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鼠年春节，武汉难得放晴，张赛抓紧留了个念

前两天，《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找到了外卖小哥张赛的联系方式，他说想看看张赛写的小说、童话和诗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外卖小哥张赛一直在武汉送外卖，他没有忘记用文字记录下他在武汉送外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张赛和他的日记火了，也引来著名文学期刊对他的关注。

希望武汉好起来

“我很难受。希望武汉早日好起来。”张赛在他的第一篇武汉日记的结尾处写道。

1月30日，《单读》微信公众号以《一位武汉外卖员的自述》为题发出张赛的这篇日记。这篇日记是《单读》编辑刘婧在征文来稿中发现的。

早在1月26日，《单读》发出了征文消息，希望大家将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写下来，家庭主妇、外卖小哥、学生等各行各业的人通过投稿邮箱发来稿件，“外卖小哥、武汉封城这都是吸引我们大家的关注点。”刘婧在大量来稿中发现了张赛的日记，她看重这样的素人写作，文字都是自己所见所感，语言没有华丽辞藻，却让人耳目一新。除了个别错字，刘婧甚至没有对文字进行修改，她觉得按成熟作者的写作来修改，没有意义，“看到这些文字，真的让我又惊喜又安慰。”

张赛在日记中写道：“疫情让人闭嘴。让身边不幸的人永远闭嘴。我想说话了。”接二连三，张赛已有6篇日记发表，而发表作品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他写武汉的街头：“就算我读完世上所有的小说，在心中也搭建不出今天武汉街头的安静。”“今天下班的时候天有些黑了。有车，没人按喇叭。有人，没人说话。有雨，有雨声。”

“忙的时候，思想会停在动物的水平线”“我就想起张爱玲说过的那句话，大难来时口燥舌干”……张赛日记的字里行间有很多这样简洁却有深度的文字。

“写得太好了，平静，真实”“很久很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文章了”“请继续投稿，我们都在看”，网友们被这些文字感动，而张赛也被网友的文字感动。

觉得自己不孤单

张赛是1月28日开始写日记的，他每天在武汉送外卖，刚开始武汉封城的时候他很害怕，于是他很自然地拾起写日记的习惯。他曾经写过9年零1个月的日记，那些记在纸上的日记被他锁在老家的木柜里珍藏，它们是他心中的宝贝。

这场疫情到来后，张赛的工作时间变短了，不再像以前常常会工作到夜里10点才回到出租房。现在他早上9点出门，下午3点就能回家，挣的钱会超过9000元，比疫情前要高。“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回来后就一个人疯狂刷各种新闻，自己把自己放在信息轰炸中，有一种崩溃的感觉。”他说，写日记会安抚自己。

这一个多月来，除了写下十几篇日记，对于张赛来说，他更感受到人情冷暖的变化。“突然之间，大家都变得客气了。不是大多数人，而是每个人。”过去，有人会抱怨他上门敲门，为什么不先打电话。“我比我的同事更敏感，遇到这种人会更委屈。”张赛说，但现在有一种平等的关系，“他们把我当成一样的人，我们是平等的。”

张赛的日记发表后被某报记者发现，那位记者通过编辑部找到了他，张赛火了。他的同事也在网上看到了消息，他们说：“你出名了！”但张赛说，他平时就不爱说话，就像是隐形人一样，虽然大家知道他的日记，相互还是热乎不起来。

张赛给远在河南的爸爸打了电话，张赛爸爸以前经常会说，“赶快结婚吧，把希望放在下一代。”这一次，爸爸说了一句“还可以”，张赛想，不知他挂了电话，会不会很高兴。

张赛经常会对老婆吹牛皮，他会说“我不是干活的料”，老婆总会回他一句“你到底是干啥的料”，而这一次他证明了自己，老婆也为他高兴。

张赛要好的一位朋友说，这些日记不是他写过最好的，他以前写的那些更好的，他都看过。

武汉的街头还很安静，但张赛说，现在他不再是一个人在送外卖，好像很多人在同时看着他送外卖一样，“感谢互联网，让我和外界有了联系，我还会写下去，我觉得自己不孤单了。”

不能把汤洒了

张赛的老家在河南驻马店泌阳，他说，他的文学爱好遗传自妈妈。

张赛的妈妈1988年因一场意外去世，那时他小学即将毕业，成绩从此一落千丈。妈妈去世后的第二年，爸爸也出了意外，腿不行了，他和爸爸只能靠哥哥打工挣钱养活。初中三年，对张赛来说特别难熬。他考上了高中，但家庭状况无法让他继续上学，他也像哥哥一样出外打工。但他心里不服气，“你们的课本是教育部定的，我的课本是自己定的。”

张赛的妈妈喜欢读书，家里都放着她爱看的书，张赛因此读过一半的《红楼梦》，另一半《红楼梦》被妈妈的好友借走，妈妈去世，那位好友也赖账不还了。家里放着不少“伤痕文学”小说，也被他看了好多遍。张赛上中学迷上了李敖，后来却不再喜欢。再后来南下打工，他在工厂流水线上做纸尿裤，在鞋厂干活。但这些地方的图书馆被他紧紧依靠，他看了很多书，很多诗人的诗集他都看过。逐渐地张赛发现，他更喜欢柔软的东西，他最喜欢张爱玲的东西，“张爱玲随便写一句，能让你想到很多东西。”就因为看了张爱玲的文字，张赛说杀猪的声音听了好多回，再去听就不一样，她的笔特别神奇。

早在2003年，张赛曾经把他写的小说投进邮箱，他的目标是《人民文学》《中山》《十月》这些专业杂志，但没有人给他回音。就像他在日记中所写“长久以来，我不想说话。我写文章，我写小说，我写童话，我写诗，但我不投稿。因为投了也不中，更因为投了的作用还不如投一个石子到水里的涟漪大。”

这一次他的日记终于让他找回了昔日的文学梦想，但他说，“我想的还是不能把顾客的汤洒了，想的是2:58一定送达。”他对自己也开始了反思，他觉得自己的见识很浅，只有进工厂、送外卖、家庭生活这些经历，从未旅行过，工作地在哪儿，旅行地就在哪儿。而且他感到自己的知识储备也少，没有什么自然科学知识积累。他不知道自己的日记是否有出版的价值，“当一个文字工作者一定要让别人喜欢自己的文字，如果别人不喜欢就不去做。”

本报记者 路艳霞

编辑/彭小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