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

【徐强，东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汪曾祺年谱》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散文、杂著卷分卷主编。】

汪曾祺的晚年小说，率多短制。本集所收二十四篇小说，悉数如此。

有人或会说是日益走向洗练一途；有人或赞为“庾信文章老更成”；有人说是实现了衰年变法；有人则会指出某些作品不够饱满，“淡”得过分，甚至说是年老气衰……

但翻读本集，谁也不能否认，感情充沛、神完气足之作，所在多有。

《天鹅之死》篇后缀句“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且不说作品本身的感染力吧，仅就六十七岁的作家把一篇小说写到自己老泪纵横，这样的场面怎么想都是感人的。

他的艺术探索热情也从未冻结。

《天鹅之死》把天鹅和跳“天鹅之死”的芭蕾演员两条线交错进行。《窥浴》是一首“现代抒情诗”。《八月骄阳》是现实主义，却有意穿插这样的描写：

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

用蝴蝶的上下纷飞写老舍的起伏不定的思绪，作者在自觉地探索一种“意象现实主义”。

在多个作品里，汪曾祺写奇怪的梦，逗人的死，奇思妙想不绝，先锋派头不减。

在这些晚年作品里，汪曾祺继续展开着市井百态、人物群像。集中写梨园题材的不少，仅以这一批作品而论，就集合了剧团各色人等，举凡打“下串”的、打小锣的、打小鼓的、吹黑管的、写海报的、机关科员、剧务杂役、正骨大夫、梳头师傅……无不成为小说的主人公。

作者用基本是善意揶揄而又时见深沉冷峻的态度，描写小市民的愚昧、自私、偏执、睚眦必报等负面人格，或良知的泯灭、人性的迷失、美的毁灭。可以说，作者透过一幕幕社会的悲喜剧，展示人性的小景。

这些悲喜剧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众所周知的那个荒谬年代。

本集中的小说和书信所关涉的主要故事时间，都发生在那个非常年代，或至少关涉到那一时段。如果不是本次结集，我们也许还意识不到，汪曾祺居然曾写下这么多关于那个年代的故事。

显然，在这些故事发生的当时，汪曾祺还不可能去书写它们。自四十四岁至五十六岁，他做的是听命的写作，既没有闲暇，也不可能有兴致，更重要的是——还不具备必要的理性审视距离。

这些，只能诉诸十年乃至更多年之后。——它们多数写作、发表都在一九八四年之后，也就是作家本人六十四岁以后的十多年间。

在巴金《随想录》出版的纪念会上，汪曾祺曾发言说：

“我倒是希望他不要再写了，把这种沉重的历史负担放下来，轻松几年。我看他的书，很痛苦。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始终是一个流血的灵魂。我看这个血可以止住了，让别人去流流吧。”……“他的这个责任应该由我们担起来。”

这些书信和小说，正是汪曾祺身体力行“担责任”的体现，也是他对时代的良知性的发言。字里行间，都充盈着作家对人性的拷问、对历史的反思，是对非常时期里荒谬世事的温和而有力的批判。这种道义担当在汪曾祺是自觉的、有计划的、有持续性的，直到生命终结前夕。

当然也包括对自身的反思。这一点正是他在《随想录》纪念会上指出巴金最可贵的一点，“没有把自己‘摘’出来”。这种自我反思，在因篇幅所限暂未能够或不便入收本集的另外一些作品中，表现更其鲜明。

这些作品对于汪曾祺来说，是真正不可或缺的。有了它们，我们乃确知，有着特殊际遇的汪曾祺，面对复杂的二十世纪，真正走出了历史的迷雾，用理性的艺术沉思，成就了完善的作家人格。

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都要在这个主题上有所发言。

有此一集，汪曾祺乃不遗憾。

约稿编辑/王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