跟着他的臣民们一起患病，西班牙报刊开始讨论这种流感所携带的强毒株。关于疫症的讨论之所以在西班牙成为可能，皆因该国在“一战”中处于中立地位。换作其他地方，比如英国和美国，仅让讨论推测停留在诸如《柳叶刀》或《英国医学杂志》等医疗期刊的版面上。1918年6月，当“西班牙流感”这个概念首次在话语中被使用时，《泰晤士报》抓住机会奚落这种疫症不过是昙花一现。到了1918年秋天，当“西班牙流感”致命的第二波传染浪潮开始侵袭全球人口时，这种疫症的冲击已经无法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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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当西班牙流感的首波传染潮席卷欧洲，人们绘制了一些卡通形象和漫画，将之描绘成一个“西班牙女郎”。西班牙流感被定型成一个穿着黑色舞裙、披着头纱、拿着扇子、骨瘦如柴的骷髅头女士。“西班牙女郎”成了流感疫症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另一个标志则是口罩）。
2008年9月某日，约克郡的一处教堂墓地呼呼地刮着风，太阳渐沉。一个破败不堪的铅衬棺材89年来首次被打开，数小时后又被重新埋葬。暮色里，相似的葬礼祝祷词再次在墓园中响起，与此同时，棺材中遗体的一部分样本被冻结在液氮里，转移到实验室去，为的是拯救数百万人的性命。医学研究者们之所以掘出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的遗体，是为了鉴定出在“一战”的最后一年杀死了1亿人的极具毁灭性的西班牙大流感病毒。马克爵士身为英国外交官，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感染西班牙流感的，并于杜伊勒里公园附近的酒店里病逝。与许多西班牙流感的罹难者一样，马克爵士身体健康硬朗，当时不过39岁，适值壮年。
马克爵士的遗体被封存在一个铅衬棺材里，以与其贵胄地位相匹配，而后他被运送到位于约克郡西部的赛克斯家族府邸——斯莱德米尔府。他被埋葬在府旁的圣玛丽教堂墓园。如果不是因为马克爵士的遗体被密封在一层厚厚的铅制棺层里，他的人生事迹或许就会悄无声息地遁入历史之中。但要巧不巧，铅层带来的化学反应戏剧性地延缓了遗体软组织的腐化过程，给了科学家们研究Ｈ5Ｎ1禽流感病毒之先辈的罕见机会，借此更好地调查禽流感病毒。一个关于1918—1919年流行病起因的理论认为，这场疫病正是源自禽类病毒Ｈ1Ｎ1，这种病毒与Ｈ5Ｎ1相近。研究者们相信，马克爵士的遗体或许隐藏了关于流感病毒如何跨越从动物到人类的物种界限的珍贵信息。
2011年，世界范围内仅存5个可用的Ｈ1Ｎ1病毒样本，没有一个取自铅衬棺材里保存良好的人类遗体。科学家们已经利用在阿拉斯加发现的冰封遗体对Ｈ1Ｎ1病毒进行测序，但对于病毒如何杀死宿主及其在1919年是如何变异的（它正是在那时杀死了马克爵士），仍然存在许多疑问。
对马克·赛克斯爵士遗体的挖掘，仅仅代表了人们试图寻求“一战”最后一年致死疫病在全球范围传播之解释。从1918年春天到1919年夏天，在三次连续的传染潮中，这种被称作“西班牙大流感”的传染现象在全球杀死了约1亿人。当时这种疫症尚未立即被归类为“西班牙流感”，或者是更花哨的绰号“西班牙女郎”。西班牙流感的形态变化莫测，宛如一只狡猾的野兽，很难仅从急性呼吸障碍、体内出血和发烧的体征上确定它的一般特性。随着病毒不断升级，许多医生和平民都怀疑这种末世般的疾病是否真的仅是流感这么简单。
1918年，美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搬运流感受害者（历史图片）
今时今日，除了禽流感、ＳＡＲＳ、ＨＩＶ和埃博拉病毒会定期带来健康方面的恐慌，我们很难想象一种像流感这么常见的疾病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病痛和死亡。尽管我们大多数人在一生之中会接触好几次流感，但其实流感疫苗大约只有50％的有效性，绝大多数人仅通过极少的医疗护理就能痊愈。那西班牙流感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它为什么能带来这么具有毁灭性的影响？
1918年1月，世界仍处于“一战”之中，这次战争的规模史无前例，最终导致了3800万人死亡。战争仍未结束，Ｈ1Ｎ1流感病毒的暴发接踵而至，从欧洲到非洲，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印度到挪威，它甚至带来了比战争本身更多的伤亡。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这种流感病毒，其中10％—20％的感染者死亡。在疫症暴发的头25周，已经有2500万人横死，重量级的历史学家们将西班牙大流感称作史上最严重的医疗大浩劫，死亡人数甚至超过黑死病。
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疫症结束。尽管死亡率一再攀升，欢呼的人群还是聚集在曼彻斯特的阿尔伯特广场庆祝休战协议的签署，然而人们浑然不知自己将“西班牙女郎”也邀请了过来。这种致命的病毒保持活跃，一直到1919年。
流感时期，纽约戴口罩的行人（历史图片）
