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的菲利普·索莱尔斯，20世纪法国先锋文学的见证人。随着2019年《无限颂》《罗兰·巴特的友谊》等作品的中文版问世，索莱尔斯正在进入无限的中国文化……

“中国特色”的先锋派

索莱尔斯生于波尔多一个富裕的资产积极家庭，书房的落地窗朝向一片小竹林，儿时的索莱尔斯喜欢面对着竹林幻想自己在中国，而小学时期一位老神甫所做的有关中国的演讲也让他对中国充满向往。1957年初出茅庐的索莱尔斯便以《挑战》获得了费内翁奖，其作品得到了文坛巨匠莫利亚克和阿拉贡的推崇。1958年《奇异的孤独》尚有着传统小说和自传性故事的影子，自1961年的《公园》开始，索莱尔斯将“中国”写入了他的作品中，宣称自己是“中国人”，并在作品中进行否定文学传统的尝试，积极投身于先锋派文学创作。索莱尔斯在回忆录中说，“因为莫利亚克的介入，《公园》艰难地获得了梅迪西奖”，可见当时的文坛对于这部被认为是“新小说”的作品存有很大的争议。接下来的《戏剧》《数字》《法》似乎成为了索莱尔斯的“叛逆三部曲”，《戏剧》的结构以《易经》的六十四卦设计，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错叙述，也对应了“阴”与“阳”的对立。《数字》和《法》中则直接将中国的汉字甚至是拼音突兀地置于文本之中，割裂了文学作品与现实的联系，将“文本写作”的实验方法引入了文学创作之中，使文本的可读性大大降低，但是这种对文学的解构却呼应了先锋派的“互文性”理论，为先锋派的理论提供了研究与操作的空间。

索莱尔斯主编的《原样》杂志在六、七十年代一度成为先锋文学理论的主要论坛，福柯、巴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人都是这一杂志的重要作者。“原样派”时期的索莱尔斯，也是“中国情结”时期的索莱尔斯。这一时期索莱尔斯非常关注中国，并于1974年和“原样派”的成员一起来到中国访问。学过汉语的索莱尔斯还曾亲自翻译过毛泽东诗词，发表在《原样》杂志上。

《H》《天堂》等作品中，索莱尔斯取消了情节和大写字母，却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关注行文的韵律与意象。与此同时，索莱尔斯对中国思想的关注也在其作品中不断体现出来。早期的《数字》《戏剧》《法》等作品中已经通过相关汉字的铺陈展现出中国的道家思想，在后期的文学艺术评论中，中国也是索莱尔斯不断创作的主题。索莱尔斯坦承，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如同呼吸一样必不可少，渗透在他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

对中国的关注一直贯穿在索莱尔斯的创作中。2016年索莱尔斯的新作《动》中也引用了大量中国的古诗，甚至还评介了顾城、海子等诗人的诗作。索莱尔斯以中国汉字的形式作为“叛逆”的起点，又以中国的道家思想作为其写作的归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有中国特色”的先锋派作家。

争议不断的“回归者”

作为巴黎知识界、文学界的主要人物，索莱尔斯的创作可以分为“原样派”时期和“伽利玛”时期。“原样派”时期的索莱尔斯是先锋派文学样式的积极探索者。他以《原样》杂志为阵地，宣扬“毛主义”思想，呼应1968年法国的思想动荡，提倡写作方式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1982年，索莱尔斯带领编辑部离开瑟耶出版社，加入伽利玛出版社，刊物也随之改名《无限》，副标题“文学/哲学/艺术/科学/政治”保持不变。

孔帕尼翁撰写的法国文学史中指出，“《原样》之后，曾经的“先锋”索莱尔斯以《女人们》为标志回归了传统写作。”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的确呈现出了“回归潮”的现象。作家们的创新仿佛进入了疲乏期，在文学主题、文学修辞、文学叙事等方面渐渐回归传统。索莱尔斯的“畅销三部曲”同时被视为“回归三部曲”。但是索莱尔斯本人却并不这么认为。索莱尔斯认为自己“《原样》”时期的先锋思想仍然贯穿于作品之中，自己在文学上从未有过“回归”，而是继续以“先锋”的姿态跻身于法国文坛。

《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同样是“先锋”姿态的一个例证。索莱尔斯将自己的回忆录称为“一部真正的小说”，一方面，作者承认这是他亲自讲述的自己的一生，作者本人一直如电影主角一样置身于每一个场景，会给人一种阅读美国小说一样的存在感。另一方面，虽然回忆录里提及了自己的出生、家庭以及几乎一笔带过的婚姻，但是作者关注更多的，是更深层次的思想历程。可以说这是作者对本人思想经验与文学创作经验的回顾，甚至我们可以通过这本回忆录而了解到整个法国二十世纪思想与文学的变迁。这一点同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任何变迁之中时刻处于“当下”、与“此刻”密不可分的思想先锋的形象，索莱尔斯认为，虽然自己的作品“可读性”已经增强，但是自己的先锋意识存在于自己的创作内容方面，他从未改变“置身于当下”的写作态度。

