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种文化反思的角度去探究这个国家伟大建设与作为个体的人的关系，这是《白昼流星》在华夏、博纳和阿里影业出品的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优于其他几部短片的地方。同时，它注定是陈凯歌在《霸王别姬》以后拍得最好的电影。

无疑，《白昼流星》是《我和我的祖国》里争议最大的短片。最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故事本身的所谓“不合理”：两名迷途的年轻人在看到从宇宙回归地球的太空舱和宇航员后，竟然“迷途知返”，改邪归正，走向正途。

这样的故事显然是不符合现实逻辑的。但是，它符合艺术的逻辑吗？

李叔与双胞胎：二元对立

仔细观察这几部短片不难发现，除了《白昼流星》以外，其他几部短片，固然叙事结构不尽相同，但整体上注重的都是故事本身，整个叙事结构都是封闭的因果链条，人物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尽管这些短片不是纪录风格的，但是他们都忠实于现实，是对现实生活的“复原”。

《白昼流星》则不是这样的。它开放式的结构，自然主义的而非戏剧式的表演，无一不告诉观众，它在“写意”。它站在人本位的角度，用一种象征的方式去解读一个历史事件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建立在反思现实却又超越现实基础上的。

在这部短片中，我们会看到二元对立的影子。首先是双胞胎兄弟，哥哥反社会、果断、玩世不恭，弟弟懦弱、善良、单纯——这不是正是当下年轻人性格中的两个侧面，只不过对于群体乃至个人而言，很难像电影这样把它如此之分割。

其次是李叔与双胞胎的身份。李叔是曾经的镇领导，是主流话语的代表；双胞胎则是流浪者，是社会的边缘人物。

再者，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李叔与双胞胎之间的代际对立。李叔宽容、稳重、老练，而这背后则是那一代人最重要的精神——看重责任；双胞胎青春、活力、渴望闯荡，背后是新一代人最重要的精神——追求自由。

两种话语体系，两种精神，在这样的一部短片中碰撞了。而这样的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恰恰是陈凯歌、田壮壮这些第五代导演所熟悉的具有现代性的电影话语表达。其实，他们就是靠这起家的。

 “脱贫”的双重意味

同样为第五代所熟悉的，还有“大西北”。西部，对于第五代电影创作群体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可以说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发端于中国西北。“第五代”的第一部作品《一个和八个》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国西北的故事；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猎场札撒》也都是如此。

第五代导演所以喜欢讲述大西北的故事，根本上是因为黄河中上游的这片贫瘠土地，恰是中华文明、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它塑造了中国人的品格、精神，同时又是当代中国最为落后的地区，无论是经济还是思想意识。它承载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矛盾与苦难。

所以在这样一部主旋律的电影里，陈凯歌依然选择了《白昼流星》，选择了黄土地，选择了直面当今中国的问题，这是其他几部短片导演所不具备的勇气。尽管陈凯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借助黄土地去批判旧文化的劣根性，但是他借助大西北、黄土地的意象给人们另外一个思考：扶贫，扶的是什么贫？人们要摆脱的是什么贫？

“站起来，才能活下去”，这是短片中李叔多次提到的，也是这部短片最大的主题。但是如何让人站起来，靠什么让人站起来？才是短片所给予人们的思考。尽管囿于篇幅和大影片的主题，陈凯歌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深刻的分析，可是他依然给出了一个答案。

李叔和双胞胎在文化符号意义上是二元对立的，但是双方的走向是统一的、融合的，而不是对抗的、冲突的。李叔帮助这两个孩子，不是靠物质层面，而是靠教他们做事，是传授文化。片中没有讲述李叔育人教书，没有讲传授知识的过程，但是他所有的行为本身就是在对两个孩子进行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层面的“扶贫”。这背后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传承——“我在这儿当知青那会儿，到哪家不是这样吃饭啊”，李叔对自己的妻子说。

