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现在的医生是刀尖上的舞者，那么麻醉科医生，就是在刀尖上和病毒跳的‘贴面舞。’”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麻醉科医疗副主任万里说。

随着疫情扩大，同济医院的中法新城院区和光谷院区这两个分院设发热门诊，同时整个院区全部改为定点医院，只收治重症肺炎患者。这些重症及危重症的病人普遍存在肺部严重病变的情况，呼吸困难，需要通气治疗。在无创呼吸机不能满足病人病情需要的时候，则需要进行气管插管。

来自同济医院和各个国家医疗队的40名麻醉医生迅速集结，抽调精兵强将，在两个院区组建了一支“同济插管小分队”，小分队的成员从20多岁的年轻医生，到50多岁的教授。他们在含有高浓度病毒空气中与肺炎病人面对面，在保持不到10cm的距离，为其麻醉、插管，被医院同事称为“插管敢死队”。

全院上下殊死一搏

“我愿意做第一位冲锋战士”

自2019年12月初发现病例，同济医院迅速做出反应，发热病房从1个病区到3个院区，发热门诊从110平方米扩建到5000多平方米，，启动三级预检分诊机制，扩增了50倍。几天内改造了7737平方米医用面积，开放2025张重症床位，将全部医疗资源投放到抗“疫”工作中。

3110名医务人员，持续奋战50天；截至2月25日，同济医院和各医疗队并肩作战，累计收治重症和危重症病人2443人，开展确诊和疑似患者手术125例，肺部CT 检查病人16921例，接诊发热病人33763人次，在线发热门诊咨询服务61534人次，均为武汉市最多，目前已治愈出院538人。

为了及时满足工作的需要，麻醉科迅速抽调了科室的精兵强将，在两个院区组建“同济插管小分队”，小分队的成员从20多岁的年轻医生，到50多岁的教授。40位医生分组配合，在两个院区，协助各个国家医疗队，完成重症病区的急救气管插管任务。

同济医院麻醉科党支部书记兼麻醉科医疗副主任万里，第一个报名了发热门诊任务，帮助病人插管和手术麻醉。大年初二，他接到了全院第一份插管任务。患者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呼吸困难，出现了低氧血症，无创通气血氧已经不能维持生命体征稳定，情况十分紧急，需要立刻安排气管插管。

当时的搭配考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带一位副手。进入隔离区前，两位医生穿上隔离服，戴上护目镜，套了三层手套之后，还要罩上一个大大的头罩。

万里说，正常情况下的外科手术，医生们只要戴上一层口罩，穿上一层隔离衣和一副简单的橡胶医用手套就可以，但面对新冠肺炎病人，他们必须做到3级防护，至少2层口罩，3层防护外套加3层手套，保持尽可能的封闭状态，不让一寸皮肤裸露在外。

“紧张，说不怕死是假的，谁不是父母的孩子？谁又不是孩子的父母呢？但这就是我的使命！”万里说，作为一名医生，他必须学会调整心态。厚厚的隔离服让他感觉很不舒服，加上闷热、紧张，很快就出汗了。“但我们医生到了医院就是‘战士’，和上战场一样，第一次都紧张，可真打仗起来，就想不起紧张来了。”

从打开病人口腔那一刹那开始，就意味着会有无创呼吸机的气溶胶、飞沫出来。他看了一眼患者的血氧浓度，将手紧紧压住他口鼻上的无创呼吸罩，减少氧气的泄露，让患者的身体储存更多的氧。

他介绍，新冠肺炎的危重症患者，大部分都是高龄人群，且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其它基础病等。在插管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万里医生今年46岁，很早就获得了医学博士，如今他是同济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医师，在急危重症围术期管理、区域阻滞麻醉有着丰富经验。但人内心恐惧的根源始终来自于未知，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但仍一直安慰身边的同事。因为他明白，“这个时候我自己不能乱，其他兄弟在看着我，我乱了，兄弟们必然会惧怕以后的插管，所以这次必须成功”。