除了惊人的可传播性，西班牙流感最可怕的地方还在于其令人恐惧的患病症状。比较下来，在一般的西班牙流感病例中，病毒会在宿主的体内潜伏24小时甚至更久，四五天后流感症状才会显露出来。起初的症状有头疼、体寒、干咳、发烧、虚弱和食欲不振。患者一般会感到疲劳，有些人会马上出现支气管炎和肺炎并发症。从流感中恢复如初可能要花费数个星期甚至更久时间。尽管流感是一种显著且辨识度高的临床实体疾病，但许多病患和一些医生仍倾向于将大多数呼吸系统疾病统统划归到“流感”这个总称中，这会让人弄不清状况。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得了流感仅仅意味着休息几天不上班，吃几片扑热息痛片，躺在沙发上喝热柠檬水。
在战场上，无论协约国军队还是德国军队都出现了大规模死伤，10万伤亡的美军士兵中，因西班牙流感而病死的士兵就有4万之众。流感随着军事行动传播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从美国到法国，这位“西班牙女郎”伴在天真的步兵小子们旁侧，来了次环球旅行。
百年前美国媒体图，戴口罩搭乘交通工具（历史图片）
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凄惨，家家户户都只能闭门不出。在纽约，600个孩子直接进了孤儿院。纵观寰宇，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止息，一座座城市变成鬼城。在华盛顿和开普敦，殡葬人用完了所有的棺材，而在费城，随着埋葬尸体的空间逐渐短缺，市政府只能用蒸汽铲挖出巨型墓坑。人们对“西班牙女郎”的恐惧源于对1348年黑死病、1665年大瘟疫和19世纪40年代席卷欧洲的霍乱和斑疹伤寒感染潮之想象，一些人推测这压根就不是流感，而是瘟疫，他们开始担心人类会因此灭绝。美国流行病学家维克多·Ｃ。 沃恩（Victor C. Vaughan）在1918年指出，彼时的医生“对流感的知晓程度跟14世纪佛罗伦萨人对黑死病的了解程度相差无几”。
交战双方的战士和平民现在都意识到，死亡是新的敌人。随着彼此独立的疫情暴发连接在一起形成可怕的传染模式，世界好似处于外星人的侵略之中。
西班牙流感另一个让人不安的特征是罹难者的年龄。一般来说，免疫系统欠佳的孩子和老人是最容易因流感而丧生的。但在西班牙流感疫情中，绝大多数罹难者是健康的成年男女，他们正值壮年。在马萨诸塞州，一位助产士帮助一名年轻女子生下早产婴儿，结果几个小时后母子双双殒命。
在1918年春季到1919年夏季之间，这位“西班牙女郎”一直跳着死亡之舞，毫无预兆地随机杀人。世界好像处于一部灾难片里，没人知道世界上哪个角色会生，哪个角色会死。幸存者包括富兰克林·Ｄ。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他正是搭乘走了霉运的“利维坦号”军舰，经过几乎致命的旅程抵达纽约的。
1918年美国流感病房（历史图片）
病愈生还的还有伟大的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以及作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电影明星莉莲·吉许（Lillian Gish）、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和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西班牙流感的经历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作家们首先留意到了这种变化。据传，斯坦贝克的观念就被流感经历永远改变了。关于西班牙流感的回忆录《灰色马，灰色的骑手》（Pale Horse，Pale Rider）作者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也将这疫症看作改变自己人生方向的一段启示。美国首屈一指的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在他著名的小说《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Angel）中，以迷人又扣人心弦的方式记录了他的兄弟死于西班牙流感的故事。
除“西班牙女郎”本身，西班牙流感期间最独特的景象就是口罩。尽管口罩并不能有效防范疾病，但它仍成了疫症中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口罩的使用从医护人员传到了平民百姓中，人人都戴着这么个白色的东西，牢牢地系在脑后；在许多城镇，你要是不戴口罩出门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交警们戴着口罩指挥交通，一大群人拍家族照时也都戴着口罩，甚至连猫狗也被套上了口罩。这个时期照片里戴着口罩的人物，让人联想到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荒诞又诡异。
全家与宠物都戴着口罩（历史图片）
西班牙流感疫情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还是它的起源，如今的研究者和历史学家们还在继续争论这种疫症的起因和本质。一些人仍然认为西班牙流感源自法国战场，是从动物流感变异而来的，另一些人则宣称西班牙流感压根就不是流感，而是一种腺鼠疫。战争是阴谋论突起的绝好机会，所以许多人相信西班牙流感是人造病毒，这一点儿也不稀奇。有些人宣称流感是由德国Ｕ型潜艇在东部沿海地区释放出来的，或者是通过拜耳阿司匹林片包装传播的。时至今日，以上解释仍在被不断讨论。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