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因为长生疫苗事件，媒体上几件关于疫苗的新闻沸沸扬扬。当时，军旅作家、《解放军报》原副总编江永红和大多数普通读者一样，对疫苗并不太了解，一系列问题浮现在眼前：中国的疫苗从何而来？研制和生产疫苗的是什么人?我国的疫苗水平究竟如何?真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不堪吗？为了解答自己的问题，他开始查阅资料，发现公开出版的相关书籍非常之少，而网上能找到的东西，要么不可轻信，要么是艰深难懂的专业论文。
于是，江永红在一个微信群里发了这个问题：“第一题，请说出三位当代中国名医”、“第二题，请说出三位我国疫苗专家的名字”。如他所预料的一样， 前一个问题大家基本都能回答上来，后一个问题所有人都交了白卷。
新闻的热度很容易过去，但江永红的耐心比热点更持久。就在新闻事件逐渐降温前后，江永红得知中国疫苗其实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我国消灭天花、消除脊髓灰质炎和控制其他传染病都是国产疫苗的功劳。 于是，他“脑子一热”，决心写一部中国百年疫苗的书。
说干就开干了。具有多年新闻工作经验的江永红采访了一大批疫苗研制领域老专家、研究了老学者的珍贵口述史料，并得到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党委的全力支持。两年时间，他完成了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以组织抗疫，利用和研制疫苗为重点，通过一系列故事向读者讲述了中国百年抗疫历程。
这或许不是一本针对当下的书，如书名所言，书中的时间段是100年，从清末我国第一次现代医学意义上的防疫战——哈尔滨抗击鼠疫，到毛泽东亲自挂帅打响的新中国防疫第一战——扑灭察哈尔鼠疫，以及周恩来亲自提议建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脑炎，创建中国生物制品国家队——“六大生研所”；从计划免疫国家行动举国消灭天花、消除脊髓灰质炎，到中国如何甩掉“乙肝大国”的帽子，成为世界疫苗大国；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和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伍连德，到首位牺牲在防疫一线的科学家俞树棻。此外，还有新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奠基人、“世界衣原体之父”汤飞凡，分离出天花病毒、为我国预防和消灭天花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齐长庆，在废弃厕所里坚持科技攻关的武汉生研所总技师谢毓晋，中国卡介苗鼻祖王良，“糖丸爷爷”们顾方舟、闻仲权、董德祥，等等。
中国著名生物医学科学家（左起）伍连德、汤飞凡、谢毓晋
同时，这或许又是一本和当下有关的书。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这个春节不同寻常：疫情与防疫、奉献和坚守构成这个春节的共同记忆。也正是在非常时期， 1月30日，人民出版社特别提前推出了《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电子书，目前已在学习强国、中国移动、掌阅、亚马逊及人民出版社读书会等多家著名数字平台同步上线，免费供公众阅读。
6日，江永红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线上采访。这位出生于汉江平原的作家在采访中表示，面对疫情需要有信心、有耐心。互联网时代，情绪是快消品。在特殊的时期，信心是必需品；而持久的耐心与恒心则是奢侈品。我们期待决战疫情胜利的号角，同时也期待每一位读者多一些静心的阅读与思考。
为了不当“吃瓜群众”开始研究创作
北青报：着手准备之前，您在微信群发起了问卷小调查。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些问题、调查结果又说明了什么？
江永红：疫苗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当时，我发现自己对疫苗知之甚少，对疫苗的研制者更是一无所知。从而想到，那些在微博微信上口诛笔伐、慷慨陈词的人是不是和我一样的“疫苗盲”？毕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结果说明，网上参与议论的人绝大多数是所谓“吃瓜群众”。出于一片关心疫苗质量的好心，却不知不觉地跟着大V和“公知”跑了。当时，我国还只有一本非公开发表的《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传播不够，于是觉得用纪实文学体裁写一部真实反映中国疫苗的书很有必要。
1911年，哈尔滨鼠疫爆发，停业的客栈、学校等被用来当作防疫的办公室、消毒室和病房
北青报：花相当长的时间、用相当的耐心和一本书的体量回答一个短时间就降温的热点问题。在这本书完成之后，您的想法会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江永红：写这部书与当时疫苗负面新闻的讨论有关，但我写这部书不是为了参加论战。当我一头钻进中国疫苗的百年历史之中后，很快就被中国疫苗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所感动，为他们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骄傲。觉得那些肆意贬损中国疫苗的言论，或失之片面，或罔顾事实。除了一些别有用心者之外，大多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无知是妄说赖以生存的土壤，而对疫苗及其研发生产的传播不够包括科普不够，是造成在这方面无知的原因。写作本书前，对网上的一些议论我还比较茫然，对个别过激言论还有点愤愤然。真正开始写作后，心中有了底，反而变得格外冷静了，一心想着要写好这本书，要为疫苗科学家和工程师点赞立传，要用事实来以正视听。
“中国从来不是疫苗发达国家”的说法比较片面
北青报：看到这样的论调，“中国从来就不是疫苗发达国家，我们的防疫水平也还处在初级阶段。”您的感受是什么？