储氧时间过后，万里将镇静剂、肌肉松弛剂等注射到患者体内，对正常患者而言，身体氧气的储备可以为操作留下两分钟的时间，但新冠肺炎患者肺部氧气交换功能差，身体氧储备更少，留给医生的时间可能不到90秒。如果这段时间不能完成操作，不但会对患者的脏器造成负担，长时间暴露在高浓度病毒空气中对医生也是一种危险。

“所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万里说，药效发挥作用后，老人全身肌肉松弛下来，胸腔的起伏消失，自主呼吸也停止了。他慢慢伏下身，小心翼翼摘掉病人的无创呼吸罩，轻轻打开患者口腔，将喉镜插入，慢慢摸索着声门。

带着三层手套，手感很差，再加上厚重的防护服，视线十分受阻。雾气慢慢挡住了视线，万里屏住呼吸，压低了身子，紧贴着病人的面部。侧过头，在雾气的斑驳之间寻找较为清楚的部分。

气管慢慢滑过声门，“开了！”

透过护目镜和头罩，他隐约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喷张了一下，气管下滑突然顺畅了，慢慢向里划入，他凭感觉调整好气管的位置后，将软管内的塑料支撑条抽了出来，连接呼吸机。病人胸腔随着呼吸机的节奏起伏，“73、78、81、85、90……”血氧含量上升，插管完成了。

每次为病人做气管插管手术后，同济医院麻醉科的医生们都要凑在一起，做笔记、讲感受，“不是为了开会而开会，我们是为了吸取经验，在下一次插管中，保障医生和病人的安全。”万里说。

从这一次开始，很多医生选择在护目镜上涂抹香皂、洗手液，甚至车窗用的防雾剂。但顶多能抗一个小时左右，这些含刺激性成分的材料紧挨着眼睛，时间长了会有干涩甚至刺痛的感觉，每次脱下隔离服，眼睛都要红一阵。

遇到困难气道患者

关键时刻要靠医务工作者专业判断和经验

同济医院麻醉科医生钱薇在中法新城院区工作，今年38岁，她是两个宝宝的妈妈。老大今年8岁，已经懂事了。加上钱薇的家庭都是医务工作者，在家人的谈话中，孩子虽然不明白妈妈的具体工作，但明白其中的危险性。钱薇说，在自己要走的时候，孩子和她闹了一天的别扭。

孩子不同于大人，不会说“妈妈我担心你”，而是有一套独特的表现方式，钱薇临出门，孩子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表现对妈妈的不舍，哭闹、焦虑，无论谁怎么劝也不行，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门口的妈妈，希望引起钱薇的注意。

“心疼，真心疼，但是我不能抛下我的兄弟姐妹们，必须和她们在一条战线上。”钱薇也只能咬着牙低头出了门。她说，大部分麻醉科的医生都是女性，别人和她面临着一样的艰难选择，而且自己的爱人还在一线奋战。

2月6日，在经过培训后，钱薇开始值第一个班。因为人手吃紧，麻醉科的医生们每个班次是24小时。刚开始一天插管4到5个病人，后来病区越来越多，危重病人又比较集中，3个同事连着跑，一天都要做9个插管。

从一个病区到达另一个病区需要通过一段露天的地方。当时正值乍暖还寒的时候，穿上厚重的隔离服，走过缓冲区，雾气一下子凝结在护目镜上，白茫茫一片。路过一段缓冲区，眼前才慢慢能看到些东西。

进入病区之前，每隔一段就是一个缓冲区域，进入病毒污染的ICU病区。过道上放着一台台治疗车、医药箱。她说，肺部疾病，肥胖的病人危重的几率要比普通病人高一些。让她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遇到的一个肥胖病人。

那天值班时，ICU病区一名危重病人需要做气管插管。在同事为她检查过隔离服之后，她来到需要插管的病床前，原本是她的上级陈明兵教授去进行插管，她在门外拿着药箱以防其他病人需要紧急插管。

