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的何志会是广东深圳一家安防企业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名“偷拍猎人”，可以给企业和个人提供上门搜寻窃听器、偷拍摄像头的服务，近日，他因媒体报道而被引发关注。何志会12月13日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他做“偷拍猎人”已经有10年的时间，最开始的几年接单量并不多，一年才有两三单，现在每个月会接十几单，收费一般在每平100元左右。

不愿意坐班做起“私家侦探” 接触窃听偷拍设备

何志会是湖北荆州人，今年44岁，他早年当兵，复员后被分配到老家的一个事业单位，但是因为生性自由，不喜欢“朝九晚五”坐班式的工作方式，他并没有去单位报到，并于2004年前往广东深圳。

“只知道深圳比较有活力，就想着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就来找找机会。”何志会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报纸上知道有‘私家侦探’这个行业，那个时候这种工作还处于灰色地带，所以就跟着朋友做了起来。”

何志会告诉北青报记者，那个时候的“私家侦探”主要是接一些调查男女感情纠纷的事情，“因为‘工作’需要取证，所以会接触到一些窃听、偷拍类的电子设备，有的摄像头被安装在手表里、烟盒里，我自己也喜欢研究，接触的也比较多。”

“那个时候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10万块钱，几个人分分，收入还是挺可观的。”他说。

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获刑 后转行做“偷拍猎人”

在何志会做“私家侦探”的几年后的2009年，国家开始逐步通过立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随后深圳多家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这类“私家侦探”被查，因为在何志会的电脑里查到了一份涉及他人的电话清单，他被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获刑7个月。

“我出狱后，原来‘私家侦探’的活儿肯定是做不了了，但是我接触过很多窃听和偷拍设备，就想着能不能做反偷拍反窃听的相关工作。”何志会，“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联系朋友研发一些反偷拍反窃听的设备，后来有客户提出需求，说希望我们能够上门帮助查找窃听或者偷拍设备，我们就想着只要能够赚钱，就也可以答应客户的需求。”

何志会说，接的第一单上门查偷拍窃听的单子是给一家企的会场进行检查，“因为我们比较有经验，人家就委托我们，100多平米的会场，查了两个多小时，收费1万元左右，不过那一次并没有查到窃听和偷拍设备。”

多数客户为企业 80%并没有偷拍窃听设备

何志会13日告诉北青报记者，在最开始做“偷拍猎人”的2009年，其实接单量并不高，一年下来只有两三单，主要的收入还是靠销售反偷拍反窃听设备，不过十年来客户的需求逐步上升，现在每个月会有十几单。

“绝大多数都是企业，他们一般会要防止有竞争对手或者其他人窃取商业信息，因为窃听设备比偷拍设备更隐蔽，而且对给企业安装窃听设备的人而言，视频相比音频并不重要，所以我们发现给企业安装窃听器的比较多，大多数也是安装在一些类似于烟雾报警器、电话、插座的电子设备里。”何志会说，“其实在80%的客户那里并搜不到窃听或者偷拍设备，这样当然最好，通过检测可以让客户更加放心。”

在何志会的公司，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反窃听反偷拍的检测设备，包括几十万的频谱分析仪、非线性节点检测仪等，而何志会对于查找窃听偷拍设备的收费，一般在每平米百元左右，“100平米左右的场地，一般检测一平方米的收费在100到150元左右，如果场地大一些，价格会有所下降。”他说，“去外地的话，还要有差旅费，不过请我们去检查的企业用户主要都集中在在广州、深圳、上海、杭州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

曾有人给家中布娃娃安摄像头 酒店一般很少主动找人检测

何志会告诉北青报记者，除了企业用户，还会有一些个人用户找到他们希望查找窃听偷拍设备，“这些个人用户，绝大多数都是涉及情感纠纷，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女士请我们帮忙去她家寻找偷拍窃听设备，当时她和老公正在准备离婚，结果在她家的布娃娃里发现了偷拍设备，布娃娃的眼睛就是摄像头。”他说，“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家庭的鱼缸里也找到了一个偷拍设备，那个摄像头的安装手法非常高明，因为一般人会觉得摄像头不会涉水，所以会放过检查水里的情况。”

而在发现窃听或者偷拍设备后，何志会也会提供给客户处理意见，包括“守株待兔”、反查或者报警处理等。

何志会说，现在很多人比较担心会在酒店遇到被偷拍的情况，不过很多酒店并不会找人上门做这类反偷拍器材的寻找，“他们更多的时候会买一些反偷拍的设备自己检查，我们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查找偷拍设备的咨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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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付垚
编辑/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