江永红：这句话是比较片面的。中国其实是古典疫苗的故乡，早在北宋真宗时期（公元998-1022年）中国就有了种痘术，英国乡村医生琴纳1796年发明牛痘苗也是受了中国种痘术的启发。但是古典疫苗与中医一样是凭经验支撑的，在以现代微生物学为基础而产生传统疫苗（以区别于基因工程疫苗）之后，中国的确落后了。中国的传统疫苗不过才100年的历史，是在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处之后才制作的。从191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疫苗总体上还处在跟踪仿制阶段，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疫苗已经处于世界“第一方阵”。不仅因为数量多、品种全，还可以说世界上有的，中国基本上都有。
说“基本上”，是因为个别品种暂时还没有，但也有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有领跑世界的，如中国生物李秀玲团队研发的EV71疫苗，是只有中国儿童才有的福祉；有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跑的，如轮状病毒疫苗，是与美国同时上市的；还有不少疫苗虽然不是最早诞生在中国，却被世界公认为最好的，如地鼠肾乙脑活疫苗、地鼠肾狂犬病活疫苗等，前者出口量占产量的三分之二，后者被世界狂犬病大会誉为“无以伦比”。所以如果现在还动辄说中国疫苗如何如何落后，就不符合实际了；说中国还处在初级阶段就更是无知妄说了。
一线采访
为写此书，我做了大量的采访，我的感受基本都写在最后一章《对爱与责任的诠释》中。我将之概括为：驱魔灭疫的“上医”精神，以身试药的精神，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愿做绿叶衬红花的精神，凤凰涅槃的精神等。很难说那件事让我感受最深，只知道采访一直在感动之中。这里我只说一个故事：流行性出血热曾经是不治之症，其中的A型（姬鼠型）死亡率为5%-30%，比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率要高得多。为弄清其病原和分离出病毒，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孙柱臣几次深入疫区——陕西省周至县、长安县（现已并入西安市）进行防疫和调研，为提高工作效率，干脆将研究室搬到了长安县的乡下。他与助手整夜整夜地守在田野的鼠洞外观察，终于摸清了黑线姬鼠的活动规律和流行性出血热的传播途径，并且在黑线姬鼠身上成功分离出病毒。就在分离病毒的过程中他不慎被一只小鼠咬了手指，从而感染了出血热。他自知这是一种不治之症，预感到了牺牲的危险，赶回兰州家里——因为爱人一直想要一件罩衣，布买了，但没有时间做。为满足爱人的这一愿望，也为给她留下一点念想，他一个大男人竟然带病用一天时间做成了一件像模像样的罩衣。第二天他一上班就感到支持不住，让研究所卫生室的医生送他到省传染病医院，并交代说：“此病无药可治，如出现休克，应立即给我注射升压药。”住院次日，医生来查房为他翻身，他一下就休克了，经过一天一夜地抢救，才保住了性命。出院时医生交代最起码全休三个月，但他休息了不到十天，就把他的研究室从长安县的农村搬到永登县一个荒无人烟的山沟沟里（因出血热病毒不得进城市），研发疫苗。就这样，前后在外研究六年，终于研制出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独有的流行性出血热亚单位纯化灭活疫苗。从此，出血热这一不治之症有了防治办法。1997年，这一成果获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们的疫苗科学家大都是像孙柱臣这样的人——不说别的，只说中国的疫苗在上临床试验之前，首先以身试药的多是研发的牵头人和他的团队成员。这就是以身试药的精神。
中国著名生物医学科学家（左起）齐长庆、顾方舟
北青报：书中“寒梅傲雪”章说到， 1966至1976年，我国的生物制品最著名的有钩端螺旋体疫苗、流脑A群荚膜多糖疫苗、地鼠肾狂犬病疫苗，精制抗蛇毒血清等等。您称之为“黑色背景里的亮色”？
江永红：写那个十年，我确实是着力捕捉特殊时代难有的亮色，写了钩端螺旋体疫苗、流脑A群荚膜多糖疫苗、地鼠肾狂犬病疫苗，以及精制抗蛇毒血清的研制者忍辱负重、攻坚克难的感人事迹，特别是写了著名疫苗科学家谢毓晋的高风亮节。
为什么要这样？第一，那段历史固然黑暗，但我国生物制品战线上的科技工作者带着伤口逆风前行的故事，就像风雪中的寒梅，黑夜里的星星。科学家和科研骨干大多数挨斗了，但斗完之后又去工作；被打了，但擦擦伤口又走进实验室；靠边了，但关键时刻照样冲上去；下放了，但白天干农活，晚上自学，时刻准备着，等着云开日出的那一天。第二，那段时间，至少在对疫苗的研制也是抓得紧的，尽管政治形势恶劣，外汇极其紧张，但各生研所订阅的欧美科技杂志还是有保障的，疫苗的科研经费是没有拖欠的。把这些写出来，是实事求是。
写作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大海捞针”
北青报：您自称是疫苗“外行”，能否讲讲调查过程中的困难以及您如何突破这些困难？
江永红：首先遇到的是资料搜集困难。时间跨度大，共100年，特别是解放前的资料很难找，只有一本没有公开出版的《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可作参考。我主要是根据其提供的线索去找故事。解放前的素材主要靠找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以及专业杂志上的文章。没有捷径可走，这需要耐心去淘。如《序章》中写伍连德博士的资料主要来自他写的《“鼠疫斗士”：一个中国医生的自传》，另外还参考了与他同时代的曹汝霖、施肇基等人的回忆录或文章，参考了对日本细菌学鼻祖北里柴三郎的有关记载。此外，还有《民国档案》以及民国时期的一些专业杂志如《卫生月刊》中关于成立卫生机构以及防疫、疫苗的记载。像大海捞针一样去捞。但主要资料还是靠各位老前辈的回忆。如写著名医学科学家、世界衣原体之父汤飞凡的素材，主要来源于他的学生和助手刘隽湘、李一飞、王克乾等人的回忆以及后来者所讲的从前辈那里听来的故事。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国药中国生物公司。此前，他们为抢救史料，曾经对一批老专家进行了访谈，留下了数百个小时的原始录音。他们将记录稿完整地提供给我，这是写作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
