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治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到今天，北京市普仁医院的隔离病房已经开设了近一个月。
在sars时期，这里就曾是北京市收治sars病患的定点医院之一。十七年后的今天，因为拥有一处sars后政府拨款建成的、拥有“三区两通道”基本条件的独立病房楼，又具备sars时期的相关治疗经验，普仁这个区级医疗中心“并不意外”地，再次成为了北京市首批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之一，当时也是东城唯一一家定点医院。
位于西花市西街的发热门诊和新冠肺炎病人转入通道
没想到真的会这么快收治病人
在1月20号左右，院领导层就已经听说可能会把东城第一家定点医院设在普仁，但院长曾文军坦率地说，“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真的会收治病人，至少感觉还有时间做更充分些的准备。”
尽管还是没有负压病房，尽管那栋sars后改造的独立病房楼早已成为医院骨科病房和康复区，普仁医院还是认真开始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准备。为此，他们参考sars和湖北疫情，紧急研究出了一个需要五百万元投入的病房改造方案。
然而，没过几天，这个方案就失去了意义——“根本来不及了。”
年前为龙潭庙会做应急医疗准备、成立应急小分队，一直是普仁医院的惯例。然而2020年的大年三十下午，北京市宣布取消庙会了。
副院长郝宇红
普仁医院主管医疗的副院长郝宇红说，那时，是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事情严重了。
果然，大年初二一早，医院管理层全部被招回医院——通知紧急要求医院马上开工改造病房，组织进入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最迟初六就要具备收治病人的条件。
1月30日，第一例新冠确诊病患从同仁转入普仁医院隔离病房。
这一天的上午，医生护士们和院里的工人师傅，才刚刚用透明胶带，把14间隔离病房的空调出风口一一封口完毕。
意识到不久前做出的五百万元改造方案已然不可能实现之后，从大年初二到初六这短短几天里，普仁医院那栋独立的二层病房楼里，一片繁忙——
原来的骨科全部撤离，将隔离病房与原骨科康复区的通道封死；原来的病床全部重新调整，按照传染病病房要求，布置成单人间和双人间，疑似病人单间收治，确诊病人可双人间收治；病房的门锁按隔离要求换成“外锁”，所有窗户也临时加装固定器，改成无法全开的，防止病人失控引发安全问题……
对于这次新冠疫情来说，普仁这栋十几年前改造的病房楼虽然已经显得老旧，但在这几天的时间中，全院集中人力和智慧，仍然勉力规划和布置出了一个具备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和患者通道、医护人员通道、包含清洁物资出入口和医疗垃圾出口的传染病病房。
2月的第二周，普仁医院隔离病房的14张病床一度全部满员。
医生刘芳在隔离病房里
普仁医院的医护人员在隔离病房工作
开着救护车四处找防护服
院长曾文军说起最初筹备的日子，语气中仍然带着紧迫感。“从大年三十开始，我们一边紧张布置隔离病房、招募和紧急培训医护小组人员、一边满脑子焦虑着一件事，那就是，眼看就要收治病人了，院里当时却仅有20套房护服。我拿什么保护我们冲锋陷阵的工作人员啊！”
院长曾文军
除夕、大年初一、初二，每年最重要的假日，却成了她今年最焦心的几天。“自从听说湖北的疫情，我们就开始跟常年合作的供货商联系，订购了一批防护物资，包括防护服和口罩等等。但是没想到紧要关头，却听说这批防护用品无法送到，被‘扣’在山东日照了。我们后勤副院长王效暾和器械科科长王海军都急眼了，没办法，我们决定自己跑趟日照去提货。考虑到当时交通已经受限，我们决定开救护车去。其它的人同时分头联络任何可以联络的渠道，寻找防护物资。
“结果提货的救护车走到半路，就有消息说另外一批防护物资正停留在平谷区顺丰的基地，我们的人一商量，当即掉头直奔平谷。到了顺丰物流基地，我们的人在顺丰人员的帮助下，直接进到集装箱，一点点翻找，终于找到了我们订的防护物资。”随后他们又连夜去到天津，提取了另外一批物资。
