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京剧《红灯记》首演55周年，随之而来的是一股“《红灯记》热”，诸如该剧在舞台的演出、改编电视剧的开拍等。最近，一些知名的戏曲自媒体如“听戏APP”、“咚咚锵”刊登作者署名为陈晶晶的文章，对《红灯记》编剧的署名问题进行了再研究，并提出《红灯记》编剧署名顺序应为“翁偶虹、阿甲”，而不是现行的“阿甲、翁偶虹”。

陈晶晶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在这篇论文里，陈晶晶先是引用了翁偶虹曾经写的《翁偶虹先生谈与阿甲合写<红灯记>剧本的情况》的手稿内容。其中翁偶虹写道：“1963年秋末，我接受了编写《红灯记》的任务。在写完第一、二两稿之后，阿甲同志参加了编剧。阿甲同志只是从导演构思出发，提出修改意见和方案。而且从剧本的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各各（手稿原文如此——记者按），和我研究，共同编写，往复修改数十次，写出了六、七遍稿，才使剧本渐趋完善……”

翁偶虹手稿

根据陈晶晶的论述，翁偶虹的这篇文字是上世纪70年代末骆洪年找他了解情况后写下的，这与1983年8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吸取·曲艺卷》里《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中“阿甲、翁偶虹的《红灯记》”部分的讲述并不一样。尤其后者是这样写的：“京剧《红灯记》先是阿甲写出改编大纲，翁偶虹写出初稿，然后阿甲改写大部分初稿，并由阿甲在导演和排演中完成剧本修改。”

陈晶晶对比了翁偶虹和阿甲各自对此剧编剧的阐述，参考了历史资料，对《红灯记》的创作过程进行了复原。此外，她也对该剧不同时期版本的编剧署名进行了梳理，其中1964年7月到1965年4月的4个版本的出版物和唱片的署名均是翁偶虹在前，阿甲在后。陈晶晶这篇论文最后的论点是：“京剧《红灯记》所有重点场次，翁偶虹完成的比例远远超过阿甲……总之，京剧《红灯记》现今署名次序‘阿甲、翁偶虹’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尽管这篇文章是陈晶晶的一家之言，但是关于《红灯记》署名的排序问题一直以来确实各有各的说法。所以在京剧《红灯记》诞生55周年的当下，这个问题应该引起相关部门和专业人士、学术专家的重视。

首先，从对人的角度，无论是翁偶虹先生还是阿甲先生，还原历史真实，都是对这出戏原创者的一种尊重，毕竟翁偶虹先生和阿甲先生都是我国著名的戏曲艺术家，对中国戏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二人的这桩“公案”长期不能解决，显然有悖于中国“盖棺定论”这一伦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还原历史真实，以客观的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给后人一个交代，这不仅是对艺术家的尊重问题，也是京剧事业发展、京剧艺术研究、京剧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除此以外，这个问题能否搞清楚，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了现代京剧特别是现代主旋律题材京剧的创作观念问题。署名的排序，通常是以当事人对作品的贡献度和重要性来安排的。《红灯记》的这两位编剧翁偶虹和阿甲，恰恰又代表了两种京剧创作观念，甚至于是两种京剧审美理念。翁偶虹所代表的更为传统，阿甲所代表的更为现代；翁偶虹更为接地气，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出发去思考创作问题，阿甲则更有革命激情，更有超越精神，也更善于把握时代主题；翁偶虹是一种从下而上的创作思路，阿甲是一种从上而下的创作思路。应当说，新中国以来的戏曲史中，这两种创作思路是一直存在的，且直到今天。

从《红灯记》创作的结果来看，应当说很好地将两个人的特点融合在一起了。但是创作过程中到底谁应该为根基，谁应该是润色，这是需要搞明白的。从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来看，哪个版本更符合主旋律艺术创作规律，更符合一般老百姓的接受程度，更符合生活，这也是需要弄清楚的。

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我们围绕新时代应如何做好主旋律戏曲这篇文章？如何体现人民生活？如何利于人们更好地接受主旋律？如何让主旋律作品在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同时接地气、有人气？搞清楚《红灯记》的编剧署名问题以及其背后所体现的这出优秀剧目的创作过程，我想对这个时代命题的回答是有所帮助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满羿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