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冬：震惊中外的东北鼠疫大爆发

所谓“鼠疫”（plague），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属国际检疫传染病，也是中国法定传染病中的甲类传染病。鼠疫为自然疫源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鼠蚤叮咬是主要的传播途径，由此可将动物身上的病原体（鼠疫耶尔森菌）传播给人，形成“啮齿动物→蚤→人”并在人际间相互感染的快速传播网络。临床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大疼痛、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出血，以及其他严重毒血症状，且传染性强，病死率高。因染疫身亡者全身皮肤呈黑紫色，故又有“黑死病”之称。鼠疫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每一次都让人类付出惨重代价。

“肺鼠疫”染疫者肺部切片，刊于伍连德编著《鼠疫概论》

引发鼠疫的并不“病毒”，而是一种特殊的“杆菌”——鼠疫杆菌。鼠疫的种类，已经发现的有三种，即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一般而言是前两种鼠疫的继发症，亦有原发类型），皆由这一特殊“杆菌”导致。鼠疫杆菌的发现，源于1894年在中国广东爆发的鼠疫。当时，鼠疫传至香港，出生于瑞士的耶尔森拿到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授权，奔赴香港调查与研究疫情。通过解剖染疫身亡者尸体的肿胀异常的淋巴腺，首次发现鼠疫杆菌，并确定此次疫情的病源乃是“腺鼠疫”。在此基础之上，次年（1895）即制成治疗鼠疫的血清，疫情也因之得以控制。如今医学界为了纪念耶尔森的功绩，将此病原体称为耶尔森属鼠疫菌。

在广东香港地区于1894年爆发“腺鼠疫”十余年后，鼠疫再度卷土重来。不过，这一次并不经由东南沿海传播，而是在东北地区爆发。而且，这次疫情的病源，乃是比“腺鼠疫”更为烈性的“肺鼠疫”，是当时中外医学界皆从未知悉，毫不知情的另一种新型鼠疫。

1894年香港鼠疫中发现的鼠疫杆菌显微片，刊于《少年画报》第三期(19370601)

1910年11月9日，染疫者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首次发现于傅家甸(今道外区)。当天，在秦家岗（南岗）马家沟中东铁路工人居住的房屋内，有一名中国工人因患鼠疫而死亡，此人乃三天前由满洲里至哈市务工。

为此，华俄当局开会从速制订防治办法，并拨款先设验疫所。对此，参加会议的医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决定聘用医生2人，助理医生8人，华人通译（翻译）1人。对于所聘用的医生，要求每天都要到卫生环境不好的家庭防疫消毒，并会同中国商会附设之同仁医院派医生随时指导华人打扫自家卫生，以防传染。同时印刷大量的防疫传单分发给各家各户。

1910年11月初，傅家甸每天还只是一二例染疫之人的报道，至12月中旬每天4—10名，到了12月下旬则猛增至数百人。显然，疫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呈逐渐爆发趋势。

当时，由于传染人数猛增，专业检疫人员无法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例。在得到病患家人的通报后，只有依靠临时雇来且没有防疫经验之人前往甄别，然后将被认为染疫者移送至隔离营。与传染人数猛增相伴而来的，还有染疫者死亡人数的剧增。为了逃避警察检查与强制性消毒，有些病患家庭在夜间将患者尸体甚至垂死患者，直接抛弃在街道之上。次日，巡警把这些尸体匆匆收集，草草掩埋。临时征集来的护士、看护妇、消毒工和埋葬工，虽都被要求穿戴防护服和佩戴口罩，但大多防护意识不强或使用方法不当，仅在收葬尸体这一环节，又有不少人也被传染。

如此一来，疫情愈演愈烈，蔓延极为迅速，哈尔滨市内每天平均死亡50余人，最多一天死亡180余人，危及东北全境。疫情发生以后，医护人员人手有限，防疫物资相当短缺，加之当地地方行政长官对现代检疫、防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根本无从管控疫情。

据统计，一个月之后，1910年12月，吉林、黑龙江两省因鼠疫死亡的人数已逾四万人，疫情已呈失控状态，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经外务部施肇基特别推荐，清政府紧急委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与主持防疫工作。

1911年春：伍连德两个月扭转东北疫情

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县），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1896年，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1899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考取圣玛丽医院奖学金，入该院听课和实习三年，成为该院的第一个中国实习生。1902年，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士学位，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曾得到英国生理学家兼医史学家福斯特、生理学家阿勒布特和戴尔、俄国动物学家兼细菌学家麦奇尼诃夫等著名学者的指导。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考试后，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接受了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归国赴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不久被派赴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

可以说，时年仅31岁的伍连德，乃是清政府麾下少有的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的专业精英，是当时在管控东北疫情方面唯一可用的专业人才。事实证明，正是伍连德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东北疫情，成了东北“战疫”中的“天降神兵”。