尽管区卫健委也尽力为定点医院调配了一些防护品，但要满足需要，仍然差很多。“1月28日，我们医院组织援鄂的五人医疗队临近出发。按援鄂一个月、每人每天两套防护来算，我们算计着怎么也要给他们带够300件防护服啊，可当时我们四处找来的防护服全凑在一起，才二百多套，都不够给援鄂小组带的，更别提本院隔离病房需要的了。”
防护培训
“一说去一线，我们的医护人员报名特别主动、特别诚恳，可我做为院长，最担心的就是不能给他们提供最要紧的防护。”
这种焦虑，总算在2 月2日时得到了缓解——“那天晚上突然接到消息，说海关有一批140箱社会捐赠的防护物资，可以调配给我们，我们当夜就跑去，全给拉回来了。”
西花市西街那个不起眼的小门
从崇文门外大街东侧邻街的正门进入普仁医院，需要穿过整个门诊大楼，进入医院东院，再穿过停车场，才是独立的两层隔离病区楼。
这栋楼单独开有两个小门直接朝向医院外的西花市西街，南侧标注“发热门诊”的小门，供前往发热门诊的人就诊出入；北侧标注“肠道门诊”的小门上贴有白纸黑字“转入通道”，从隔离点或外院转来的新冠疑似或确诊病人，就由此下救护车，直接进入隔离病房，不需要经过医院的其它区域。
医护人员报名进入隔离病房工作的微信截图
首批报名进入隔离病房照护肺炎病人的主管护师金莉记得很清楚，1月30日晚上八点多，她穿好防护服，来到“转入通道”的小门边，等候普仁医院接诊的第一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穿着防护服，不可以走出门外。专门转运肺炎患者的救护车停在门外，司机也穿防护服，我们之间说话必须大声喊，否则听不见。”事实上，没过几天，金莉和她的同事们嗓子就都哑了。金莉记得，这位女患者刚到的时候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有点发烧，鼻塞，真没什么症状，看上去只是有点感冒的样子。”
她是湖北人，1月22号到北京来看朋友，29号开始发烧，到同仁医院看病，很快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第二天就转入了普仁医院。
虽然她的症状很轻，但她的朋友和朋友九十多岁的父亲，没几天也进入了普仁医院隔离病房，并很快发展为重症，转到佑安医院继续治疗。
“她进来的头几天特别焦虑，先是不断说自己没病，就是普通感冒，后来认识到自己已经确诊了，就特别担心她的朋友父子俩，特别愧疚。这家人的保姆后来也住进来、确诊了。”
金莉眼看她一天天焦虑不安，但在病房里穿着防护服又不方便和她更多地交流，于是她让病人加了自己的微信：“病房里不允许我们带手机，但是等我下班了，拿到手机后，你有什么事都可以发微信跟我说……”
这位患者经过24天的治疗和观察，终于在2月22日从普仁医院隔离病房治愈出院。
院医疗专家组副主任医师在与隔离病房内的医生会诊病例
不想回家，直接回我们大急诊
金莉从1月30正式和同批其他九位护士、四位医生一起进入隔离病房工作，历时18天，于2月17日与第二批医护人员交接后撤出。
17日至今，他们一直在区里为医院抗疫征用的酒店房间中自我隔离，到本月底才能“重获自由”。
“现在每天除了领饭，就只能在房间里自己呆着，头一两天还好，后面就……”在酒店房间里跟记者视频通话的金莉笑起来很好看，让人想起时下流行的那首歌，“2003年sars时，我就报了名想参加我们院支援地坛医院的医疗队，头发都剪了，结果后来不需要了，没去成。这次倒是赶上了，不过头发都没来得及剪就接病人了。”
在隔离病房里，每班6小时，需要提前1小时到岗，40分钟穿防护服，然后交接班。“挺锻炼人的，进去的，都成了‘小能手’——医护、清洁工、修理工、心理咨询师。”
护师金莉在隔离病房中为消毒医疗器材做准备
金莉是家里的“顶梁柱”，但这一个月，家里的老母亲和十岁的女儿是指不上她了。“还行，她们都能理解，只要正确操作、防护到位就没什么问题。”
和金莉同批进入隔离病房的原急诊急救科医师刘芳，1990年生人，今年刚好30岁。“非典的时候我还上初中呢，没想到这次亲历了。“刘芳报名参加隔离病房工作时“理直气壮”——“我单身，家里有姐姐照顾父母，没负担；我又是急诊专业，对紧急情况的认识和处理会比较及时；再说我还是党员。”