1960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在顾方舟陪同下视察位于云南的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北青报：在写法上，如何做到兼顾专业与大众？
江永红：唯有下功夫从这些枯燥乏味的材料中找到可能有故事的地方，深挖采访；同时要尽最大努力甚至硬着头皮去消化专业性很强的资料——先要自己基本弄明白，再用一般读者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作为资深记者，这方面是有一定经验的。一是尽量不用英文名词而用相对应的汉语词汇；二是注意多讲故事，少讲非专业人士搞不懂研究过程；三是要把专业叙事变成文学叙事，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进行科普。文章的最高层次是深入浅出，而专业论文是深入深出。这就要勤学勤问，向内行请教，力争做到深入浅出。实在不行，宁可浅入浅出，也绝对要避免那种为显示自己有学问而写出最劣等的浅入深出的破文章。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应该有信心有耐心
北青报：正值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期，有什么想和读者朋友们讲的话？
江永红：联系当前疫情，我想说两句话。第一句是要有信心，第二句是要有耐心。首先一定要有战胜疫情的信心。我说的信心不是凭空来的，是从一部新中国的防疫史中得出的结论。疫情不是今天才有的。据国家卫健委的权威发布：从1978-2014年，全国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结核、破伤风等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幅达99%以上。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点是1961年，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是在1979年，我国整整提前了18年。我国从1994年始再无本土脊髓灰质炎病例，比世卫组织预定的2000年消除“脊灰”的目标提前了6年。再如，曾经令人闻之色变的流行性脑膜炎，至2017年，全国发病人数已低于200例。我国曾经是“乙肝大国”，在实施乙肝疫苗接种以前，全国有6.9亿人曾感染过乙肝病毒，每年因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相关疾病死亡人数约有27万人。1992年以来，通过预防，全国约9000万人免受乙肝病毒的感染，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从9.7%降至2014年的0.3%，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了3000万人。2012年5月，世卫组织证实我国实现了将5岁以下儿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降至2%以下的目标。“乙肝大国”帽子被摘掉了。
能够战胜疫病，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最大的优势是制度优势。回想解放初期，很多干部仅把不饿死人作为工作标准，而把病死人看成是自然灾害而不以为然。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这种倾向，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在百废待兴、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拨巨款先后新成立或完善了专门研究疫苗等防疫制品的全国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检定所，并在县以上行政单位建立了专事预防疾病的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从此我国的防疫工作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轨道，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中国防疫史证明，我国已经消灭和控制住了所有的传统传染病，也有能力战胜新的传染病，17年前我们战胜了SARS，这一次，可以说集中了全国优秀的医学、微生物学家，以及免疫防疫、医疗、医药包括疫苗研制的科技力量，遏制疫情是有把握的。
有决心还要有耐心，就是稍安勿躁。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遏制一种传染病，但要控制它、消灭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实际上是遏制，就是让它停下来，让新发病例降到零，使已发病例康复。遏制是第一步，最终目标是要控制它、预防它，那就得靠疫苗。而疫苗的研制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无论是研制传统疫苗，还是研制基因工程疫苗，都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分离出野病毒和完成基因测序，就具备研制疫苗的前提，但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所以须要耐心。
江永红
江永红，军旅作家、《解放军报》原副总编，。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作品三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军营升起的群星》、《看不见的回归线》、《名将解甲》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知依
编辑/乔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