索莱尔斯还写了许多独特的“小说”，如《花——花之情色的伟大小说》（中译名《情色之花》），便是一部有关文学之中花朵与爱情、词语与冲动的别致散文集，是对自己文学和艺术经验的一种回顾。龙萨的玫瑰、普鲁斯特的卡特莱兰、欧玛尔·海亚姆的郁金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莫奈的睡莲，马奈的紫罗兰……索莱尔斯呈现给我们的是那些盛开在文学与艺术记忆之中的花朵。读者置身于文学的花海之中，被每一朵花背后的故事撩拨，与其说作者将作品命名为“小说”，不如说是读者的体验将每一朵“情色之花”故事串联成了小说。 

“百科全书派”的继承人

在“典型”或“非典型”的小说创作之外，索莱尔斯作品中大量的随笔也是构成索莱尔斯文学存在的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索莱尔斯的随笔是具有回顾性、思辨性和启示性的。他的随笔呈现出了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的风格与特色：思想的光芒、普及知识的愿望、持之以恒的力量。索莱尔斯的大量随笔首先是以专栏形式发表在《世界报》、《新观察家》等报刊杂志上，而后结集出版。《无限颂》是这类随笔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索莱尔斯将专栏随笔划分为谈艺术、谈文学、谈思想文化三个部分，如一部体例自由的艺术文化百科全书，是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整体观照。认为自己“非常法国，所以欧洲”的索莱尔斯，在这部“街砖”一样的厚重的作品中，以精神启蒙式、借古讽今、充满激情的方法评判欧洲、美国与中国的文化思想与文学艺术，使人们透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有了全新的认识。

作为编辑的索莱尔斯，以《原样》和《无限》两本杂志对战后法国知识界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索莱尔斯在回顾这两本杂志时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阿尔托、巴塔耶、蓬热、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但丁、庞德、博尔赫斯、巴特、克洛索夫斯基、里尔克、米肖、萨洛特、福柯、德里达……这份清单上的名字还可以继续增加，但是它们所代表的意义绝非一份姓名清单那么简单。那个时候还远没有阿尔托、巴塔耶、蓬热等人的全集，七星文库版的萨德全集是不可想象的事。巴特和福柯还尚未进入法兰西学院，德里达与克里斯蒂娃也尚未创造出辉煌的事业。拉康还几乎默默无闻，布勒东被隐藏起来，塞利纳受尽诅咒。索莱尔斯和编辑部必须从审查中或从习惯的遗忘中挖掘出每一篇文章。

索莱尔斯曾坦承德波《景观社会》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并认为德波是“当今时代最特别、最激进的思想家”。索莱尔斯小说中的一类人物的身份“记者”，《女人们》的主人公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以观察者的身份描述着自己身处的“景观社会”，或是“多媒体社会”，以包罗万象的方式记载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表对文学、艺术与社会诸多方面的见解，探讨日益发展的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索莱尔斯的文学创作深受二十世纪知识分子们不断创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力图以“百科全书”的方式记录与重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2013年笔者翻译索莱尔斯的回忆录时曾对索莱尔斯进行了一次采访。提到自己在中国的译介，索莱尔斯却用到了“悲伤”这个词：“我在中国的译介如此之少，真是让人悲伤的事情。”索莱尔斯当时一直关注2013年再版的《女人们》中文版，他很关心这本书是否能够触动中国的“女人们”，并且希望中国的女性读者能够将自己“作为她们摆脱束缚的宝贵同盟”。中国出版界自2013年起对索莱尔斯的译介可以使作家“悲伤”的心情得到些许缓解：南京大学出版社、华东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先后出版了《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爱的宝藏》、《例外的理论》《品味之战》《极限体验书写》《十八世纪的自由》《无限颂》等作品的中译本，中国已经开始关注作为“思想者”的索莱尔斯。《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入围2015年的傅雷翻译出版奖，这正说明了中法知识界与文学界对作家创作的认可、对出版社译介工作的鼓励。

至今为止，索莱尔斯创作了29部小说、21部随笔、6部专栏随笔集、10部艺术家评论、3部传记作品，同时还出版访谈、制作多媒体作品，甚至拍摄电影。2018年82岁高龄的索莱尔斯仍然活跃在文坛，出版最新作品，不断在争议中前行并且越挫越勇。他本人的形象也不断被当代作家写入小说中，菲利普·罗斯的《夏洛克行动》中，索莱尔斯甚至以其本名进入了小说情节。20世纪的法国文学的“叛逆”与“回归”中，一直以先锋斗士姿态不断思考与书写的索莱尔斯，创作文学、思考文学，甚至被作为小说人物写入文学。须读懂索莱尔斯的文学创作，才能真正理解索莱尔斯对于20世纪的存在意义。　　

文/段慧敏（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