1911年，伍连德在哈尔滨第一所鼠疫实验室中

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由于疫情初期，染疫者早期症状主要表现为肺部不适、呼吸不畅等，很容易让普通民众误认为“肺痨”，并不知其病源乃是“鼠疫”，导致诊疗延误，传染扩大。一些声称擅制疫症的中医郎中，不但在诊治染疫者过程中无能为力，由于疏于防护，自己也迅即被感染，大多不治身亡。

甚至还有被视作“鼠疫权威”的法籍名医、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梅尼，抵达疫区后数日即染疫身亡。因为曾于1908年成功控制了河北唐山的鼠疫流行，梅尼错误的凭借经验认定此次鼠疫爆发的病源乃“腺鼠疫”。因为通常情况下，“腺鼠疫”不会通过人际传染，所以梅尼在诊治染疫者过程中没有戴口罩及采取其他防护措施，不幸感染，发病仅三天后竟不治身亡。由于染疫者死亡率极高，中西医诊疗均毫无办法，甚至“鼠疫权威”也在此染疫身亡，在病源未知的情况下，当地及外地传闻径以不知名的“瘟疫”视之，恐怖气氛日甚一日。

伍氏顶住各方压力，突破国人当时的伦理禁忌，坚持通过解剖染疫死亡者尸体，通过人体组织切片查寻病源所在，最终确认此次疫情的病源，并不是已知的“腺鼠疫”，而是前所未见的“肺鼠疫”。这样的情况，与十余年前在香港及印度爆发的“腺鼠疫”疫情，有着很大的差异。带有“肺鼠疫”病菌的宿主，也并不是普通的家鼠与田鼠，而是作为一代宿主的旱獭与作为二代宿主的叮咬过旱獭的虱类。

在确认病源之后，伍氏更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疫情流行路线——由于当地有捕捉旱獭食用的习惯，伍氏带领检疫人员，甚至搜查到藏匿于当地民居地窖中旱獭捕猎者的临时居所，并从中采集与提取疫菌样本。另一方面，在伍氏的调配与组织之下，迅速给当地居民接种霍夫金疫苗和注射耶尔森血清，尽最大可能先期预防疫菌传染。

1911年，哈尔滨客栈与学校均被临时租用为消毒所或病房（大批身着自制防护服与佩戴口罩的检疫防疫人员驻守于此）

与此同时，伍氏还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阻断交通、严格限行、隔离疫区、火化染疫死亡者尸体等一系列非常时期措施；组建临时消毒所、养病院等专业机构各自从事防疫、隔离与诊治工作，采取病房分划不同区域、按轻重症与疑似染疫者分别收治等多种防治措施，逐渐控制了疫情。

在这一系列防疫举措中，尤其是对春节客运线路的阻断，尽最大可能的切断的了关外民工向关内返归的人流高峰，最大限度的阻止了疫情向关内蔓延。他还专门为防疫人员设计了简易加厚口罩，开创了中国最早使用医用口罩的先例，有效预防了医患之间的交叉感染（即便如此，仍有不少防疫医务人员不幸染疫身亡）。此外，临时租用大量公用设施，经过专业人员简单布置之后充作消毒站与病房；更租用上百节火车车厢，改建为临时隔离场所，缓解了当地医疗基础设施不足的状况。这些开创性的举措，对有效扼制疫情的向外输出与内部扩展都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1911年3月1日，傅家甸的染疫者死亡人数在持续下降之后，在这一天终于定格为零。已经有四分之一人口死于鼠疫的傅家甸，在这一天终于重现生机。随后，长春、奉天、铁岭等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染疫者死亡人数为零的通报。至此，这一场肇始于1910年11月，为期四个月的东北鼠疫大流行，终于被成功扼止。虽然付出了传染数万人，死亡六万余人的惨痛代价，但因伍连德的出现，确实迅速扭转了局面，控制住了疫情进一步爆发与蔓延，挽救了更多千千万万即将陷于绝境的生命。

伍连德创制的防疫口罩，刊于伍连德编著《鼠疫概论》。

“鼠疫专家”：曾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

在东北防疫工作中，伍连德以其丰富的学识，科学的精神与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本国政府的信赖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就扑灭了这一场震惊中外的东北鼠疫。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伍连德也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

1911年4月，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等十一个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会议主席。会上，伍氏系统介绍了中国这次防治鼠疫的经验，与会的各国专家也交流了各国的研究成果。会后，伍氏被清政府委任为外交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

当时，清政府还为此次大会特别铸造纪念币，此币正面中圈主图竟然是鼠疫病菌的显微图像，背面主图才是惯常使用的代表皇权的龙纹图样。应当说，将病菌图像铸于币面之上，在中国近代铸币史上乃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即使在同时代的世界铸币史上，也难得一见。此外，还特制同图案镀金纪念徽章，专门颁授给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及在东北防疫工作中有突出贡献者，更见郑重其事。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纪念徽章（清宣统三年，1911年制，镀金）

