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朋友说，甲板上有微弱的信号。我就穿了件厚衣服，登上甲板给家里人打电话。海风呼呼地吹，特别冷，我只能用断断续续的信号大声喊，告诉家人自己和女儿怎么样了。

口述：肖静|49岁|网店店主|湖北武汉

整理：张宇琪|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现在，我在家陪着10岁的女儿上网课，一天三顿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因为疫情的缘故，难得闲下来，和老公女儿晒晒太阳，享受着生活的烟火气。

但今年春节的那次遭遇，至今回想起来，难免还是心有余悸。

春节前，我和女儿订了一张日本观光邮轮票，航程共6天5晚。按着正常的行程，这艘邮轮回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时间，应该是大年初一早晨。

可谁曾想，船上有15个人出现发热症状。而且，包括我和女儿在内，船上有148名湖北籍旅客。当时，疫情不断升级，我们这邮轮要靠港简直太难了。

没错，我乘坐的就是“歌诗达赛琳娜号”——一艘引发很多人关注的邮轮。

本来，在大年初一早上，我醒得挺早。想着邮轮要到港了，终于可以和女儿结束旅程，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当时，对疫情也有一点担忧。由于邮轮上没有信号，之前靠泊日本佐世保港时，我才听说武汉“封城”的消息。但没想过疫情后来会这样严重。

通关入境日本时，我虽然不认得日文，但看到不少牌子上，都写着“武汉”两个汉字。听说我和女儿来自武汉，日方人员测量体温时，就会重点关注。

返回天津靠港的前一天，我们在邮轮上看了春晚，竟然有临时增加抗击疫情的特别节目。看到这一切，我更加担心了起来，当时就想着赶紧下船回家。

大年初一早晨，收拾妥当行李后，我把女儿打扮漂漂亮亮的，叫上隔壁屋同行的朋友，一起去餐厅用早餐。

早上7点多，用餐的时候听到广播响起：天津海关已经上船检查，所以暂时不能靠岸，请大家在各自的房间等候。

当时，不少人跑到服务台去问，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时候能下船。不少人已经订好了高铁、飞机或酒店。我和女儿也准备先去北京，再坐飞机回武汉。

餐厅里旅客们开始议论纷纷了，说什么“好像船上有发热病人”“听说有穿防护服的人上船检查”“要是查出被感染者，所有人都无法上岸”……感觉大家有些恐慌了。

我和女儿也没办法，只能回到房间里，等待海关进屋来检查。虽然心里挺害怕的，但又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干等着。

女儿一直问我，“妈妈，我们为什么不能下船了”。我只能一遍遍安慰她。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来了，来了”。我推开门，看见走廊那头，两名全副装备的医务人员正挨个敲门。

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全身穿防护服的人，感觉像是电影中的场景一样。我怔了怔神儿，又关上门等着。

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响起，全身防护服的人站到了我面前。他们说话很和气，测完体温，又详细询问了我们近期的旅行居住史和密接人群。检查过后，说了一句“谢谢配合”，轻轻带上门离开。

过了一会儿，又听别的房间里有人议论，说刚才有直升机飞过来了。不一会儿，大家又在聊，“海关已经把发热人员的样本采集完，由直升机送走了”。

在船上潦草吃了点午饭，我们又返回房间里，一直等待着。船上大部分游客，表面上保持着镇定。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只要有人感染，大家恐怕都要隔离。

我们的房间没有窗，待久了觉得压抑得很。我已在心里做着最坏的打算，如果船被隔离，不知多久才能回家。

想到这里，我又开始有些后悔了——当初预订邮轮时，为了省点儿钱，没订带窗和阳台的房间，实在不应该。

害怕、焦虑、后悔、无奈、压抑，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后来，听朋友说，甲板上有微弱的信号。我就穿了件厚衣服，登上甲板给家里人打电话。

海风呼呼地吹，特别冷，我只能用断断续续的信号大声喊，告诉家人自己和女儿怎么样了。

等着等着，已经到晚上了。听说上午采集的样本，都是阴性的，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晚上8点多，邮轮上的旅客陆续下船了。

下船后，我和女儿，还有其他湖北籍的旅客，被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安排到一个酒店隔离。酒店环境挺好，住进去感觉挺安心的。之前一直在邮轮上漂着，终于能踏实地在陆地上，睡个好觉了。

当地政府对我们很照顾，酒店服务员也很热情，没有人因为我们是湖北人，而有什么推阻躲闪。

每天两次，有人提醒我们量体温。酒店每天提供不重样的餐食，还问我们想吃什么，说是会给我们做，感觉很温馨。

我也一直关注着武汉的情况。家里人都劝我，说武汉疫情严重，如果能在天津多待几天，尽量晚些天再回去吧。于是，我和女儿就在酒店安心住下了。

一直在天津待到2月22日，我们才回武汉。到家后，每每想起邮轮上的经历，虽然有惊无险，却也把人折磨得够呛。

自此，也对天津有了一份新的情感。想着疫情结束后，一定要再去一次天津，好好看看这个城市。

编辑/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