这显然是陈凯歌《孩子王》情结的一种延续。《孩子王》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而这部短片中，李叔所秉承的依然是“字典不要抄”。作为一位退休的官员，他不是“恩赐”于贫穷者以饭食，不是灌输于群氓者以“道理”，而是以自身的行为、信念去包容并感染年轻人，在尊重年轻人对自由向往的同时赋予“责任”二字——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责任，从而让边缘者重新回到社会之中，回到人群之中，回到人性之中。 

小偷与太空舱

在“延续”之中，陈凯歌也完成了对曾经的“第五代”某些思想的“否定”。

影片中用大量的镜头展现李叔和双胞胎骑马奔向太空舱。这个场景很容易让人想到田壮壮的《盗马贼》《猎场札撒》中奔马的意象，而这两部电影也都有“盗贼”的人物形象。彼时，在那两部电影里，“奔马”背后是自由精神的向往，是人性突破桎梏的渴望，“盗贼”则是挣扎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小人物，乃至于反社会人物的缩影。

无论是奔马还是盗马贼，与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是不可调和的。然而这部短片中，当号称给下个世纪的人拍电影的田壮壮，满腮银须，一脸沧桑，与两个年轻人策马烟尘，这样的“合流”是暮年第五代的妥协吗？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的话，这难道不是在说自由与发展，是国家与个人共同所追求的东西吗？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发展与自由，在根本上应该是一致的——国家之国性，与人之人性，根本上说应该是一致的。

仅就这个场景的展现可以说是陈凯歌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整体认识的一次“浓缩”体现。如果从《黄土地》《孩子王》来看陈，中国人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矛盾性以及国人自身的劣根性是难以修复或者弥合的，但这是他认识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对中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对个性与共性的认识，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坚韧的认识则体现在了《大阅兵》这部电影里。在《大阅兵》中，陈凯歌认识到了中国文化中个体与整体不是简单的对立或者对抗，不是简单的牺牲与被牺牲。二者之间是有着相融性。只是，后来对于《大阅兵》里所体现的思想和艺术探索，陈凯歌并没有再继续下去。

按照这个思路，就不难理解“太空舱落地”和这两个小孩之间的关系了。人们对太空的向往，从神话、幻想到假想、观察、实验以至于进入……人们从生活在地球到离开地球，这是人们对终极自由的想往的体现，是自由精神的终极体现。

在这部影片中，太空舱，既是物质的，也是体现的，而不表现它的升空，却展现它的落地，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这种象征隐喻：对灵魂的解放的追求、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对个体自由的追求，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层面，回到人类社会之中，回到具体的民族、国家之中，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追求，终究不是虚无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双胞胎因为太空舱而改邪归正，这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的，从影片叙事逻辑上说，二人是为李叔所影响的，太空舱落地只是情绪的爆发；但是从陈凯歌所表达的东西来说，这是一种情绪的激发，也是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所寻求的家、国情怀的激发。

这个设置的本身，是非物质的，而是精神层面的，更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太空舱落地”这部分的情景展现过于写实，这虽然是符合大影片本身的需要，但就短片而言，过于现实，模糊了影片的风格，增强现实意义的同时，削弱了其象征意义。 

陈凯歌的“落地"

坦率地说，从《霸王别姬》以后，陈凯歌的影片风格多样，无论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无论是小人物的命运素描，还是历史的宏大叙事，其背后的精英主义思想日趋严重。从对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审视，到对个人的品格的固守，最终走向了脱离现实、民族和社会的人性空谈，大部分影片更像是自我的映射、孤芳自赏，而缺少了大众认同以及具有普遍共识的人文探讨。

因此很多人质疑他以及他所属的那个代际的导演，是否还有驾驭当代人文理念的能力？其作品还能否真正的挖掘当下的时代主题？至少这部《白昼流星》短片使人们看到了陈凯歌的“落地”：探寻文化意义，探究人文价值，探讨人性，终究要回到现实，回到民众，回到具体的社会、国家、民族之中，回到现实的问题之中来。

艺术，不必都是现实主义，但是终究要从现实中来。也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发现和审视文化的时代性，并由此才能更好地认知它的延续性。

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凯歌的这部短片或许是他《霸王别姬》以后，最好的电影了。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满羿
编辑/弓立芳