但是陈明兵教授在里面已经呆了两个多小时，眼镜上涂抹的防雾剂早已经失效，雾气已经让他完全看不见病人的状况了，就叫钱薇进去帮忙。“我一看，麻烦了，体型肥胖，脖子短促，典型的困难气道病人。”

检查过病人循环状况不好、血压、心脏状态后决定了用药剂量，并准备了备用计划。钱薇说，一般人呛口水还要咳一阵，身体会有应激反应，而插管对病人来说，更是一项相当痛苦的经历。用药适当，让病人停止呼吸后，一是缓解病人痛苦，让他能配合呼吸机节奏，二也是对医生的一种保护，防止病人在抗拒时的反应，让更多的体液、飞沫喷溅传染给医生。

但等到药剂发挥作用，病人呼吸停止，她打开病人嘴的时候，发现可能是因为肥胖的关系，患者嘴巴不能完全张开，太小了，稍微先进一些的可视喉镜根本放不进去，试了几次都不行。

65秒、66秒、67秒……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如果再失败，就只能再用上之前的无创呼吸机，用气囊帮他继续维持，等待下一次操作。于是她马上决定换用传统的老式喉镜。这个时候，完全靠平时的经验积累和手感，陈明兵教授也过来帮忙。额头的汗划过护目镜，病人的血氧饱和度逐渐下降，二人屏住呼吸，准备再试一次。

“进去了！”终于，在更换了传统的老式喉镜后，一次就成功了。“只能说，高科技并不是适合所有的患者，关键时刻还是要依赖医务工作者专业的判断。”因为穿着隔离服，插管结束后不能使用听诊的方式确认气管是否位置深浅合适，她只能靠观察病人左右胸腔隆起高度进行判断。

在观察了一段时间，病人没有异样后，钱薇并没打算脱掉防护服回去，而是选择在ICU病区待命。“当时我们的防护服不够用，而且病人那段时间发病率高，可能早一分钟插管就能早一分安全。但是后来捐赠物品到了，我们条件就好多了。”

钱薇坐在门前的板凳上，调整呼吸，保持原地不动，尽量节省体力。

等她缓过神来，觉得没那么紧张的时候，刚才还闷热的状态，现在却感觉后腰发凉，应该是里面的衣服被汗浸透了。就这样，她穿着这套衣服在ICU病区里呆了4个小时。算上一开始困难气道的患者，在这段时间里，她独自一人完成了4例插管。“其实ICU和发热门诊病区的医生护士们更辛苦，在里面一呆就是6个小时，我只是体验了一把而已。”

值班结束后，天蒙蒙亮，从隔离区出来，她眼前又被雾气挡住，只能猫着腰，一点一点挪动步子，摸索着脚下的台阶。当回到缓冲区脱下防护服的时候，她如释重负，头发和身上都湿透了，绿色的工作服已经被汗浸成了墨绿色，只有手肘和小腿维持着原来的颜色。

她的鼻梁和脸上已经被勒出了一道鲜红色的印记，口罩上的纹理在上面清晰可见。“每次出来都要好好洗个澡，不然身上会有馊味。”钱薇说。

六旬患者消化道出血

“我也很怕，但他们需要我”

2月27日，武汉同济麻醉科主治医师廖完敏第一次去中法新城院区值班。下午4点，廖完敏接到值班电话，有一位老人血氧饱和度一直在降低，需要临时插管。

但是刚到了病房，医生却带她来找旁边的一位病人。这位患者63岁了，出现了新冠肺炎的并发症，消化道有出血症状。

随着呼吸机的起伏，鲜血从病人口腔里一股一股地冒出来，护士正后仰着身子，在旁边做着吸引，出血情况虽然得到了控制，但还是存在血误吸病人气管的危险，“这种病人呼吸困难是一定的，如果呛了血，很可能发生窒息。”廖完敏说。