说起现在在酒店自我隔离的感受，刘芳说，“太憋得慌了，之前在隔离病房值班的时候，好歹上下班还能在外边走走，夜里2点去上班，下个雪，还能在路边踩踩……病房里虽然有风险，但我知道只要我正确操作，就是安全的。其实在病房里心特别静，不用考虑任何其它的复杂问题，只想着你的病人就好了。”
视频里的刘芳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下周一我们应该就能出去了，我不打算回家，直接回我们大急诊去。”据说，医院急诊在疫情中风险和压力一直极大，“急诊是不能拒收病人的，但各种各样潜在的传染可能性一直存在，比如有的病人可能本来发烧，但吃了退烧药后，又因为外伤等其它情况来到急诊……”
抗疫前两个月，金莉在义务献血
尽医生的本份，心里最踏实
从1月25日到2月25日整整一个月，副院长郝宇红只在2月22日到23日这个周末没到医院。23日晚，医院又收治了后来引发广泛关注的湖北女子监狱刑满释放、带病回京的黄某。
郝宇红在普仁医院此番成立的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小组中任副组长、医疗救治小组负责人。
2月25日下午1：30至2：30之间，她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一个小时中，每隔几分钟就要接打电话或被急匆匆找她处理问题的医护人员打断。
13：45，接电话，讨论一会儿要转过来的疑似病人如何安排；
14：00，再次接听电话安排两例疑似病人转诊事宜；
14：16，与焦急前来找她的同事讨论病历上有关流行病学史的内容、病人常住地址与暂住地址的不同填写方法；
14：25，接电话讨论一例“边缘患者”（咽拭子阴性、有慢阻肺、胸片显示肺部严重炎症但不像新冠肺炎的患者）的安排——无法确诊、不敢收在普通病房，又一时无法按重症肺炎转院到有条件抢救的医院……
14：28，院领导找来催办一例治愈病人的出院手续及捐献血浆知情书事宜……
忙碌的间隙，郝宇红说起隔离病房启用初期的紧迫。“为了降低防护风险，我们规定医护人员进入隔离病房不能带手机。而隔离病房中的固定电话又不能满足内外医护人员沟通、会诊病情的要求。隔离病房紧急启用，一时不好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我跑到家附近的营业厅办了一个手机卡，用我自己的IPAD注册了一个名叫“隔离病房”的微信号，让首批进入病房的医护人员把IPAD带进去，最初的病例会诊、内外沟通就是用微信视频电话完成的。
后来隔离病房内外沟通用上了“小鱼易连”、“腾讯会议“等软件。专为此次疫情成立的院医疗专家组六位核心专家，一开始是在门诊楼放射科读片室与隔离病房进行网络视频会诊，之后才将会议室改造成远程视频会诊的专用空间，专家组成员也扩大到了12位。
再忙再乱，郝宇红也还是清晰地记得收治的第一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她50岁，1月30日转到我这儿，2月22日才出院。其实她算新冠肺炎普通型，入院三天就退烧了，但就是核酸检测总是反复。通常病人体温正常三天后，连做两次核酸检测（隔日）均为阴性，就可以出院隔离观察了，但这位患者每次做这样的检测时，总是第一次阴性、第二次阳性（或可疑），就这样反复做了七轮检测，才终于全部呈阴性，允许出院观察。”
2003年非典期间，30岁出头的郝宇红还是普仁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17年前那条件比现在差远了，当时人已经进到隔离房了，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呢，后来眼看着通道被木板封住、来给我们送饭的人在门口搁下饭就跑开，才觉得不对劲儿，家里人打电话进来，眼泪一下子哗哗的。”
“现在无论是医疗条件，还是防控流程，都规范了很多。就这样，也是真累……要比较的话，说实话我还是宁愿像非典那时候一样进病房，当医生的，尽本份的时候心里是最踏实的。”
供图/北京普仁医院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楠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