基于对东北鼠疫的亲历实践与持续研究，伍连德于1926年著成《肺鼠疫论述》（英文版）一书，由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印行(今W.H.O前身)，正式提出和确立了“肺鼠疫”学说。依据科学的流行病田野考查，确认了野生啮齿类动物如蒙古旱獭为疫菌宿主；通过临床实践及病理解剖、微生物学实验，发现和确认了此疫“呼吸”和“飞沫”的传播方式，并对自然疫源地追踪调查，提出了独到见解。可以说，伍氏于“肺鼠疫”方面的实践和研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流行病科学理论，为公共卫生学，检疫学、防疫学、疾病社会学等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

实际上，伍氏后来多次忆述东北疫情，均未将其统称为“鼠疫”，而常将之称为“肺疫”或“肺病”，并多次在公共媒体中予以发表，足见其对新型鼠疫——“肺鼠疫”研究的专注及对这一命名的推重之意。

1931年6月，正在上海出席防疫联会议的伍氏，应上海《良友》画报之邀，于该刊第五十八期发表《医学家伍连德自述》，文中首先提到“一九一O年十二月间，东省肺病流行猖獗”，又及“一九一七年杪，肺疫又侵入吾国”，再及“一九一九年又在东省御防霍乱之大流行，次年于同省又发见第二次肺疫流行”云云。

1935年4月，上海《良友》画报第一百〇四期之上，又推出题为《三十年来和疫菌抗战》的伍氏回忆录，忆述内容与四年前发表的《医学家伍连德自述》大同小异。文中仍是首先提到“一九一O年十二月，东三省发见肺疫流行”，又及“民国六年，肺疫又流行了，这次是发源于内蒙侵入绥陕”，再及“第二次的东北肺疫流行，是在民国九年的冬天”云云。文中还特别提到，“远在第一次东北肺疫流行的时候，我就打算完成一种论肺疫的专籍”，此即前述于1926年著成的《肺鼠疫论述》（英文版）一书。

不难发现，伍氏两次忆述文章的发表，一方面频繁使用与提到“肺疫”或“肺病”之名，令读者较为直观的联想到“肺鼠疫”染疫者的症状主要突显于肺部；另一方面，也说明东北“肺鼠疫”难以彻底扑灭，竟于1910至1911年、1917年、1920年有过三次大爆发。不过，在伍氏出色的防控体系与举措之下，每一次大爆发的染疫身亡者人数均有所下降。

梁启超题词：“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伍氏因其在科学抗疫实践和对“肺鼠疫”的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于1927年获得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鼠疫专家”称号。1935年又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著名学者梁启超，当年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与赞叹：“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余音：鼠疫至今仍无“特效药”

当然，在成就与荣耀接踵而来之际，伍连德也并没有因为东北“战疫”的一战成名，而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科学的头脑。针对鼠疫本身，尤其是“肺鼠疫”，始终没有研制出“特效药”或“特效治疗法”，始终只能是防控为主，治愈率并不算高。在东北地区接连三次鼠疫大爆发的疫情中，皆是防控愈见成效，而染疫致死率仍居高不下；对于这一点，伍氏及其同仁们皆心知肚明，耿耿于怀。

1930年出任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的伍连德，与同仁们共同编著的《鼠疫概论》（1937年初版）一书，序言中就明确提到，“鼠疫虽为一剧烈之传染病，而可以以预防方法，使其不致发生，惟在现时尚不能尽行扑灭，将来公共卫生设施及预防医学日益进步，必可有达此目的之一日”。事实上，直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鼠疫在国内各地区及城市仍时有发生，疫情时轻时重，并未完全遏止。包括北上广在内的国内各大城市，虽非疫源地，但输入性质的疫情也时有发现，防疫工作也主要是以预防与管控为主，并没有能彻底根除鼠疫本身。

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鼠疫仍在鼠类中隐密的流传，只要人类不能灭除鼠类，鼠疫就不会被根除。除了随着公共卫生意识的加强与现代化设施的普遍运用，城市居民均已远离鼠类纠扰与鼠疫威胁，鼠疫大爆发的威胁基本不复存在。只是，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乃是，事实上并无什么绝对能克疫除患的“特效药”或“特效治疗法”（即便如今研制的疫苗仍不能对腺鼠疫或肺鼠疫产生长久的免疫保护，因此，若身处疫区者一般每年接种一次，必要时6个月后再接种一次）。而对于已经染疫者，除了及早发现送诊并使用大剂量抗菌药物（链霉素可与磺胺类或四环素等联合应用）治疗之外，也别无他法。目前，鼠疫病死率已降至10%左右，但若不及时送诊，重症者病死率仍高达50%以上。

文并供图/肖伊绯

编辑/张严涵 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