病区医生问廖完敏能否先试着给这位出血病人插管。

“把人员交齐，准备好吸引器，再把抢救车推过来，我去拿两根备用的细管子。”廖完敏没有丝毫犹豫的答应了，还承诺医生，“你们病区有多少个需要插管的？我一次性帮你们处理完。”

“他的意识怎么样？”

“很模糊。”

“有没有吃东西和喝水？”

……

廖完敏说，一旦注射药物实施插管，病人的呼吸全部打断，整个过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没有撤退可言。她观察评估了一下，如果没有出血的情况下，老人插管应该不会很困难。但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喉镜进去以后不一定能够看得见。

和平时在手术室插管不一样，架上了吸引器，廖完敏只能一个人操作，因为担心血液喷溅出来，给旁边的医生护士造成危险。“不过我心里有数，还可以做到。”她说。

架好吸引器，药物完全起效的时间是约60秒，她轻轻打开病人的口腔，身体后仰，待口腔完全打开，才伏下身子，将喉镜慢慢探入。果然，里面一片鲜红，看不到结构，血还在一股一股地往外冒。工作快十年的她冷静下来，靠经验逐渐摸索病人的解剖构造位置。

这位老人此前因为病情危重，做过一次气管插管，他的气道比其他病人出现了更严重的水肿，喉镜进去很吃力，廖完敏说，“一般情况下男性病人会选择7.5型号的管子，再多准备一根7.0和6.5的备用。”管子太细了，不能保证进氧量也没有足够空间保证吸痰；太粗了，气管水肿又进不去，这全凭医生平时的经验来判断。

“血氧70、68、66、63……”此时汗水已经浸透了廖完敏的口罩，屋里所有人屏息以待，只能听到仪器和她沉重的呼吸声。病人血含氧量还在一点一点下降，但她还不敢加快操作。一旦动作幅度偏大，很容易再次伤到患者的消化道加大出血量，或者导致血喷溅出来，造成病人生命危险。

病毒从患者的口腔中弥散出来，时间越长，医生在高浓度病毒气体中暴露的时间就越长，整个病房内的空气污染也越严重。廖完敏将管子在患者声门口试了几次，病人的血已经黏在了管子和手套上，幸好她听前辈说，在橡胶手套里多套一层一次性手套，能增加手感。

“以前戴几分钟就会手指头发麻，甚至感觉手指都不是自己的。我那天多套了一层，试了一下，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确实有效。”几次尝试后，她终于感觉管子插了进去，就马上将软管内的塑料支撑条抽了出来，连接呼吸机，成功了……

当天下午，廖完敏又在病区里耗时2个半小时完成了2位病人的插管，一天完成了3例病人插管。从年前开始到现在，同济医院麻醉科的医生们大约完成了200多例重症肺炎患者的气管插管，实现了麻醉医生的0感染。

回到休息室，她将刚才的事情发到了“麻醉科冲锋小分队”的群里交流经验，万里老师则是叮嘱她赶快吃饭，还发来菜单“你们下周是想吃香肠、红烧肉还是排骨藕汤？”

每次看到万里发来的信息，同事们都会觉得一股暖意。廖完敏说，万老师在他们这里比起领导，更像是个操碎了心的老大哥。除了麻醉科和手术室的工作，他还要负责接受物资捐赠的项目。在每工作15天后，医生们都要隔离一次，隔离期间，万里都是自费买生活用品，医疗用品，开车送给各个院区的同事，偶尔和爱人在同事间秀一把厨艺。

廖完敏说，每天有无数位无名医生都在高浓度病毒的环境中，暴露的风险最高，离死亡的距离最近。“在这个特殊时期，严酷的疫情让我们多少次地情绪失落，唯有亲友一次又一次的温暖让我们重拾斗志。”

她说，每次穿上防护服进入隔离区，都是承载着亲友、同事和所有疫情关注者的寄托。“这不是压力，是动力。我们不在意别人是不是知道我们的名字，只是想让世人知道，一线有我们在奋斗，放心，一切会好起来的……”

文/王浩雄 统筹/孙慧丽

编辑/朱健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